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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像样的小费就离开快餐车。有一次在咖啡馆，他留下了两毛小费，我觉得太多，拿回一毛，气得他朝我头上揍了一拳。
“别再让我看到你干这种小气鬼干的事了，”他对我说。我怕他，没敢回嘴。
在那些星期天早上，从厨房里可以看到，他的制服小心地挂在卧室里的床脚上，窗子上热气凝成的无数水珠往下流着。西蒙觉得自己的地位已经足够巩固，俨然准备把这个家的控制权抓到自己手中，因为他有时跟我说起老奶奶时，把她当成一个外人。“她跟咱们其实没有任何关系，这你也知道，奥吉，是不是？”
她需要担心的倒不是反抗，而是摒弃，是当他把报纸摊满一桌，手撑前额，颜色渐深的金发往下垂着，自顾自看报时对她不加理睬。他还没有废黜她的任何计划，也没有干预她对我们其余人的控制，尤其是仍像以前那样听从使唤的妈。她的眼睛已越来越不行，去年配的眼镜已经不够深。我们又到免费诊疗所去配了一副新的，再次通过了盘问的关。这次，这个关过得很险；他们在记录上有西蒙的年龄，询问他是否不在工作。我想我已经不再需要老奶奶的排练，自己就能胡诌出答复；就连妈也不像平常那样乖乖地默不作声，而是提高她那清晰得出奇的嗓音，说道：“我的两个儿子都还在上学，放学后，我又需要他们帮助我做事。”
后来，我们差一点又被编制预算的职员识破，吓得要命，幸亏靠了那天人多，总算领到准配单，去了眼镜部。看来，我们没有老奶奶的调教还是不行。
现在，西蒙带回来的消息成了家里最感兴趣的事。他的工作岗位从火车上调到拉萨尔街车站的货摊，后来又调到出售书籍和小说的中心货摊，那儿是旅客必经之地，生意最忙，也最重要。他在那儿能见到身穿毛皮大衣、羊驼呢衣服或头戴宽边高顶帽的社会名流，在他们所带的随身行李之间走来走去，通常都比报道中描述的更加神气或者更加忧郁，更加和蔼或者有更多的皱纹。他们从加利福尼亚州或俄勒冈州搭乘波特兰玫瑰号，冒着从拉萨尔街高楼大厦顶端那不近人情的高处旋转而下的雪花，使劲地沿着火车的高速线路抵达这儿。他们乘二十世纪号列车前往纽约。在他们乘坐的小客厅似的包房里，装点着鲜花，陈设擦得发出暗光，地毯、窗帘、沙发垫套等一律深绿色；他们在银水盆里洗手，用瓷杯呷咖啡，抽的是雪茄。
西蒙对我们报告说：“今天我看到约翰·吉尔伯特[7]，戴着一顶大号的丝绒帽，”或者是“参议员博拉[8]今天买《每日新闻》时，把一毛钱找头留给我了”，或者是“如果你看到洛克菲勒[9]，你定会相信，他真像人们说的那样，有个橡皮肚子”。
当他在饭桌上讲着这些事的时候，他心中燃起了一线希望，既然他已接触到这些名流，说不定有一天他也会出名，会进入名流的圈子；也许他会被某位大人物看中；可能英萨尔会注意到他，给他名片，要他第二天早上去他办公室见他。我感觉到，过不多久，老奶奶就在暗自责怪西蒙不肯上进了。说不定是他对出人头地关心不够，或许是他的态度方法不对，也有可能是举止冒失莽撞。因为老奶奶相信，一个突然的机遇或者灵机一动会使你受到大人物的注意。她收集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故事。每当她读到朱利叶斯·罗森沃德[10]又要给学校捐款时，她便打算写信给他。她说，他总是把钱捐给黑人，从不给犹太人，这实在把她给气坏了，她大声叫骂道：“那个德国鬼子！”她这一喊，那只老迈的白狗便站立起来，竭力想快跑到她跟前。
“那个德国佬！”
其实，她还是钦佩朱利叶斯·罗森沃德的；他属于和她地位相等的那一阶层的内圈；他们对事物的理解和我们不同，他们坐拥一切，操纵一切。
当时，西蒙正竭力为我在拉萨尔街车站找份星期六的工作，好把我救出那家百货商场的地下室。至于他原来的位置，已由吉米·克莱恩顶补。非但老奶奶，就连妈也催他快想办法。
“西蒙，你得把奥吉也弄进去。”
“是啊，我每次见到鲍格都央求他了。唉，可是你们知道，那儿人人都有亲戚的呀！”
“怎么样，他肯不肯收礼？”老奶奶说，“相信我的话，他正等着你去孝敬呢。请他来吃饭，我教你怎么做。在餐巾里裹进两三块钱。”
