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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什么都一笔勾销了。我们无法交谈下去。我们了不得的约会竟如此平淡无奇，似乎让她颇为吃惊。她圆溜溜的黑眼睛无所畏惧—在她的脑子没有纠结于有关我们俩的胡思乱想的时候，确实是无畏的—她先看看他的脸，再瞅瞅我的脸，又从我的脸看回到他的脸，好像什么地方隐藏着真相，她需要了解这个真相，却怎么也抓不住。
理查德和我之间的交流被切断了。我们劳心费力交谈的时候，眼睛会对视一下，却什么实质内容都没有。很快理查德就说他得走了，并且站了起来。凯瑟琳只好跟着起身，不情不愿的。她还抱有希望，说不定到最后会有关于生活或者爱或者什么方面的内情呢。
我们走到门口，夜幕已经降临，热闹的夜里熙熙攘攘，人头攒动。
在拖着凯瑟琳大步离开之前，理查德的眼睛终于得以和我进行交流：这实在是糟透了。
会议日。曾经是一周当中我最喜爱的日子，这个时候，深具《莉莉丝》精髓的一切人物都齐聚一堂，集中在那个因为开会而热闹起来的长形会议室里。有一段时期，每周一早上，你可以感受到一切在经过周末分散之后又如何凝聚起来，可以察觉到《莉莉丝》的脉搏跳动。各个部门的代表，人数是十二个或者十四个；背靠墙放着很多椅子，围在会议室四周的边缘，以便让每一个腾得出一两个小时的人都能进来开会。会议室敞开怀抱欢迎所有人，哪怕是最人微言轻的打字员。任何人都可以进言献计，带着创意主张有备而来。会议日就是创意日。有正式的议事日程作为框架，但实际情况是，整整三个小时当中，创意和能量汩汩涌现，并且全部记录保存下来，一点不落。会议上做记录的，曾经是菲丽丝……
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为什么不保持住？说来简单，查理呗，我知道，在《莉莉丝》级别稍微低一点的群体当中，他们把所有的不好都归咎于查理。但我还是很纳闷！难以辨别的苦痛，我觉得这似乎是一种时代精神的风貌。
我只是知道：这样的精神—不管它究竟是什么性质，一旦在机构中形成风气，你固然可以通过决议，到处发送提醒，但直到你脑筋伤透了，还是什么进展都没有。
周一复周一，我一直在提醒大家，《莉莉丝》向来鼓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要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之担当起责任来；请大家把《莉莉丝》当成是共同的事业；不问出处，请腾得出时间的同事都来听取议题并参与讨论。但这些日子以来，会议室四周的椅子始终空无人坐。每当进行到议程上的“新创意”这一议题，通常大家都是相互看看，说不定别人有什么好主意，然后心不在焉地信手乱涂，等着进入下一项议题。
今天只来了十个人—有史以来人数最少的一次。那三扇漂亮的高窗外面，九月已经绽放异彩，周围树木林立，满树的鸟儿喧嚣不已，天空蓝得耀眼。
长桌上，圣诞特刊四散摊开放着，各个版块都还没有整合起来。派对时间：奢华魅惑；封面：两只黑色的大眼睛，粉红色的嘴唇嘟起，扬起的黑色天鹅绒衬着飘落的雪花。一月和二月的期刊都还只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那沓纸上的轮廓草图而已，尽管为这两个月期刊准备的文章和照片已经在我们桌上了。在场的所有男士都脱掉了外套。吉尔的肩膀在类似背心裙的白丝带的衬托下，呈现光滑细嫩的棕褐色。查理穿着一件亚麻质地的乳白色长罩衫，颇有俄罗斯农民的风格，他朝我们每个人微笑。这时候，他的秘书和他一样充满母爱的光辉，给我们端上了茶。橙味白毫茶和白脱甜酥饼都那么香气扑鼻。这是办公室的笑话了—总体说来是个善意的笑话—大家说查理就算只是喝杯茶，也要营造氛围高调庆祝。递给你一碟蛋糕的时候，他亲切的微笑仿佛在说，请尽情享用我拥有的一切吧。
凡事都开展得很有效率，一团和气，众人的无动于衷起了润滑作用，议事日程上面的议题都不知不觉就溜过去了。决定已经做好了，事情都在进展之中，我们在会议上并不是要创新，而只是记录，这就是为什么一切都顺顺当当的原因。再说大家基本上都满不在乎。我看着那些在《莉莉丝》工作了多年的面孔，他们想必记得我们以前会议的情形。大家都彬彬有礼，但似乎只是坐等时间过去，直到可以回去继续工作。吉尔知道情况和以前不同了，尤其是最近，更加不一样。汉娜就不知道，马克也不知道，因为他们以前并不在这儿。查理恐怕从来都不会去注意什么变化不变化的。
