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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布满，加以同类洋船丛集，安知不交通生事？乞饬早为禁绝，毋使滋蔓。”官员们的上疏有中国人和外来宗教格格不入的原因，而且还与外国传教士参与了中国宫廷里的政治阴谋有关。葡萄牙传教士穆经远就卷入了康熙末年皇子夺位之争，他毫不犹豫地支持了雍正的政敌，同时，其他的外国传教士暗地里支持了雍正的另一个政敌。于是，1723年，即位的雍正皇帝正式下令驱逐洋教徒，将各省传教士遣送澳门或“暂令在天主教堂居住，不许外出行教，亦不许百姓入教”，“其天主教堂改为别用。”——教堂被改成了祠堂和粮仓。已经入教的中国教民被勒令弃教。到了乾隆四十九年，即1784年，中国皇帝下令对全国的传教士进行大搜捕，于是，在中国传教的外国传教士一时间都成了“游击队员”，他们在帝国政府的严厉打击中，靠着坚定的信仰“赖”在中国就是不走，继续从事秘密传教活动。不时有传教士被抓到并且被处决的消息传出，这些事件在嘉庆年间发展得最为严重，被西方宗教史称之为“中国教难”。在帝国政府的捕杀下，外国传教士们仍“凛然”地传播着“上帝福音”，至1840年时，中国的天主教徒已经有30万人之众——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中国最偏僻地区中最贫苦的农民。
不可否认的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其中有传播现代科学知识的内容，对推动中国现代文化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的第一家翻译出版机构，就是由英国传教士麦度恩在上海设立的“墨海书馆”，翻译出版的书籍中除了宗教书籍外，还有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如1853年出版的《数学启蒙》、1855年出版的《博物新编》，这些书籍在中国中下层知识分子中产生过极大的影响。时人有诗云：“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遍宇内传。”中国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也是由英国传教士创办的，而传教士们在中国国内出版发行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是《蜜蜂华报》。中文报刊的主要阅读对象是中国人，其内容多为宣传宗教教义，但同样也大量介绍着西方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传教士们为了在中国广泛传教，还特别注意对上层官员的靠近，大量翻译了西方诸如“兵工学”等实用技术著作，对推动后来中国的“洋务运动”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许多学堂，这些被中国人称之为“教会学堂”的教育机构学费异常低廉，甚至免费吸收大批中国的穷苦孩子，中国现代的许多知名人士都曾就读于教会学堂。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很多医院，这是在中国最受欢迎和最受争议的举动。教会医院以免费就诊的实惠和西医的惊人疗效，在极度缺乏医疗条件和技术的中国逐渐被国人接受。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设的医院以治疗白内障而名声大噪。传教士们还开设了不少社会慈善机构，比如孤儿院、养老院等等。无论是设立教育机构还是医疗慈善机构，除了“帮助他人”的宗教情绪之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和中国人拉近距离，达到发展中国教徒以及符合本国其他利益的最终结果。这一点，传教士们并不掩饰，美国传教士伯驾曾经在他创办的“中华医药传教会”的宣言中明确地说：
本会的宗旨……是要鼓励在中国人之间行医，并将赐予我们的科学、病例调查和不断鼓舞我们的发明等有益的知识提供一部分给他们分享……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将有助于推倒偏见和长期以来所抱的民族情绪的隔墙，并以此教育中国人，他们所歧视的人们是有能力和愿意成为他们的恩人的……我们称呼我们是一个传教会，因为我们确信它一定会推进传教事业……利用这样的一个代理机构，就可铺更高处的道路，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和尊重，它有助于把我们同中国的贸易及其一切来往置于更向往得到的地位上，也可为输入科学和宗教打开通道。（《中国丛报》1838年5月）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华帝国的失败结束，这是外国势力依靠大炮打开中华帝国大门的一年。从此，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又一次公开并且合法化了，因为，标志着战争结束的条约中明确写有这样一条：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