她要教我们怎样处世哩。当然，除了尼禄[11]那种在餐桌上用毒羽拂对头或眼中钉咽喉的行径之外，什么手段都可以。西蒙说，他不能请鲍格来吃饭，他只是个临时雇员，跟鲍格还不熟，而且他也不想做得像个马屁精，被人瞧不起。
“得啦，我亲爱的波托茨基伯爵[12]，”老奶奶说着，眼睛一眯，露出冷漠的神色，西蒙则已不耐烦得直喘气，“所以你宁愿让你弟弟留在伍尔沃思百货商场，让他和克莱恩家那傻小子一起在地下室里干活了！”
几个月之后，西蒙终于把我弄到了闹市区，证明老奶奶对他的控制权尚未告终。
一天早上，他带我去见鲍格。“现在要记住，”在电车上时，他警告我说，“别搞鬼。你这是将要给一个老狐狸爷爷做事。他可不容你玩半点儿花样的。干这工作，你要经手好多钱，这事会一直让你够戗的。一天工作下来，如果发现钱有短缺，鲍格就会从你那小小的工资袋里取出补上。你是试用。我见过有些笨蛋就气得走掉了。”
那天早上他对我特别严厉。当时天气十分寒冷，地面冻得硬邦邦的，野草在严霜中东倒西歪地立着，河流冒着水汽，火车的汽笛把蒸汽喷向威斯康星似的广阔蓝天。草编座位上的铜扶手已被手磨得雪亮，硬硬的草垫颜色金黄，连橄榄色和褐色外套的褶痕也映出金色。西蒙粗腕上的黄毛更亮，他脸上的汗毛也是如此。现在他脸刮得比以前勤了。他还有了压低呼吸、向街上大声清嗓子的新的粗鲁动作。他的一切都有了变化，而且还在变化之中，但仍没失去那股子能支配我的魁梧壮健、独立不羁的帅气。虽然我的个子已长得和他差不多高大，我还是怕他。除了脸以外，我们俩的骨架不相上下。
我在火车站的工作注定干不好。也许是西蒙的那些警告害了我，我第一天去干活就被扣了工资，惹得西蒙老大的不高兴。我实在不行，每天几乎都要少块把钱，甚至做到第三个星期还是如此。由于每天准许我用的钱只比车费多两角五分——车费是四角——所以根本就无法掩盖住账目上的短缺。于是一天晚上，在搭车回家的路上，西蒙绷着脸，简单地告诉我说，鲍格已把我辞退了。
“人家少给我钱，我又没法追上去要，”我不断为自己辩护说，“他们扔下钱拿了报纸就走。我总不能离开摊位去追他们呀。”
他终于冷冷地给了我回答，充满怒火的两眼冷漠地朝寂然不动的冬日里黑溜溜的铁桥钢缆瞥了一眼，桥下河水中缓缓浮动着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连同垃圾往回倒流着。“你呀，你不会从给别人的找头里扣回那笔钱！”
“什么？”
“还用我再说么，你这笨蛋！”
“你干吗不早告诉我？”我提高嗓门反问道。
“告诉你？”说着他气得把我推开，“要我告诉你别忘了扣上裤子纽扣么？仿佛你也像乔治一样没有脑子！”
他听任那位老太太对我大吼大叫，一句话也不给我辩护。在这以前，凡遇要紧事，他总是出来为我说话的。现在，他一直站在厨房里灯光暗处，一只拳头抵在臀部，上衣搭在肩上，不时去掀一掀正在热着晚餐的炉子盖，捅一捅煤。他对我这样无情无义，我感到很难过，不过我也知道，是我让他在鲍格面前栽了跟头。他曾经对他夸口说，自己的弟弟如何如何精明能干，结果却是一个十足的笨蛋。可是他派给我的是柱脚边的一个小摊位，那里几乎只有几个零星的顾客，加上鲍格发给我的制服只有一件上装，而且没有衬里，袖口破烂，穗带也已脱落。我独自一人站在那儿，即使有名流大亨过来，也没人给我指点。我只好靠胡思乱想打发时间，等待着午饭时间和下午三点休息时间到来，这时我就去西蒙的中心摊位，爱在那儿看他做生意——那儿生意兴隆值得一看——钱财滚滚而来，黑压压的来往旅客人流都知道，他们自己要的是什么口香糖、水果、香烟，还有那厚厚的一叠叠堆得像堡垒似的报纸和杂志，他这像盏中央大吊灯似的中心摊位，占了那么大的面积和空间，显得多有气派。我想，要是当初鲍格让我在这儿开始，而不是把我派到那只听见回声连火车都见不到的冷僻角落里去，我的情况就会好一些。
