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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去了。
伊凡·伊里奇私邸的大门旁，停着一辆轿式马车和两辆普通的出租马车。楼下前厅的衣帽架旁，靠墙放着一个覆盖着锦缎的棺盖，棺盖的四周还饰有璎珞和刷了金粉的绸带。两位身穿丧服的太太正在脱皮大衣。一位是伊凡·伊里奇的妹妹，彼得·伊凡诺维奇认识她，另一位太太他不认识。彼得·伊凡诺维奇的同僚施瓦尔茨正好从楼上下来，他在楼梯上看见彼得·伊凡诺维奇走进来，就站住了，对他眨了眨眼睛，仿佛是说：“伊凡·伊里奇安排得也太蠢了；如果换了阁下或是我，就完全不是这样了。”
施瓦尔茨的蓄着英国式连鬓胡子的脸和他那穿着燕尾服的修长的身材，像平常一样，具有一种高雅的庄重，这种庄重与施瓦尔茨轻浮的性格正相矛盾，可是此时此刻，却具有特别的意味。彼得·伊凡诺维奇这样想着。
彼得·伊凡诺维奇让女士们先走，他跟在她们后面慢慢地向楼梯走去。施瓦尔茨也就停住了脚步，不下楼了。彼得·伊凡诺维奇明白他的用意：显然，施瓦尔茨想跟他商量今天到哪儿打牌。两位太太上了楼，去看望死者的遗孀，施瓦尔茨则严肃地抿紧嘴唇，对彼得·伊凡诺维奇使了个调皮的眼色，扬了扬眉毛，示意他向右到停放死者的房间里去。
彼得·伊凡诺维奇走了进去，但他却不知道他该做些什么，平时他也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他只知道，在这样的场合画个十字总是不错的。然而，画十字的时候要不要鞠躬，他却不太清楚，因此他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走进房间后，他一边画着十字，一边微微地弯着腰，仿佛是在鞠躬。同时，随着手臂和脑袋的动作，他打量了一下整个房间。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个是中学生，大概是伊凡·伊里奇的侄子，正一面画着十字，一面退出房间。一个老妇人一动也不动地站着。一位太太奇怪地扬起眉毛，正对她低声地说着什么。一个穿常礼服、神完气足、态度坚定的教士正以排除一切干扰的神态大声地诵读着什么。一名专门干杂活的男佣格拉西姆，轻手轻脚地走过彼得·伊凡诺维奇面前，往地板上撒着什么。一看见这个，彼得·伊凡诺维奇立刻就闻到了一种轻微的尸体腐烂的臭味。最后一次来看望伊凡·伊里奇时，彼得·伊凡诺维奇在书房里见过这个男佣，当时他正干着护理病人的工作，而且伊凡·伊里奇特别喜欢他。彼得·伊凡诺维奇不停地画着十字，对着棺材、教士和放在墙角桌子上的神像这三者之间的某一个方向微微地鞠着躬。然后，他觉得用手画十字的动作已经做得太久了，便停了下来，开始打量死者。
如同躺着的死人一向给人的感觉那样，死者躺在那儿，显得特别重。他的僵硬的躯体死气沉沉地陷进棺材中的垫子里，总是朝前弯着的脑袋被放在枕头上，蜡黄的前额如同所有的死人那样朝前突着，塌陷下去的鬓角秃秃的，鼻子高耸着，仿佛是被硬装在上嘴唇上面似的。自从彼得·伊凡诺维奇上次看见他以来，他变了不少，变得更瘦了，但是像所有的死人一样，他的脸变得比活着的时候漂亮了些，主要是显得更庄重了。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凡是该做的事他都做了，而且做得很对。此外，在这表情中还有一种对活人的责难和告诫。在彼得·伊凡诺维奇看来，这种告诫是不合适的，至少是与他无关的。不知为什么他觉得有点儿不快，便再次匆匆地画了个十字（他觉得画得太匆忙了，匆忙得有点失礼），转身向门口走去。施瓦尔茨正叉着双腿，两手在背后盘弄着他的大礼帽，在外屋等他。一看到施瓦尔茨那诙谐、整洁、高雅的仪表，就使彼得·伊凡诺维奇的精神为之一振。彼得·伊凡诺维奇心里清楚，他施瓦尔茨超然于这一切之上，一点也不感到有什么压抑不快。他的那副表情仿佛在说：伊凡·伊里奇的丧事决不能成为一个来破坏他们聚会打牌的规矩的充足理由，也就是说，任何事情都不能妨碍他们在今晚，当仆人把四支没点过的蜡烛摆好时，摊开纸牌，玩儿一阵。总之，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这件丧事会妨碍他们愉快地度过今天的夜晚。他把这个想法低声地告诉了从他身边走过的彼得·伊凡诺维奇，建议在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家里聚会打牌。但是，看来彼得·伊凡诺维奇今晚是注定打不成牌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是一个身材不高的胖女人，尽管她竭力想使身材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但她的肩膀以下还是不断加宽，她穿一身黑色的丧服，头上扎着花边，跟那位站在灵柩对面的太太一样奇怪地扬起眉毛，她与别的太太一起从自己的内室里走出来，把她们送到停放死者的房间门口，说：
