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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也记得表亲安娜曾发誓说，待我长大了一定把弗丽德嫁给我。是那天在她家门口，她流着眼泪迎接我时，搂着我说的。“听着，奥吉，你以后就是我的儿子了，我要把女儿嫁给你，我的乖孩子！”那时候她认定霍华德已经死掉。
她一直叨念着这桩婚事计划。我磨刈草机时不当心割破了手，她就说：“不要紧，在你结婚那天前伤口就会愈合的。”又说：“我敢发誓，还是跟从小就相熟的人结婚好。跟陌生人结婚最要不得。你听见没有？你听着！”她之所以要为将来作好安排，因为小弗丽德十分像她，可以预料她以后在婚姻生活方面会有困难；她自己就是全亏兄弟硬做主才结了婚。没有母亲帮助她。也许她觉得，要是不替她找个丈夫，她会被自己那强抑住的本能活力毁了一生，使她不能生儿育女；她为男人们流的眼泪，一定会像奥菲利娅投身的那条小溪里的水一样[5]，把她淹死。越早结婚越好。安娜的娘家那边从不鼓励孩子享受童年，她自己的母亲十三四岁便结了婚，因此弗丽德也只有四五年了。安娜自己结婚的时候，至少已超过这年龄十五岁；我想，在考布林娶她之前那几年，她一定忧伤得可怕。因此，她这时候就已在为女儿物色对象了，据我推测，我决不是唯一的一个，每个男孩都有可能被选中，而我，就目前来说，只不过是最现成的而已。她要弗丽德去上音乐课、舞蹈课以及演说技能课，还要她和街坊中的上流社会来往，这样就使得安娜和她们属于同一共济会分会完全有理由了；她这人性情太阴郁，老爱待在家里，一定要有重大意义，才肯出去参加义演和义卖。
任何人怠慢了她的孩子，就成了她的仇人，她就会散布种种谣言去损人名誉。“这是钢琴教师亲口告诉我的。每个星期六都出同样的事。她到明妮·卡森家去给她上课时，卡森先生总想把她拖进自己的房间。”无视真假，这很快就成了她的定罪之词。不管对什么人，不管钢琴教师来央求她不要再说，她都照说不误。就因为卡森家没有邀请弗丽德参加生日聚会，他们便结下一个有如科西嘉人那样誓不甘休的仇敌。
如今霍华德离家出走，她认为她所有的敌人，那伙魔鬼的爪牙和代理人，都阴谋参与其事。她躺在床上，一边哭一边对他们大声咒骂：“啊，上帝，宇宙的主啊，求您让他手脚萎缩，脑袋干枯”，以及其他夸张的言词，而对她来说，这些只不过是日常用语而已。夏日的阳光透进窗帘和前院那棵梓树树阴，淡淡地洒在她身上，她平躺在那儿，背后摊着湿布、毛巾、手帕什么的，她身躯很长，露出被单的一双脚板黑得像石墨拓片，就像拿破仑进攻西班牙战役中被烧毁的村庄里那些战争受害者的脚。苍蝇成排地停在长长的电灯开关线上。她一边喘息一边用悲痛和恐惧折磨着自己。在以夏娃和哈拿[6]为首的饱受苦难的母亲队伍中，她有一个在乐园里扛着血肉模糊的头颅直到世界末日的殉教者的决心。由于安娜极有宗教虔诚，对时空也有自己的见解，因此在她看来，天堂和永恒都不太远；她把一切事物都分割开，压扁，使它们叠成一层层，就像斜塔的层次一样，而尼加拉瓜远在有两个地球圆周距离的地方，矮小好斗的桑地诺——他跟她有什么关系，我想像不出——正在杀她的儿子。
当时她家，特别是厨房，脏得实在惊人。不过，尽管她两眼浮肿，充满怒火，行动缓慢，对着电话哇哇直叫，不知在讲些什么，脸仿佛已被那头使她成为艳后般的漂亮头发照亮，可不知怎的她居然仍能完成自己的职责。她准时为男人们开出三顿饭，督促弗丽德练琴和朗诵，考布林没能亲自处理时，她还得核对收来的钱，点数，大小钞分开，把辅币包卷好，以及处理新的订单。
“孩……子……奥吉，有电话，听着！别忘了告诉他们，现在星期六午报另外收费！”一天我试吹了一下霍华德的萨克斯管时，我才知道她能多快地从床上跳起直跑过来。她冲进房间，一把从我手中夺走萨克斯管，大声吼道：“他们已经开始在抢占他的东西了！”她使的劲那么大，把我头上和脖子上的皮都给抓破了。于是我看到一个女婿——只能算个女婿候选人——和她亲生儿子地位的差别。那天她没有原谅我，虽然她知道她把我抓伤了。不过我想，我内心所受的创伤看来要比皮肉的创伤大得多，可她还认为我没有悔过之意。其实主要的还是我这人不爱记仇，不像西蒙那样有南方的老荣誉观和他当时特有的那种危险的、从容面对决斗似的好汉作风。