据说，这一条本来是“允许外国传教士在开放口岸自由传教”，但是，形成正式文本的时候，中国官员们发现“开放口岸”改成了“中国内地”。这是翻译人员做的手脚，在和洋人谈判的时候，在帝国官员和洋人之间担任翻译的都是传教士——也只能是传教士。
来到中国执行“上帝旨意”的外国传教士们把在这块土地上传教的种种困难都想到了，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现实：绝大部分中国人在他们生存的深层意识中根本不需要耶稣和天主。西方的宗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思维定势风马牛不相及。更令中国人气愤的是，在外国洋枪洋炮林立中国海岸的背景下，对中国道德伦理一知半解的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的地方事务中逐渐拥有了相当的特权：他们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他们在中国土地上触犯了法律，只有他们的“领事”才有权“按照他们的法律”进行处理。对中国国情不甚了解的外国传教士很快就学会了中国的等级制度，他们和帝国的官员一样也分成若干等级，开始与帝国的官员们平起平坐。教会中的主教官职相当帝国中的一品大员，与总督和巡抚平级；副主教与帝国的司、道平级，神父和牧师与帝国的知府、知县平级。这样，教会实际上成为并列于帝国各级政权权力机构的另一个“政府”。中国百姓即使见了知县这样的地方小官也要跪下磕头，而自从有了传教士，中国百姓见了外国传教士和他们的妻子，同样也要磕头，因为主教或者神甫的妻子按照“级别”规定是一品大员和一品夫人，同样坐的是中国轿夫抬的轿子。
有特权的传教士们大量地插手帝国地方事物的管理，干涉法律的实施，包揽官司的判别，利用特权强行霸占土地……教会如此蛮横，那么，入了西方教会的中国教民们便不再是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了。于是，从那时起，中国史书上开始频繁地出现一个血淋淋的词汇：教案。
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帝国内的教案就发生了，起因是英国传教士违反“不得越界活动”的约定，跑到江苏去传教去了，结果在渡河的时候，与中国漕船的水手发生冲突，被当地的帝国官员护送回教堂。这本来是一件小事，但是，英方抓住机会大做文章，要求必须“惩办凶手”，如果帝国政府不答应，就“不惜发动一场战争”——英国军舰奉命扣留了1400艘中国商船。结果，帝国政府妥协，将江苏地方官员“革职”，漕船上的10名中国水手“枷号示众”，其中两名“主犯”被判以流放。
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的屈辱使中国普通民众与西方教会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以致全国各地酿成数起大规模的“教案”：贵州的一个法国传教士以及八个中国教徒被杀；广西桂平的非教徒与教徒发生冲突，中国人将教堂烧毁；重庆因传教士强占土地修建教堂，结果全市商人罢市，学生罢考，美、英、法教堂洋房被烧毁；山西的一个传教士不允许当地教民出资参加演戏酬神活动，破坏了当地的传统习俗，结果导致大规模的冲突，山西巡抚给皇上的奏折中说：“奉教者依持教众，欺负良民。而不奉教者亦轻视教民，不肯相下。”扬州的一家外国传教士办的育婴堂发生大批中国婴儿死亡的事件，导致万名中国百姓围攻教堂，他们对传教士的痛恨几近不共戴天。
发生于1870年的“天津教案”引发的后果最为严重。起因是天津发生一起诱拐儿童事件，牵扯到法国教堂。当地传说外国传教士残害中国儿童，把中国婴儿“剜眼掏心”，制成药材，甚至传说教堂里有整整一坛子儿童的眼睛。在双方各执一词的争辩中，外国人开枪打伤了中国群众，结果大批中国人拥入教堂，杀死20多名外国人，烧毁多处洋人住所。其实，关于传教士用中国婴儿制造药材的说法纯属流言，而一些中国的地痞流氓入了洋教后恃洋人为后台为非作歹伤害平民的事实是真。“天津教案”的结局依旧是帝国官方的妥协：15名中国人被处以死刑，21人充军，天津知府、知县等官员被发配黑龙江，帝国政府赔偿外国人白银46万两。
从此，关于外国传教士的魔鬼行径在中国越传越广。为此，曾国藩曾在给朝廷上一份奏折专门“辟谣”：
臣等伏查此案起衅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牵涉教堂，并有挖眼剖心，作为药材等语，遂致积疑生忿，激成大变。……惟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贴，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厥后各处案虽议结，总未将檄文揭贴虚实辨明白。此次应查挖眼剖心，竟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其事。（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二《曾文正公奏天津教案答□□□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上册第152～154页。）
