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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她过的是她毫不讳言的生活。她一打开话匣子，就什么都存不住。弗雷泽有时给她寄张明信片来，说明不能来赴约，她便大发脾气，把明信片一扔，一面扯开钱包，一面怒气冲冲对我说：“我打个电话。”在电话上她对他说：“你这没种的兔崽子，你就不能打电话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能来吗？别再跟我胡扯什么要写论文那老一套鬼话了！那天晚上就说要写论文，可你跟那班肥头大耳的傻瓜在五十七街上干什么？他们是些什么人？其中有个英国佬，是个同性恋，我在一英里之外就能认出他来。别对我说我不明白。你那套胡说八道我已经听腻了，你这个假道学！”
我伸开四肢仰坐在摇椅上听着，在她喘息之际，可以听到弗雷泽的声音依然有板有眼地在电话里响着。就在这时，欧文斯那粗壮的手臂伸出来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房客在房间里干什么他从不过问，可是他不喜欢她的满口咒骂传进他的客厅——他正坐在他的皮椅子上嘎吱嘎吱的活像踩着干雪。在近处听，主要的声音是他的喘息声，在远处听，是他身体的挪动声。“你休想活着听到我求你什么，”这是咪咪对弗雷泽说的最后一句话。当她把听筒砰地一下狠狠地扔到机座上时，那副劲头就像一个音乐家毫无差错地弹完难度极大的强和音后把钢琴盖砰地盖上一样。
冲心上人发一顿脾气，是她最最喜欢的乐趣，然后她对我说：“要是那兔崽子回电话来，就说我一路骂着跑出去了。”其实她会等着他下一个电话。
然而，使我确信她至少目前不会对克莱姆感兴趣的是，最近弗雷泽经常打电话来，我按电铃通知她时，她故意磨蹭半天才走下楼来。弗雷泽知道是我在接电话，便说：“马奇先生，你能不能叫她快一点？”对这我回答说：“我可以试一试。不过你知道，我可不是克努特国王[10]。”说完就让大把子的听筒在电话线上挂着。
“你找我干吗？”她把点着的香烟往电话机盒盖上一放，劈头问道，“我没法去跟你谈，我脱不开身。你要是真想知道我怎么样了，你可以亲自来一趟问问。”接着她用得意狂放的口吻大大发了一通火，“好吧，如果你不在乎，我也不在乎。不，我还没有改变主意，不过别担心，你用不着娶我，我决不会嫁给一个不懂什么是爱情的人。你并不需要一个老婆，你需要的是一面镜子。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钱！你还欠着我四十七块钱哩！那好。我不管那是怎么花的。要是我落入困境的话，我自己会想法对付的。没错，你谁的钱都欠。别给我来这一套，你还是把这说给你老婆听吧，她好像什么都受得了。”
弗雷泽还没有跟他原来的妻子离婚，咪咪自称是她把弗雷泽从他老婆手中解救出来的。
“你还记得有一部叫《莫罗博士岛》[11]的电影吗？那个疯狂的科学家把牲畜变成了男人和女人？他们把实验室叫做‘苦难库’？没错，弗雷泽跟他老婆住在一起的时候，过的就像那班牲畜一样的日子。”这是她有一次讲起她俩如何邂逅相遇时告诉我的，“那婆娘有一套公寓——你根本就没法相信，像胡克这样一个人竟能住在里面。不管我对他的脾气有什么看法，我总认为他人很聪明，有思想；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时，曾被选派到列宁学院学习，那是培养像加香[12]和毛泽东那样的民族领袖的地方。但他没能完成学业，因为他在德国问题上有不同看法而被开除。啊，在那套公寓房子里，就连厕所里都铺了绒线地毯，你穿着鞋子在上面走，总觉得像做错了事一样。一个男人要是能容忍那样的事，一定不会有多大出息。女人实在不行，奥吉，”她带着她特别喜爱的、含有幽默的愤怒说，“女人真不是东西。她们老想在家里有个男人。就那么待着，守在屋子里，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她们装出对他所想所说的都很认真。是有关政府的事吗？是有关天文学的事吗？于是她们就装得让人相信，她们对政党和行星也感兴趣。她们把男人当小孩一样地哄，不在乎耍的是什么把戏。