此外，怎么能对安娜这样了不起的人记仇呢？她甚至在从我手里夺过萨克斯管时，还朝衣柜上的小镜子里搜寻自己的倩影哩。我下到堆着防风窗和工具杂物的地下室里，考虑后决定，眼下还不能回家，那样只会被劳希奶奶送回来，接着我就对抽水马桶何以滴水开始发生兴趣，于是掀下水箱盖，可正当我在下面摆摆弄弄消磨时光时，厨房的地板压得弯了下来，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这大概是五产在厨房里走动。他是安娜的哥哥，个子十分高大，臂长背驼，脑袋就像长在一段粗大的肉柱子上，他的头发细软，颜色褐绿，眼珠碧绿、晶莹、纯朴、满含讥讽，他的笑容也像爱斯基摩人[7]那样憨厚纯朴，露出爱斯基摩人那样牙龈很高的牙齿，爱开玩笑，快活乐天，可是并不直率，是个一心想发财的大角斗士。他开一辆送牛奶车，那种司机像舵手似的站着开的电动车，牛奶瓶和木头、铁丝做的箱子摇晃得稀里哗啦直响。他带我在他送货线上跑过几趟，给我五毛钱帮他收空瓶子。一次，我想搬一整箱，他摸摸我身上的肌肉、肋骨、大腿和胳臂——他喜欢这样——接着说：“还不行，你还得再等些时候，”他自己拖下那箱牛奶，砰的一下把它放在冰箱旁边。他送牛奶的地方是弥漫着猪油味的平静的波兰人小食品杂货店，在这些店里他很自在，跟老板们头顶头地假打取闹，或者用意大利话咒骂意大利人，说声“屌！”，并在那结实的膀子上指出一段，对他们表示长度。他自己得意非凡。据他妹妹说，他是很精明的。就在不那么久以前，他还在那场帝国间的毁灭性战争中担任个小角色，把一车车的俄军和德军尸体运到波兰农场上去埋掉，而现在，他在银行里有存款，在牛奶场里有股份，还在犹太剧院里学到剧中一个神气活现、人人憎恶的肥胖求婚者的一句口头禅：“五宗产业，好多钱。”
星期六早上，当卖气球的小贩在蓝天之下、枝叶葱郁的恬静街头吹着笛子时，他穿一套白衣服下楼来吃早餐，仔细地剔着牙，硬草帽下像塞西亚人那样的头发梳得很平伏。然而他还是没法去掉身上平日的那股牛奶味儿。不过这天早上他精神抖擞，兴高采烈，牙齿、牙床和面颊构成了一团龇牙咧嘴的笑容。他捏了眼泛铜色、含着泪水、闷闷不乐的妹妹一把。
“小安娜。”
“去，早餐准备好了。”
“五宗产业，好多钱。”
一丝微笑在她脸上掠过，她心情沉重，原想忍住，可是她爱她哥哥。
“安娜小乖乖。”
“去！我的孩子没了。这世界也完了。”
“五宗产业。”
“别装傻了。你自己以后也会有孩子的，到那时你就知道伤心的滋味了。”
五产对于人不在了或者死了毫不在意，而且还公开这么说。去他们的。当那些尸体在他的运货马车上颠簸着穿过枪林弹雨时，他头上戴的脚上穿的就是他们的帽子和靴子。在他有话要说时，那口气通常总像斯巴达人或总督，迅速而有力。“闻不了火药味，就别去打仗。”“要是奶奶有轮子，她就是一辆手推车。”“跟狗睡，醒来身上就会有跳蚤。”“别在你吃的地方撒尿。”所有这些话中，都有一个简单的寓意，就是说“别怨天尤人，只能怪自己”，或者像法国人说的那样——因为我曾在那世界之都待过一阵子——“你还是怨自己吧，乔治·当丹。”[8]
五产对外甥从军的看法如何，由此可见。不过对自己的妹妹，他还是留有余地。
“你还想怎样？他上星期才给你来过信。”
“那是上星期！”安娜说，“谁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
“这会儿他搞到个印第安小妞，正搂着她，在呵她痒哩！”
“我的儿子才不会哩，”她说着，把眼睛转向厨房里的镜子。
事实上，那两个小伙子真的都搞了一个女孩同居。乔·金斯曼给他爹寄来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两个头发垂直、穿着短裙、手拉手的当地少女，没有说明。金斯曼给考布林看了照片，两个做父亲的都没有怎么不高兴，至少他们认为不宜向对方露出不快的神色。不过表亲安娜没有听到这张照片的事。
