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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最贫困的生活使他们必须如此。帝国的农民时刻担心着他们没有力量抗拒所有的力量：扬着下巴的官员、行踪不定的土匪、说一不二的村霸和反复无常的气候。他们几乎从来没有类似“国家”或者“集体”的概念，因为只要交纳了赋税，“国家”和“集体”就把他们忘干净了。不管向他们收赋税的是什么人，帝国的农民不知道自己的皇帝是谁并不是笑话。土地极度辽阔和个体经营方式使帝国农民的松散程度曾经令许多外国学者感到不可思议。
19世纪末，帝国官员的数量和他们应该管理的人口数量不成比例，尽管帝国的上层衙门人浮于事结构臃肿，但是管理地方事务的基层官府编制却极其精练。帝国的近代史料中，常见有县、乡衙门称谓牌子的记载，而没有按时“上班”的官员的花名册。于是，帝国的许多农民一辈子也没见过任何一个政府官员。帝国的农民自己“管理”着自己。乡村里的富户们依仗财大气粗制定出的夹杂着风俗、神话和巫术的“乡规”，将帝国的农民禁锢在物质和精神极度贫瘠的狭窄空间之内。帝国农民的生存需求普遍维持在生命需要的最低点上，他们因此而成为世界上最勤俭最耐劳的种群。他们没有遗漏自然界中任何一种吃下去不会中毒死亡的东西，田野中的各种野菜、河沟里小手指大小的鱼、海滩上纽扣大小的贝类，全都是他们活下去的希望。枯草和小树枝被老人和妇女小心地拾起来当做燃料，收割庄稼的时候，孩子们几乎趴在地上将散落的粮食颗粒拾起。中国的烹调技术是世界一流的，但是对于帝国的农民而言，是肚子而不是口味决定着他们吃什么，他们甚至不能奢望吃饱。
帝国大厦的地基是流沙。因为帝国最广大的农民世代依靠着最偶然、最渺茫、最不定的因素生存着，那就是：地里的庄稼长势如何。所以，任何一个异常因素的影响——雨下少了，风刮大了，虫子多了，兵荒马乱了——这个庞大的帝国便会摇摇欲坠。
尽管中华帝国的疆土横跨地球上最适于耕种的气候带，但大自然却似乎从来没有格外关照过这个人口最多、最需要粮食的国家。帝国农民敬仰的老天爷在管理天气上和这个帝国政府执行其职能一样，常常一塌糊涂。
帝国的晚期，好像要验证中国人一直相信的关于朝代没落同“天象凶险”有关的观念一样，自然灾害中的水、旱、风、虫、疫、霜、雪、火接二连三地降临了。晚清后50年里，仅见于官方记载的受灾地域就闭达18111万州县次，具体到一个省，如直隶，受灾的村庄达到20万个。在所有的灾害中，以水、旱两灾最为严重。晚清后50年里，中国全国发生水灾达236次，海河流域涉及的受灾地域达3237州县次，每年平均有40个州县淹没在浑浊的洪水里。长江流域也连年洪水泛滥。而“华夏水患，黄河为大”，流经中华帝国腹部的黄河，是这个星球上最古怪的河流。它是哺育世界上最早的人类文明的摇篮，同时也是扼杀人类生命的最凶残的凶手。它那独一无二的金黄色河水冲击出太平洋西岸的大平原后，两岸脆弱的河堤因抵挡不住年年抬升的汹涌河水而一次又一次地溃决。晚清末期，这条大河平均两年便大规模决口一次，有的年份一年决口数次。开封西北三十里堡黄河堤防的一次决口瞬间便把偌大的一座城市全部淹没，数百万人失去生命。1898年6月，黄河在山东东阿县决口，附近的数县一片汪洋。山东巡抚张汝梅奏称：“本年黄河水之大，雨水之多，为数十年未有，而灾情之重，灾区之广，亦为近数十年所罕见。”（《文史知识》2000年第9期，总第231期，中华书局，第17页。）
然而，对19世纪末帝国农民的生存威胁最大的还是旱灾。那一段时间，全国连续发生的大旱达140次，就连湖泊纵横、河流密布的帝国的南方也频频告急：江山县大旱，河流枯竭；镇海县大旱，舟楫不通；萧山县大旱，河床裸露；镇河县大旱，稼禾尽焦；四川连续发生“壬寅大旱”和“甲辰大旱”，遍地饿殍，惨绝人寰。更严重的旱灾发生在帝国的北方，涉及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受灾面积之广、灾民数量之多世所罕见。河南“自春至夏，雨泽逾期，旱象日见”，山东“夏季歉收，秋稼未登”。山西无处不旱，“待赈饥民逾六百万之众”。陕西渭河流域40个县受灾，“死亡枕藉”。
靠天维生的帝国农民的生命极其脆弱，天若数月不下雨，他们就大批死亡，如同野草。晚清最后几十年因为天灾死亡的农民的数字无从查考，但绝对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因为仅据有关史料的记载就可以看出一个大概：山东、陕西水灾和浙江地震，死亡28万人；直隶水灾以及河北大水、甘肃大旱，死亡1500万人；黄河决口、蝗灾波及河北、山东、河南和湖北，死亡800万人安徽、陕西、山东旱灾，死亡1000万人以上。光绪“丁丑奇荒”中，仅山西一省就死亡500多万人，这个数字占该省总人口的1/3。