只要屋子里有个男人就行。如果丈夫是个社会主义者，她也是个社会主义者，而且比他还要起劲。而要是他变成个专家治国论者，那她一定跑在他前头——是她使得他这样想的。她真正关心的只是屋子里有个男人，一点也不在乎她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连点儿虚伪都没有，这比虚伪还要差劲。一心只要有个男人。”咪咪总是想用诸如此类的话——这是她的许多妙论之一——来把你批倒。只要说得头头是道，我觉得，她就认为这事情一定是真的了。她相信言词，信服雄辩，因此要是她说服了你，那她就相信自己的灵感所告诉她的东西。至于讲到雄辩，她从弗雷泽那儿学到了一些东西——那种私下的争论方式在个人之间的交谈中并不总是适用。他展开双膝，胳臂肘支在上面，十指交叉合抱，两眼充满真诚，作为坦率交谈的进一步证明，他的沙色头发中间有一条笔直的白色头路。咪咪尽量模仿他的样子，而她的内心感情则更为错综复杂。说话的速度之快，使你觉得就像小口径的高压喷枪中喷出似的。
就像艾洪正确地给我指出过的那样，她也是一个对抗情绪很足的人，只不过她指名道姓说出什么不对，在我按照自己的脾气运用其他方式的地方，她也一味猛攻，是个攻击手，但是她没能说服我。我不因为她语气坚定就相信她是对的。“好吧，”她说，“如果你不同意我的意见，你为什么不吭声？为什么你只是用微笑来表示不赞成，而不把你的想法说出来？你想让人看起来比实际更单纯，这可是不诚实。要是你有更好的见解，那就照直说出来好了。”
“不，不，”我说，“我没有什么更好的见解。不过我不喜欢低俗的见解。你一把它们说出来，这就约束了你，你也就成了它们的奴隶了。话讲多了，最后会使人相信它们原本感到不真实的东西。”
她把这看成是我对她的批评，而且她所认为的严厉程度大大超过我的本意。她像一只突然发怒的猫似的露出一副怪相，恶狠狠地作了回答。
“哼，你真是个大笨蛋！你竟连一点义愤都没有——天哪，连一头母牛也会生气！你这是什么意思，低俗！你想对垃圾发表高见吗？你想变成什么，一座污水处理厂？去你的，我说不行！一样东西如果是坏的，那它就是坏的，你要是不恨它，那你就是偷偷地爱着它。”
她像连珠炮似的冲我数落着，责备我对可憎的事物没有足够的义愤，对它们置若罔闻，不知道自己脚底下踩着多少坟墓，缺乏憎恶感，不能坚强地反对恐怖，不能愤怒地对待欺诈。最为恶劣的欺诈是，在本该相亲相爱地进行肉体交合，建立起人生一切真实事物基础的事情上，让人吃了大亏，付出可怕的代价。应该为此受到谴责的女人，比娼妓还要坏得多。我猜测，在这次谈话中她所以对我大发雷霆，是因为我对这类事不够敌视痛恨，反而笑眯眯地对待这样一班用女人的软手段毁了丈夫的妻子。我对她们，对床都太纵容姑息了；那些床先是会陈腐，接着会变得有毒，因为它们的女主人想的是绒线织品和提花布床罩的征服力，还有用窗帘挡住光线，以及客厅中那能激起男人冒险的粗俗的黄褐色沙发。在我看来，这些东西并不具有它们会有的那么大的威胁性。可是不管怎么说，在这个问题上，她认为我是个傻瓜，而且也会蜷缩起双腿，被粘在白色的蜘蛛分泌液里，瘫痪在女人构筑的安全网中。是她把弗雷泽从那里面拉扯出来的，他是个值得一救的男人。
从这里我可以看出，她对男人的才智有多重视。要是他们不能竭尽全力以求壮志凌云，那她就希望他们平平淡淡地了此一生，安于死气沉沉的生活，甘心受饭碗的束缚，折腾生意清淡的店铺，不承认对无望婚姻的绝望，也不介意那日常生活中无时不在的忧愁怨愤，而它们会使人们的心上长出无名肿毒，会使花枝上长出疖瘤。她有一个绝对的高标准，宁愿让人由于遭难、堕落、犯罪、腐化或因愚蠢的冲动而达不到这个标准。到了我对她有了更多了解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她也是一个小偷。她从百货商店里偷衣服，偷得很多，因为她十分讲究穿着打扮。她甚至还被逮捕过，只是因为缓刑而没有坐牢。她的方法是在试衣室里套上多层衣服，包括内衣和内裤。她摆脱罪名的办法是使法庭的精神病医生相信，她完全有钱付得起衣服款，只是害了偷窃癖。她对自己的这套办法颇为得意，还极力劝我说，要是哪一天我失手被抓住了，不妨也来个如法炮制——她自然知道我是个偷书的。另有一件事她却不那么引以为荣了。大约一年前的一个深夜里，她经过金巴克大街的一条小巷时，有个打劫的想抢她的皮包，她朝他的裤裆一脚踢去，随后拾起对方掉在地上的手枪，一枪打穿了他的大腿。一想起这件事，她就会感到难过。每当讲到这件事，她的双手就会神经质地颤抖起来，伸向腰部——她的腰很苗条，扎着一条宽腰带，显出它的纤细——满脸通红，就像生了猩红热。她本想到布雷德韦尔医院去看他，但没让她进去。