帝国重臣的一纸奏折抵挡不住中国众多张嘴传来传去。“天津教案”之后，各地教案不但频发，而且往往造成大规模的流血，中国人称之为“闹教”。仅摘当时《申报》数条新闻题目便可见“闹教”形势之一斑：《闹教之案次第而兴，如芜湖，如安庆，如金陵》，《今年教堂滋闹之事层见迭出》，《闹教一案，蔓延长江一带，更延及内地》，《房屋财产悉付劫灰，更有伤毙人命之事，历来有闹教之案，从无此烈》。
一张匿名的“告示”出现在江西各地，名为《扑灭异端邪教公启》，令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无不心惊胆战：
江西阖省士民耆庶，为公立议约事：照得外夷和议，愿为通商牟利，我天朝皇帝，念其奔走跋涉，曲允其请，以示怀柔远人之意。乃有奸民罗安当、方安之（注：前者为法国传教士，后者为中国教民。）倡行邪教，煽惑愚民，甚至采生折割，奸淫妇女，锢蔽幼童，行踪诡秘，殊感痛憾。本年二月，经阖省义民，齐心拆毁天主教堂，泄我公愤。正欲诛殛罗、方两贼，惜彼先期逃遁。近闻他赴京控诉，怂恿他国领事官来文，胆敢问我抚台大人，要赔还银七万两……为此遍告同人，共伸义愤。倘该国教士胆敢来江蛊惑，我等居民，数十百万，振臂一呼，同声响应，锄头扁担尽做利兵，白叟黄童悉成劲旅。务将该邪教斩除净尽，不留遗孽，杀死一个，偿尔一命。杀死十个，偿尔十命。其有中国人投习彼教者，经各乡族长查出，不必禀官，共同处死，以为不敬祖宗甘心从逆者戒。（《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34～35页。）
如此同仇敌忾的文字所描绘的连同老人孩子在内的帝国农民们高举着各种农具漫山遍野杀来的景象，预示着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们距离灭顶之灾已经为期不远了。
3、肚子里的气和云彩里的雨
义和团乩语：
神助拳，义和团，
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自信天，
不信神，忘祖仙。
男五伦，女行奸，
鬼孩俱是子母产。
如不信，仔细观，
鬼子眼球俱发蓝。
天无雨，地焦干，
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发怒，仙发怨，
一同下山把道传。
非是邪，非白莲，
念咒语，法真言，
升黄表，敬香烟，
请下各洞诸神仙。
仙出洞，神下山，
附着人体把拳传。
兵法艺，都学会，
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路，拔线杆，
紧急毁坏火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
英美德俄尽消然。
洋鬼子，尽除完，
大清一统靖江山。
（《义和团乩语·其一》，载《义和团史料》。）
洋人们认为，汉语中有一个字最难解释明白，英语将其委婉地翻译为“愤怒的物质”——这个汉字就是“生气”、“气愤”或者“气概”的“气”。
帝国农民的肚子里充满了“气”。他们同时认为，他们的“神”的肚子里同样也充满了“气”。尽管没有一个帝国的农民能够清楚地说出他们的“神”是谁或者是什么。
说帝国的“神”发怒了，不如说是帝国的农民发怒了。帝国的农民就是威力巨大的中国“神”。
农民问题是帝国一切问题的要害。中华帝国从它开始成为一个国家时起，就始终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千百年来，无论马力多么大的蒸汽机都改变不了中国的这个现实，原因很简单，在这个拥有着世界上最庞大人口的帝国内，90％以上的人口是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如果说这个体积巨大的帝国是一座结构复杂的建筑物，帝国的农民就是这座建筑物的地基。
但是，这个地基是一层松散的沙土层。
广袤的帝国土地上遍布着农民的村落。平原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贫瘠的崇山峻岭中细碎的梯田，光脊梁的壮年、树阴下的老人、石磨边的女人，肮脏简陋的农舍里昏暗之处因为饥饿而啼哭的孩子，即使春天有牵牛花开放，花阴下窝着的狗依旧无精打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千百年来帝国村落的景色不变。
帝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认真计较的人，也是最提心吊胆的人，他们可以为了一根干枯的庄稼秆而争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