考布林对自己的儿子自然也担心，可是他不像安娜那样把怒气都对着金斯曼。他在办公室里和金斯曼保持着必要的联系，这当然是因为那位殡仪馆老板进不了他的家门。反正一般来说，考布林的主要活动路线是在外面，他整天来来去去，生活步调稳定而有秩序。与安娜和她哥哥相比，他的个子显得小一点，而实际上他是颇为魁梧健壮的；他的头光光的，头发已秃得一扫而光，脸膛很大，既圆又扁，眼泡皮肿胀，眨眼睛的习惯几近滑稽的地步。如果你认为他这种习惯通常是为人温顺的表现——那就算了吧，有些特征和习惯已经发展到欺骗人类的经验了。他并没有被安娜、五产或这个家里的其他人所压倒。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条堂堂的汉子，他有自己的主张，并以那种打起架来颇为凶狠的人的决心，使自己做事不容人干涉的权利得到了确认。安娜也屈服了。因此，他的衬衣一定得放在衣柜里的抽屉里，衣领里插好鲸骨片，他早上送完报回来吃的第二顿早餐，必得有玉米片和煮鸡蛋。
每餐吃的饭菜怪得惊人，而且其量特多——安娜很相信吃。有几大碗不放盐、椒、奶油和任何味汁的通心粉，炖牛脑、炖牛肺、牛蹄上还留着少许毛的牛蹄冻、切开的煮蛋、冷腌鱼、塞了面包屑的牛肚、罐头玉米杂烩羹，还有几大瓶橘子汽水。这一切对五产很合适，他用手指把牛油抹在面包上。考布林吃相比较斯文，但对五产的样子也没什么意见，他好像认为这很自然。不过我知道，他到闹市区去参加送报人会议时，吃的就不一样了。
首先，他脱掉像米勒[9]的名画《播种者》似的每天背着一大袋报纸去发送时穿的格子旧外套，换上一套新衣服。头上戴顶帽檐可推上拉下的侦探戴的呢帽，脚穿大头皮鞋，带着账单和一份《论坛报》，为了看报上的连环漫画、球赛结果、股市行情——当时他在炒股票——以及黑社会火并新闻，以便及时了解有关在西赛罗的科洛西莫[10]和卡彭[11]以及在北区的奥巴尼恩帮[12]的最新发展情况。奥巴尼恩大约就是在那个时候在自己的花坛间被打死的，凶手还用握枪的那只手跟他亲切地握过手哩。考布林上了阿什兰车。他先去一家好饭店吃午饭，或者上莱克的饭店吃肉烧豆和黑面包。然后去开会，听发行经理做报告。会后在闹市区南端的餐室里吃肉馅饼、喝咖啡，接着上秣市[13]或丽尔都[14]看滑稽表演，或者去一个比较便宜的地方，那种有乡下姑娘和黑人女孩扭摆屁股、用意单一而娱乐无多的低级趣味场所。
至于，对丈夫在闹市区的所作所为，安娜有什么想法，那就不得而知了。你不妨说她还处于正在进化的沙丘、山野之中，适应不了伯沙撒在即将灭亡的穷凶极恶日子里设宴纵饮的那种奢华场面[15]。其实，就连考布林也不能真正适应。他是个不太想赶时髦的平实人，一心扑在生意上，决不肯在闹市区多待上一小时，弄得第二天到规定时间四点钟起不了床。他炒股票，可那是做买卖。他玩扑克，但输钱决不超过口袋里带的沉甸甸的零钱。他没有不能自拔的不良嗜好，不像有的人那样开始只是小玩玩，后来就一直陷身其中——像多疑的法官们看到那些原来颇有名声的人在乌七八糟的场所出入时得意地指出的那样。一般来说，他对我还是不错的，尽管他也有不高兴的时候，那时他便会找我麻烦，要我加快把星期增刊夹进报纸里。这通常都是安娜的关系，这种时候安娜对他的影响最大，在她硝烟弥漫的战壕中，她能使他和她处于作战状态。可是当他独自一人时，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欢乐心情。举例说吧，有一次，我走进那间舱房似的没有窗户的小浴室，只见他躺在热气腾腾的浴缸里，胯下之物笔挺，在用海绵往身上淋水。当时我想，要去弄清一个海军陆战队员和一个年轻姑娘的父亲，表亲安娜的丈夫，怎么会如此没有体统，这也许是比较麻烦的事——现在我知道，实际上比这要麻烦得多。不过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看得有多严重；我一直认为，表亲海曼基本上是个待人仁慈、体贴，对我很慷慨的人，怎么也不觉得他是个荒淫放荡之徒。
事实上他们全都很慷慨。表亲安娜是个节俭的女人，她整天叫穷，在自己身上从不多花钱，可是给我买了一双冬天穿的长筒靴，还有一把大折刀。五产爱带吃食回来，成箱成箱的巧克力牛奶，荷叶边大盒子装的糖果、冰砖、夹心奶油蛋糕等等。考布林和他都认为东西多多益善。不论是买条纹绸衬衣、衬衣袖子扣带、织花长袜，在电影院里买纸杯冰淇淋，或者带弗丽德和我去划船时在公园里买玉米花生糖时，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