没有死的帝国农民开始了大规模的逃亡。山东黄尘滚滚的土道上，河南荒芜的田野上和河北干涸的河床边，数百万流民在绝望中行走。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孩童啼哭，成人无泪。为了生存，人人相食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一家食过小孩数个者，有一人食过九个人肉亦自死者”。面对如此铺天盖地的灾难，帝国政府通常的赈灾办法是设立“粥厂”。北京六门外的“粥厂”调拨官仓大米15万石。但是，在帝国的国土上依旧有越来越多的灾民饿死在城墙之下、荒野之中。对于上千万的灾民来讲，“粥厂”无异于杯水车薪。帝国政府害怕发生“民变”，于是禁止流民流动。清代学者俞樾的《流民歌》云：“不生不死流民来，流民既来何时回？欲归不可田无菜，欲留不得官吏催。今日州，明日府，千风万雨，不借一庑。生者前引，死者臭腐。吁嗟乎！流民何处是乐土。”（（清）俞樾《流民歌》，转引自《晚清遗影》，孙燕京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180页。）
摆在濒临饿死的帝国农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等待死亡和铤而走险。
聚集在黄河两岸这个帝国北方人口最密集的耕作区里的农民，皮肤颜色与那条大河一样，性格特征也和那条大河一样。
19世纪的最后一年，鲁苏豫皖交界地区饥民万千成群，鲁南十余万饥民向苏皖流徙，然后又流回原籍。从山东曹县流动到开封的饥民被遣送回乡的有7万之众。河南虞城童振青带头闹事，安徽涡阳刘疙瘩、牛世修也带头闹了，这是走投无路的帝国农民铤而走险的信号。
朝廷立即传电指示江南、安徽、山东、河南和直隶五省迅速调遣兵力，“合力剿办”。而那支已经被帝国平原县令蒋楷率领的官军打散了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此时又重新纠集起队伍，而且队伍还是最庞大的。当官军出动与这些造反的农民接火的时候，他们惊异地发现自己立即陷入了一种不知所措的境地：这些造反的农民所做的最激烈的事情是毁坏教堂、追杀外国传教士和入洋人教会的中国教民。他们的口号竟然是充满“爱国精神”的字眼儿：“扶清灭洋”——饥饿的帝国农民们标榜他们是来“保卫帝国一统江山”的。而更让官军们尴尬的是，在这些农民高举着的代表义和团的红色旗帜中，居然醒目地飘扬着一面明黄色的巨大帅旗，上面赫然写着一个大字：“毓”。
明黄色，帝国皇家的专用色彩。
“毓”，山东巡抚毓贤的权力标志。
毓贤，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颇有争议的帝国官员，他的政治生涯只有短短的两年，但他从小小的曹州知县开始，最后竟成为世界闻名的“祸首”。虽然他的名字在帝国历史中几乎转瞬即逝，但其暂短的官员生涯轨迹足可以成为一本涵盖中国近代民族性格和民族特征的大书——他是帝国官员中极端理想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为人处世极端干练又极端愚蠢。
毓贤在曹县当县令的时候是个有名的贤吏，不贪污，不受贿，“勤政事”，“励操守”。但他同时又是一个“酷吏”，行刑严酷，杀起人来表情平静自然。他最著名的行为是“为拳匪张目”。——可以说，他是在整个帝国内第一个明确支持义和团的官员。1899年，他接替张汝梅继任山东巡抚，此时正是义和团发轫之时。他痛恨外国势力支持下的教会“恃势横行”，就从袒护反洋教的义和团开始，进而成为坚定的“灭洋教即是灭洋人”的官员。《凌霄一士随笔》中说他“其心则不无可谅，不学无术害之也”。但是，在帝国，哪怕是县令一级的官吏，必是饱读诗书之人，在学识上和帝国的农民们比，毓贤可谓“大知识分子”了，说他“不学无术”是站在后人角度上的评价。而在当时，也许正是他的“学问”使他更深刻地看到了西方的宗教势力对帝国政权稳固的威胁，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与帝国的饥民站在了同一立场上。后来帝国的官方史册把他列为“祸国殃民”之列，除了外国势力对他的攻击外，他的行为客观上确实把帝国推入了无边的苦难之中。《清史·本传》中记载毓贤的“罪行”为：“护大刀会尤力。匪首朱红灯构乱，倡言灭教，自称义和拳，毓贤为更名为‘团’，建旗帜皆署‘毓’字。