因此，我就有了被炒鱿鱼的耻辱，还在厨房里挨了一顿严厉的训斥，那位老太太好像就在等着这事发生似的，仿佛早就准备告诉我，我生来不幸，是个被遗弃的家庭的孩子，没有父亲管教便会出乱子，而家里只有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根本无法保护我们，使我们免受冻饿、苦难，不致犯罪，以及不惹世人之怒，因此我是犯不起错误的。也许，要是像妈曾经想过的那样，把我们送进孤儿院，情况反而会好些。对我来说，至少在吃苦耐劳方面会好些，因为我有好逸恶劳的性格。她说着这些令人难受的话时，那数落人的手指对着我直摇动，在这之前，她只是痛心地喃喃自语的；而随同那些话一起而来的是一连串闪电般的预言，这些预言是她平日里坐在那不大生火的火炉边，一点一滴地在脑子里积聚起来的。
“到我死了，躺在坟墓里的时候，奥吉，你都别忘了我这话！”
她那只渐渐垂下的手落在了我的手臂上；这动作纯属偶然，可令我大为惊骇，我大叫起来，仿佛这轻轻的一拍使我的灵魂受到十倍的重击。也许我是为我的性格而叫，使我意识到它的最坏之处，觉得自己这辈子直到老死，也没有希望变得好一点了；没有力量使我摆脱它，清除它，把我从中拯救出来。她已对我作出直到她身后再也不能撤消的判决。
“到我死了，奥吉，你都别忘了我这话！”
可是，口口声声讲到自己的死，她自己也受不了。在这之前，她从来没有对我们提到过她的死，所以这可说是她的一时疏忽。就连在这种时候，她还是像个法老[13]或恺撒[14]，大有一变成神之势——只不过不会有金字塔或纪念碑使她永垂不朽，因此比起他们来，她要差多了。不过，她张大着没有牙齿只有牙床的嘴，痛心地、可怕地喊出对我的判决时，使我大为震动，她有本领使这样的恫吓比普通人讲出来有力得多，只是，她也得为此付出使自己也感到的恐惧作为代价。
现在她又讲回到了我们没有父亲这点上。在这种时候讲这个实在糟糕，使我又连累了妈。西蒙一直站在煤烟熏黑的镀镍炉子旁，闷声不响，一味用火钳玩弄着炉盖杆上的钢圈。妈坐在另一个角落里，神情凝重，心有内疚，她被我们那爸轻易地弄到了手。老太太那天晚上想要把我烧成灰，人人都免不了要被灼伤。
我不能再回伍尔沃思百货商场去干老行当了。于是便和吉米·克莱恩一起找工作，虽然老奶奶警告过我不要和他来往。他非常爱交朋友，干劲十足，个子瘦小，黑脸、小眼睛，一副机灵相，大体上愿意做一个老实人，但不大受良心束缚——这点被老太太说中了。他不能到我家来；老太太说，她决不纵容我结交坏伙伴。可是克莱恩家欢迎我去，就连乔治也受欢迎。每逢下午，我不得不带他出去时，我可以把他留在他们那里，让他和他家养的小鸡玩，或者让他在房屋之间的通道里悄悄地玩泥土，克莱恩太太可以从地下室的厨房里看住他。她坐在离炉灶近便的桌子旁，又剥、又削、又切的，把肉切成一块块煨炖，或者做成肉丸子。
这位太太体重两百多磅，两腿长短不一，不能久站。她整天无忧无虑，长得五官端正，两道眉毛皱在一起，鼻子短而弯曲，头发用从阿尔土纳邮购来的药水染得乌黑；她是用放在洗澡间窗台上一个玻璃杯里的旧牙刷染的。这使得她的辫子有着一种特别的印第安人的光泽。辫子沿两颊往下挂着，一直拖到层层多样的下巴上。她的黑眼睛长得虽小，但慈祥到糊涂的程度；她像个教皇似的，乐于对人迁就和宽容。吉米有四个兄弟和三个姐妹，有的干些很神秘的事，可是都和蔼热情，连已婚的女儿和已届中年的儿子都如此；克莱恩太太有两个子女离了婚，一个女儿守寡，因此她的厨房里总有孙辈孩子在，有些从学校来吃中饭，放学后来喝杯可可，还有一些在地板上爬，或者躺在那几辆老爷汽车上。在那些繁荣的日子，人人都挣钱，可是也都有麻烦。吉尔伯特得付赡养费，而他那离了婚的妹妹维尔玛却不能如期收到赡养费。离婚前，两夫妻吵架，她丈夫打掉了她一颗牙齿，如今他常来求丈母娘劝她女儿回去。我曾看见他长满红发的头伏在桌子上哭，他的女儿则在门外他的出租车上玩。他赚的钱不少，但仍不肯给维尔玛足够的钱，心想，要是他一直让她受穷，她就会回到他的身边来。可是，维尔玛向家里借钱用。我从没见过像克莱恩家的人这样爱把钱借进借出；老是有钱从这个人手上转到那个人手上，没有一个人不愿把钱借给别人的。
克莱恩家的人似乎需要许许多多东西，这些东西他们全都用分期付款购买。付款时常派吉米去——我也跟他一起去——他把钱放在帽子的护耳里。要付钱的有唱机、辛格[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