然后我们谈到了这一项议题：新秘书人选的问题。查理和我的秘书都要离职了。收到的求职信中，有一些来自年轻的男性求职者。这牵涉到原则问题—于是会议室里突然有了生气。
制作部的亨利发号施令了。他很有革命主张，板着脸，一丝笑容都没有，至少对我们是这样，尽管我敢肯定，他对他的同志应该多少会有点笑容。他的衣着让人联想到军队；他理的平头跟黑色的板刷一样，并不是像吉尔她们那样一时兴起剪得只有一两英寸短以示最新潮流，而是故意要让人联想到监狱和游击队，或者很可能是恐怖分子，我可不觉得奇怪。
“我想给你们提个醒，”他说，“有《性别歧视法案》哦。”
“哦，老天，”查理很气馁，“可为什么呢？”
“我们这方面的政策是什么？”亨利追问道，将围坐在会议桌边上的一圈人逐个看过去，好让他的眼神和我们的交织到一起，他这手段肯定是从某本小册子上学来的：《如何掌控会议局势》。
“我想得有个政策制定出来，然后大家投票表决。”亨利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非要有什么政策不可，”查理说，“我们可以就事论事，根据能力绩效来解决嘛。”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政策。”汉娜说着，和亨利四目相对。他们在制作部共事过，我们听说两人的合作有时也有摩擦。
“我知道你的政策大概会是什么样。”亨利说。
“没错，积极的差别待遇，有利于女性的，”汉娜说，“这一行容得下女人，这样的行业可不多。”
我发现亨利就要定下某种规矩之类的了，于是便说：“我也是同样的观点。”
但这时候吉尔发表评论了，语气让人感到宽心，就是有时候她对待马克的那种口吻，往往是马克的革命原则造成了威胁，而她就本能地进行缓和，完全继承了她妈妈的风格。“哦，没错，我们应该有指导方针，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立场。”她朝马克看去，但马克倚靠着坐在椅子上，正全神贯注地拿他的毡头笔画小圆圈，红、蓝、绿各色都有，画在浅红色的卡纸文件夹上。他是如此专注，笔下的圆圈是那么精确，灵巧利索的动作是那么吸引人，我们都看呆了。
“在我看来，所谓的原则和政策都只会带来麻烦，没别的，”查理说，这下听起来真有点不高兴了，“我知道《莉莉丝》级别稍低层面的员工对原则和政策都很有意见，不过我压根儿不想知道具体情况。”
“我完全同意，”我说，两眼盯着马克的双手，但是话却是说给亨利听的，“你应该知道呀。你参加了楼下所有那些会议。”
“楼下没问题。”亨利说，脸上那一抹笑容，意思是说，他们又来了。
“哦，好吧，就算是整幢楼里大家的心态好了。”
“我们在休息室里开会。”亨利说，发自肺腑地笑了。每个人都笑了。
“就像我以前老说的，我觉得政治会议会酿成猜忌。大家本来相处得好好的，开完会以后，就变成敌对的了。”我说。
“或者是反过来。”马克说，笔下的图案越来越多。
“就算与会人员都变得团结一致，那没来开会的人也成为敌人了。”我说。
吉尔说：“我真搞不懂了，简。你甚至不能被称作反动。你反动到这份儿上，都得归入一个专门的类别了，你自己的类别。”我知道这些话其实并不是她自己的，而是马克的。
“把我也归到她那一类吧。”查理说。
“我相信我是给这么定了性的，”我说，“但每当我想到这个问题，就感到纳闷。《莉莉丝》给的工资报酬比任何一家同业对手都高。各方面条件来说都是好的，这一点工会也认同了。在我的领导下—我们的领导下—”
“哦，功劳你留着好了，简，”查理和颜悦色地说，“是你的领导，我们都很清楚。”
“—我们的政策是雇用年轻人。《莉莉丝》内部的平均年龄必须在三十岁以下。”
听到这里亨利点点头，但透出的讯息是，那并非问题的关键所在。
“所以，”我总结道，“所谓反动，并不是反动派的作为或者言论，倒是和某些抽象的原则有关。我可不相信有谁能轻易地给这些抽象原则下定义，哪怕是亨利也做不到。”
亨利露出讽刺的微笑，这么一笑是想说，她完全跑题了……不过她没有构成危害。