教士乞保护，置勿问，匪浸炽。法使诘总署，乃征还。”——大刀会，兴起于山东的另一个农民帮会组织，是发起义和团的几个农民帮会组织中的一个。帝国的一省大员支持蜂拥而起的饥民们，甚至帮助饥民把“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实乃帝国历史中罕见。毓贤很快被革职的原因，是法国人为帝国居然有这样的官员而“责问”了帝国的“外交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毓贤被革职后，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妥，于是来到北京，奔走于各个皇亲贵族政府要员的府邸，大肆为已经形成造反规模的饥民们宣传。他宣传的重点是“拳民神助”，说那些杀洋教士的农民个个有神仙般的“法术”，而得到了“神”帮助的事情绝对是符合帝国利益的。事后证明，当时接受了他的宣传的帝国大员为数不少，而他们都能对帝国历史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当帝国政府“需要”义和团的时候，毓贤作为慈禧太后的得力干将被重新任命为山西巡抚。结果是，他在山东没有来得及干的事在山西很快就显出政绩了：他把山西境内的外国传教士，连同他们的家眷、孩子以及大部分中国教民，统统杀了。
当平原县令蒋楷开始逃跑又由于官军的增援又杀回来的时候，朱红灯跑了，据说是坐着轿子跑的。朱红灯，这个义和团初期的首领，在饥民中威风凛凛。他身披红衣，出门坐轿，前呼后拥——皇帝般的架势是帝国历史上所有造反农民首领的共同特征。朱红灯说：“天下义和团命令你们某月某日到某地，不遵者砍头。”所有的饥民就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但是，他在战斗中跑了，和以后义和团经历的所有严酷的战斗一样，死亡的全是普通的团民。在跑了的朱红灯和义和团团员们开始绝望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传来了：那个叫做毓贤的巡抚，把追杀他们的县令蒋楷和军官袁世敦撤职了。朝廷的谕旨是：
山东平原民教构衅，知县蒋楷办事谬妄，即行革职。营官袁世敦行为孟浪，纵勇扰民，一并革职。（《山东义和团案调查资料选编》，转引自《最后的神话》，张建伟著，作家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171页。）
虽然这仅仅是一个罢免县级官吏的普通文件，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个看似普通的文件，却影响了以后帝国的整个历史。
既然那个叫做毓贤的政府大员支持他们，那么，他们就是这个大员的“部下”了。于是，黄色的“毓”字旗在滚滚黄尘中飘扬在了帝国北方干裂的土地上。在长清和荏平，饥民们杀了外国天主教神父，对教民所在的村庄进行了大规模的捣毁。在博平，他们一口气洗劫了四个村庄的教民。在荏平县，饥民们烧了张庄，抢走了教民的全部财产。
帝国的农民是不会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界线”的，更何况世代备受压迫的他们自古就有一旦群而起之就有胆量为天下所罕闻之事的习惯。
朱红灯们的捣毁对象很快就开始蔓延。义和团们需要银子、粮食和其他财物，贫困者的队伍不断扩大，劫走教民和教堂的财物已不能满足生存与行动的需求。有史料证明，仅仅在一个月之内，打着“毓”字大旗的朱红灯们平均每天抢劫三个村庄。银钱、粮食、棉花、衣物、大车、牲畜等均在他们需要之列。
义和团，这些饥饿的帝国农民瞬间就已经不再是农民了。
1899年年底的一天，对财物的分配不均终于导致了义和团的内讧。朱红灯和其他两个首领争吵，团员们和所有的首领们争吵。在神拳们的一片“杀”声中，朱红灯独自逃亡了。虽然他在逃亡时脱下了义和团的“官服”，并且潜入了夜色中的田野，但还是被义和团团员们抓住了——帝国的农民即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也一样熟悉他们的土地。另外两个首领也被义和团团员们“送了官”。12月24日，朱红灯等三个义和团首领被押往山东省城济南，当日就被砍了头。
这时的山东巡抚是袁世凯。
袁世凯，这个已经在“戊戌政变”中进入了帝国历史的人物，继毓贤后出任山东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