“马上就要进行安魂祈祷了，请进去吧。”
施瓦尔茨模棱两可地鞠了个躬，站住了，显然，他既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也没有拒绝这个建议。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认出了彼得·伊凡诺维奇，叹了口气，走到他身边，握住他的一只手，说：
“我知道，您是伊凡·伊里奇的好朋友……”她看了看他，等待他对这话做出相应的动作。
彼得·伊凡诺维奇知道，正如他在那边必须画十字一样，此刻他就应当握一下她的手，并且叹口气，说：“请相信我！”于是他便这样做了。做完以后，他觉得效果正如他所期望的：他感动了，她也感动了。
“咱们走，趁那边还没开始，我想和您谈一会儿。”她说，“请把您的手给我。”
彼得·伊凡诺维奇把胳膊伸给她，他们便朝里面走去。当他们经过施瓦尔茨身边的时候，施瓦尔茨向他忧伤地眨了眨眼：“打牌的事这下吹了！请别见怪，我们只能另找牌友了。等你脱身出来以后，我们五个人打也行的。”他那玩世不恭的眼神似乎在这样说。
彼得·伊凡诺维奇更深更伤心地叹了口气，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感激地挽紧他的胳膊。他们走进了她家的客厅，客厅的四壁上贴着玫瑰色的厚重的壁布，灯光昏暗，他们在桌边坐下：她坐在沙发上，彼得·伊凡诺维奇则坐在一张弹簧已坏、一坐就高低不平地塌陷下去的矮矮的软凳上。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本想叫他坐在另一张凳子上的，但她发现这样的建议与她现在的处境不相称，便打消了这个想法。在这张软凳上坐下的时候，彼得·伊凡诺维奇不由得想起伊凡·伊里奇是怎样布置这个客厅的，他还跟他商量过关于这种印有绿色叶子的玫瑰色壁布的事。死者的遗孀从桌边（整个客厅几乎摆满了家具和各种小摆设）走过，想坐到沙发上去的时候，她的黑披肩的黑色花边被桌子的雕花钩住了。彼得·伊凡诺维奇站起身，想替她解开，他身子下面的软凳获得了解放，开始波动，把他推了起来。这时，这位遗孀已经自己把花边解开了，于是，彼得·伊凡诺维奇又重新坐下，压住了那张正在骚动的软凳。但是，这位遗孀并没有把花边完全解开，因此，彼得·伊凡诺维奇又一次站起来，软凳又一次开始骚动，甚至还“吱呀”地叫了一声。当这一切都结束以后，她便掏出一块干净的麻纱手帕，哭了起来。由于花边的插曲和与软凳的斗争，彼得·伊凡诺维奇的感情冷静了不少，他坐在那儿，双眉紧锁。恰好伊凡·伊里奇的听差索科洛夫走进来，打破了这个僵局，他报告说，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选中的那块坟地要二百卢布。她停止了哭泣，用受害者的神态看了彼得·伊凡诺维奇一眼，用法语说她的境况十分困难。彼得·伊凡诺维奇没说话，只做了个姿势，表示他完全相信，不可能不是这样。
“请抽烟吧。”她用豁达同时又很悲痛的声音说，接着便同索科洛夫谈起了那块坟地的价钱问题。彼得·伊凡诺维奇一边点烟，一边听见她非常详细地询问坟地的各种价格，然后把她选中的那一块确定了下来。谈完了坟地的事以后，她又对唱诗班的事吩咐了几句。索科洛夫便出去了。
“一切全要我亲自过问。”她对彼得·伊凡诺维奇说，把放在桌上的相片册移到旁边。接着，她又发现烟灰正在威胁着桌子，便又连忙把烟灰缸推到彼得·伊凡诺维奇面前，然后说：“如果硬说我由于悲痛而不能照料这些实际事务，那是作假。相反，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虽然不能给我安慰，但却能使我暂时不去想我的痛苦，那就是为他的后事操心。”她又掏出手帕，好像要哭，但她忽然又振作起来，仿佛是强忍住悲痛，开始平静地说：
“我有件事想跟您谈谈。”
彼得·伊凡诺维奇点点头，他小心在意，没让软凳里的弹簧发生骚动，因为他刚一动作，那些弹簧就在他屁股底下动弹起来。
“最后几天他极其痛苦。”
“非常痛苦吗？”彼得·伊凡诺维奇问。