我说：“你们问我，我会不会收男秘书。如果这是争议的焦点，那我就收，前提是男秘书能和女孩子一样能干。我压根儿无所谓。”
“我有所谓，”查理说，“我不要男秘书。我想要个让人舒心的可爱姑娘，就像玛丽那样的，可惜她要离职去陪伴她幸运的丈夫了，他的幸运真是我的不幸呀。她得围着我转，讨我的欢心，给我安全感。我一直在读针对我这种男性雇主的批判报道，但恐怕我还真是那样的。”
他的满面笑容原本意在转移大家的批评，看来并不奏效：在场的男青年都小心翼翼，不让自己的目光撞上这个老巫士，不过他们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查理步步紧逼：“关键是，我喜欢女人。我觉得不管在哪个方面，女人都比男人好上千倍。”
“乖乖，真说得出口。”汉娜说，对查理的无可救药大吃一惊。
“我看很简单嘛，”我说，“我找个男秘书，查理找个女秘书。”
汉娜说：“简娜，你知道吗？迄今为止，这个问题已经在联合会讨论了好几个星期了。”
“嗯，刚刚解决了。”我说。
亨利说：“作为楼下联合会的代表，我该跟他们说什么？”
“在实际操作上，问题得到了解决；作为原则嘛，暂时搁置一边。”
“那么这个议题在下周一例会上还得继续。”亨利说。
“放到议事日程上好了，”我说，“不过我想说明一下。这项议题是唯一一个大家有兴趣参与讨论的，然而不管我们要的是男秘书还是女秘书，都不会对《莉莉丝》产生任何影响。我是说，都不会让杂志变好或变坏。”
听到这话，亨利瞥了我一眼，承认我言之有理。他甚至还点了点头，但他的视线又移开了，朝马克的劳动成果看去。
我们都看着马克竖起来展示给我们看的图案。
“那可以做成最精美绝伦的裙装布料。”查理说，突然来了劲儿，兴致勃勃的。
“我觉得本次会议可以结束了。”我宣布道，大家都站了起来。
我和吉尔、汉娜一道走到外面的办公室去，离开了其他人。
“如果我请一个星期假，你们觉得怎么样？”我问。
吉尔猛地向我转过身来，情绪之激烈，让我吃了一惊：“哦，简，千万别啊！”
“为什么不行？”
我看着汉娜—我们的调停人兼法官，她问我：“你是想丢下凯特一个人吗？”
“哦，简！”吉尔的情绪反应让我明白了，不管她是不是恨凯特，她满脑子都是对凯特的担心，完全昏了头，其实我早就应该预见到了。
“我不会离开伦敦，”我说，“如果你担心的是这个，吉尔。不说别的，有安妮呢。”
“哦，是她！”
“是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就请一个星期假不来上班，行吗？”
“可我们都那么忙。”吉尔抱怨说。从汉娜脸上，我看得出她同意了。
“很好。”我说。
“不管怎么说，”汉娜说，“有点事情做做，让你没心思多想，肯定对你比较好。”
整个下午我都在等着理查德打来电话，可他却没打。六点钟的时候，我上医院去看望安妮。她坐在椅子上，一看到我，她就说：“我想回家，他们为什么要把我留在这儿……”然后她开始说啊说，说个不停。
房间里另外三个女人都试图充耳不闻。其中一个人告诉我，安妮夜里大呼小叫，把护士喊过来，因为她不愿用按铃，直到他们给她吃了药，才让她闭嘴。
昨天听她们的说法，似乎她要在医院待上好几个星期；今天她们说会送她回家，这是因为她使得周围每个人都没法过活了。但是她在家可搞不定，她几乎无法行走。她一直在说：“可你们都会到我家里来看我啊，就跟平常一样。”原来，现在她把一个人在家的孤单和无聊都忘光了，家在她心目中俨然访客络绎，充满关爱的气息。等她在家了，她会说：“在医院里蛮好的，我没想离开呀。”因为她以前就搞过这一套。不管人在哪里，她都要发牢骚，要抱怨，搞得世界一片惨淡。
今晚我坐在那里，听她没完没了说个不停，强忍住猛一股要打她或使劲晃她好让她闭嘴的冲动，想想真是羞愧。我在想她的母亲，可怜的爱尔兰老太太，当时独自住在离霍尔本不远的一间简陋的房屋里，靠微薄的津贴过日子。老太太基本走不动了，天冷的时候，为了节省煤球，就成天待在床上。安妮现在想到母亲就痛悔不已，说她没有这一切，没有人跑进跑出给她送来饭菜，给她买东西—对那个老太太而言，这样的医院、安妮得到的这般照料简直是天方夜谭，离她的生活实在太远了，她根本就无法想象。她连个医生都没有，安妮说，老太太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