“这可怜的家伙，”她说，悔恨自己出手太快，太鲁莽，同时对那个手持快速决定生死的玩意儿在巷口徘徊的男孩，有着一片怜悯之心。就抢劫来说，钱可以是很小的小事，你很快就可以十分满意地处理好这种局面，但让另一个人乖乖地按你说的去做，那又是另一码事了。况且还是个女人。她并不把这看成是那个袭击者的懦弱胆怯，而是看作一种原始爱情渴求的特殊标志，一个城市养育出来的野孩子，挣扎着想要满足自己的本能。可是说句公道话，他所得到的关怀照顾，还不如林中的野兽，它们至少还有大自然的保护。然而，她还是不得不出庭作证，解释她开抢打他的原因。不过，她不想控告他，而且还试图为他向法官说情，结果没能如愿。于是那男子因持枪抢劫罪被判五年徒刑。现在她常写信和寄包裹给他。这并不是因为她怕他出狱后会报复，而是出于懊悔和自责。
现在，如她自己所说，并没有到没办法的时候。她终于能给弗雷泽一些好点的消息了。可她故意让他眼巴巴地等着，要他焦急不安，让他通过切身体验来学会为她牵肠挂肚，而不是为自己。她对他毫不宽容。她认为，她对他的爱要是超过他对她或对别人的爱，那是不公平的。但是爱不是他的职业，而是她的。她对此十分郑重其事，而且还为之颇为得意。为了爱，她甚至可以住在荒无人烟的荒野之中，靠吃蝗虫为生。
我开始从她那儿学到的这一点极其重要：这就是，每一个人都务必做到或者设法做到与别人共命运。你也许会说我早就应该懂得这一点。我是应该懂得，从某一方面来说也确实懂得这一点。不然的话，无论是劳希奶奶、艾洪，还是伦林夫妇，都能在我身上取得更大的成效。可是这一点，在任何人身上都没有像在咪咪·维拉斯身上表现得这样明显，她的肉体就是她的招募处，她还更为惹人注目地发出自己的授权书、许可证、特准证，坦率无遗地表明自己是怎样的人，但是她没有任何通常的合法活动场所，如商店、办公室、家庭或会所等等，而是全凭自己锲而不舍的意志、不容置疑的理由和倔强固执的看法。我想她一定已经看清——这怎能不给她带来强烈的痛楚？——冷酷的见解和她这种爱的信念之间的矛盾。可是世间有组织的抵抗力量外皮极厚，使这种矛盾成了不可避免。因而，这也是共有的命运和另一种内心的痛苦。
到了夏末，我们已经成了知心密友，克莱姆·丹波甚至疑心我们有了更多的关系。然而根本没有那种关系，这不过是由于他的妒忌心理，尽管不是纯属幻想，而以她时常穿着衬裙来我房间这种不足为凭的表面现象作为证据。她穿着衬裙来我房间，只因为我们住在同一层楼。她进凯约·奥伯马克的房间也是这样——这个顶楼就住着我们三个人，完全是因为住得近的关系。即使不无挑逗之意，其实只不过是习以为常了。就像一名小提琴手，当他乘火车去参加演出时，他的驼绒大衣口袋里总带着一个橡皮球；尽管沿途会碰上不少事，又有景色可看，可是他决不会忘记捏球练手指这件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她来只是为了借一支香烟或者是使用壁柜，里面装满了她的衣服，或者是来聊天。
现在我们可聊的事情更多了。因为我们逐渐发现我们俩另外还有一层关系。这跟那个皮肤黝黑的赛维斯特有关，就是那个我曾替他散发过电影广告传单，还曾想把西蒙培养成共产主义者的人。他始终未能在阿穆尔技术学院读完学位。他自称是由于缺钱，还暗示说他的政治任务是在别的地方，但大家都认为他是被学校淘汰了。就算是这样吧，他现在住在纽约，在地下铁路上干技术工作。在四十二街的地面下。他似乎命中注定要在暗处干活。现在这已使他染上一种古怪的色彩，他的脸色灰黄泛黑，双颊松弛，他的眼睛本已伤于忧虑，现在更像土耳其人的眼睛了；由于连续工作，也许是老是眯起眼睛盯着地下办公室里那一排排的红绿电钮，眼皮也增厚了——就在这种地方，他坐在制图板前复制蓝图，抽空还看点小册子。他跟弗雷泽一样，也被开除出了共产党。罪名是有“左”倾幼稚病和托洛茨基异端观点——这些术语使我感到古怪陌生，更怪的是他总认为我懂得这些术语。现在他已加入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