“哎呀，痛苦极了！最后几小时，而不是最后几分钟，他不停地喊叫。连续三天三夜，他直着喉咙不停地喊叫。这真叫人受不了。我不明白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隔着三道门都能听得见，哎呀，我受了多大的罪啊！”
“难道他当时神志还清楚吗？”彼得·伊凡诺维奇问。
“是的，”她低声地说，“直到最后一分钟。他在临死前一刻钟才跟我们诀别，还请我们把沃洛佳领出去。”
彼得·伊凡诺维奇跟死者是那么熟悉，死者曾经是一个快乐的男孩，后来与他一同上学，长大成人，并且是牌友。尽管他不愉快地意识到他自己和这个女人都在装腔作势，但一想到死者的痛苦，他还是不寒而栗。他仿佛又看见了那个前额，那个紧压在嘴唇上的鼻子，他开始为自己感到害怕。
“三天三夜可怕的痛苦，然后是死。要知道，这样的事对我来说，也随时可能发生，现在就可能发生。”他这样想着，立刻就感到一阵恐惧。但马上，他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一个习惯的想法跑来帮了他的忙：这事是发生在伊凡·伊里奇身上，而不是发生在他身上，他是不应该发生、也决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的。如果他总是想着这一点，他就会情绪低落，而这是不应该的，施瓦尔茨脸上的表情也分明说出了这层意思。做了这样一番推断以后，彼得·伊凡诺维奇放下心来，开始饶有兴趣地询问伊凡·伊里奇临终时的种种细节，仿佛死亡只是一种例外，它只可能发生在伊凡·伊里奇身上，而完全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
他们谈了不少关于伊凡·伊里奇所遭受的确实可怕的肉体痛苦的各种细节之后（彼得·伊凡诺维奇仅仅凭伊凡·伊里奇的痛苦对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的神经所起的作用便知道了这些细节），死者的遗孀显然认为有必要转入正题了。
“哎呀，彼得·伊凡诺维奇，多么痛苦，多么可怕的痛苦啊，多么可怕的痛苦啊。”她又哭了起来。
彼得·伊凡诺维奇连连叹息，等着她什么时候擤鼻涕。当她开始擤鼻涕的时候，他便说：“请相信我……”
于是她又开始说话，终于说出了她找他的主要目的。她是想了解，丈夫去世后，她如何向国库领取抚恤金等问题。她装模作样，好像在向彼得·伊凡诺维奇征求关于抚恤金问题的意见。但他看得出，其实连最微小的细节她都了如指掌，甚至连他都不知道的东西她也清楚：她知道由于她的丈夫的去世，她可以从国库得到些什么。但现在她想打听的是，能否想个什么办法得到更多的钱。彼得·伊凡诺维奇竭力替她设想有没有这样的办法，但想了几种，又出于礼貌骂了几句我们的政府如何吝啬以后，他还是说，大概不可能弄到更多的钱了。这时，她叹了一口气，显然开始在想如何摆脱这位客人。他明白她的心思，便把烟弄灭，站起身，握了握她的手，向前厅走去。
餐厅里有一只挂钟，这钟是伊凡·伊里奇从古董店里买来的，他为此曾十分得意。彼得·伊凡诺维奇在餐厅里遇见一位神父和几个来参加丧礼的熟人，看到一位他熟悉的漂亮的小姐，伊凡·伊里奇的女儿。她穿一身丧服，原本就很细的腰显得更细了。她的神情阴郁，决断，近乎愠怒。她对彼得·伊凡诺维奇鞠躬时的神态，仿佛他有什么过错似的。在她后面，站着一位模样阔绰的年轻人，也带着那种愠怒的表情，彼得·伊凡诺维奇听说过，这是她的未婚夫，是法院的侦查员。彼得·伊凡诺维奇悲戚地对他们点了点头，正想到停放死者的房间里去，这时，伊凡·伊里奇的儿子从楼上走下来，他的相貌酷似他的父亲，他还是个中学生。他简直就是个小伊凡·伊里奇，彼得·伊凡诺维奇记得，伊凡·伊里奇读法律学校时就是这个样子。他的眼睛哭肿了，一副十三四岁男孩的邋遢样。他一看到彼得·伊凡诺维奇，立刻做出严肃的表情，不好意思地皱起眉头。彼得·伊凡诺维奇对他点点头，便走进停放死者的房间。安魂祈祷开始了，蜡烛、呻吟、神香、眼泪和啜泣。彼得·伊凡诺维奇锁紧眉头，站在那儿，看着自己的脚。他一次也没有看死者，一直到仪式结束都没有让自己受那种令人沮丧的气氛的影响，而且是头一批走了出来的。前厅里一个人也没有。格拉西姆，就是那个打杂的男佣，从停放死者的房间里跑出来，用他那双有力的手翻开所有的皮大衣，找到了彼得·伊凡诺维奇的皮大衣，递给了他。
“怎么样，格拉西姆老弟？”彼得·伊凡诺维奇为了要说点什么，问道，“可惜吗？”
“这是上帝的意志。我们都要到那儿去的。”格拉西姆说，露出他那雪白整齐的农民的牙齿，接着又像一个干活干得正起劲的人那样，迅速地打开门，对马车夫一声吆喝，侍候彼得·伊凡诺维奇坐上马车，然后又蹦回前厅，仿佛忽然想起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