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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类似情况下，在其他地方也发生过同样的事：弗莱明叛乱、瓦特泰勒起义和泰波利分子[75]都认为他们的统治者与外国人站在一起、利益一致，他们强烈的仇外情绪是同不甚明确的社会不满联系在一起的。每一处，暴乱都是强烈的民族意识觉醒时期的先行者。同上述各事例相比，中国的阶级不满与“民族主义”是合二而一的，其趋向是潜在的革命。皇帝仍是至高无上的正统代表，但在这里已经有了以后革命的反满主义的开端。
这一次，绅士及市民并不满足于知府的去职。当布政使、按察使企图平息事态时，反对情绪更激烈了。1846年1月16日早晨，官员们都坚持不住了。布政使、按察使都否认他们曾企图反对“忠义的”百姓。蛮夷必将被阻挡在城外。[76]紧跟着这项声明而来的是总督耆英、巡抚黄恩彤低声下气的道歉：他们为过去被迫屈从于蛮夷的要求而深感羞愧，但是现在，他们已无意在夷人和广东人之间偏向夷人。耆英甚至推脱说他只是想测验一下公众的意见，他从没有真正打算让夷人进城：“如果百姓全都反对英国人进城，我们怎会愿意逆他们的意愿行事，屈从英国人的请求？请勿存疑虑。”[77]
广东的极端分子获得了明显的胜利。迟到的谕旨——那是12月就已答应了的，也没有使他们受到损失。皇帝给夷人的信息中充斥着惯常的说教，如“共同友谊”、“善待远人”，英国人得到的只是在广州贸易的含混不清的许诺。耆英利用这道谕旨，命令地方绅士不得再以“公义”之名行无秩序之行或张贴告示。[78]但是没有人上当。总督丢了大脸。英国人因为害怕这个温和人物被极端分子赶下台，暂时搁置了进城之事，这是耆英的唯一安慰。3月11日，英、法、美共同宣布，“皇帝陛下已经目前中国政府不能压制广州的百姓。公使们同意此事暂时推迟，但英国女王陛下的要求并未取消”[79]。
朝廷可不能忽视南方发生的这种街上闹事。1846年3月10日，湖广道监察御史曹履泰上疏提醒皇帝。他认为，广东百姓的排外情绪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烈。外国人的要求使百姓与他们的官员日益疏远，地方上的盗匪则利用一连串的危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更糟的是，地方官已失去了对团练的控制，绅士们不再理会官府的告示。曹的意见是，对外政策必须适应这种新的国内危机。在进城问题上应采取强硬立场，以免南部沿海的百姓起来造反。[80]
1846年5月28日，皇帝收到了耆英对御史的指责的答复。[81]他把广东的反对者分为两部分。有正直忠顺的绅士，也有专门制造混乱的人，他们利用每一次外交危机煽动暴乱。据此，应当采取三个步骤：首先，处置谣言制造者及暴民首领。其次，对英国采取强硬立场。第三，重新赢得绅士们的支持。第一步已部分地实行了，“一面饬令地方官密访严拿，务获首要各犯，置之重典，以儆效尤。当将次第妥为布置，及匪徒解散……”[82]不幸的是，百姓与官吏之间的鸿沟并不那么容易处理。双方应当一条心，虽然方法不同，目的是相同的。“但官则驭之以术，民则直行其意，其间微有不同。”[83]二者如果矛盾，就会像鹬蚌相争，最后让渔翁——英国人得利。广州人太蛮横、太排外了。“广州通商数百年，并无夷人进城之事。而民于夷，无论妇孺，皆呼为番鬼，不以齿于人类。”[84]此外，排外情绪导致了建立团练，而团练则是引起骚乱和叛乱的根源。“团练出于招募，因有壮勇之名，而无赖游手，不免杂错其间，故一旦撤退，往往流而为匪。”[85]当然，并非所有的团练都应受谴责；有一些，如升平社学就忠顺守法。
若社学则各聚其乡之父兄子弟，互相保卫。无事散处田间，有事听官调遣。法有类乎士兵，意不外乎保甲。虽其众尚不足数万，而均有公正绅士，为之钤束。[86]
最初反对地方官府以及烧毁商馆的，都不是他们。绅士和他们的团练基本上是忠顺的。
但是，曹履泰指出，当他们开始对官方的政策有怀疑时，情况就变得严重起来。在最近的危机中，他们第一次拒绝响应官府的命令。这确确实实是一个警号。如果政府以牺牲地方的爱国者为代价继续取悦于夷人，那么，“诚恐变生肘腋”[87]。
进退两难的困境仍然存在。如果在剔除不可靠的乡勇及暴民首领之前使夷人有了入侵的借口，广州城必然会陷于如1841、1842年那样的混乱。这一次说不定会随之发生公开的叛乱。另一方面，如果实行温和的外交政策，夷人可能会满意，但绅士们将不肯罢休。
只有一条路可走。象征性的调停会使夷人平静下来。这样，可以给广州当局一段时间，利用可靠的地方绅士去清除那些可能的捣乱分子。关键在于巧用计谋，有灵活性。但是，耆英能否做到既取悦英国人同时又安抚广州人？圆能变成方吗？
八
黄竹岐：时间到了
英夷伤天害理，贪官污吏鱼肉吾民，与之为伍，此乃我国之奇耻大辱，五百年所难湔洗！
告示[88]
1846年7月8日，一个名叫康普顿的英国商人同广州一个卖葡萄的小贩发生了争吵。激怒的英国人打了这个小贩并把他拖进中和行。一群小店主、工人、小摊贩集合在门外的大街上，吵嚷着要求放回他们的同胞。没有官方军队前来驱散人群，外国商人中一些头脑发热的人用打猎的家伙当作武器，走出商馆去驱赶广州的暴民。在随之而来的混战中，有三名中国人被射死。[89]
形势发生了转变。过去的五年中，英国人一直理直气壮地要求对每一次袭击在广州的英国公民的事件给予赔偿，中国当局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照办了。现在又回到了“休斯夫人”号事件[90]的日子，罪责问题翻转过来了。耆英要求英国人惩办肇事者，如同他曾多次按照璞鼎查和德庇时的要求所做的那样。
随着事态的发展，消息传到了英国。巴麦尊转移中国人的攻击，满足曼彻斯特商人的要求，以“我是罗马公民”[91]的方式宣称：“英国侨民不能被攻击或被侮辱而肇事者却免受惩罚。”死人的事归根结蒂是那些无法无天的暴民的过错，而不是向他们开枪的商人们的过错，因为中国政府没有尽到它应负的治安责任。中国人应当追查暴乱的首领，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一艘英国战舰将停泊在商馆附近。[92]
这是巴麦尊的公开立场。私下里，他告诫德庇时不要过分激起中国人的仇恨。不能让商人们觉得女王陛下的公使会原谅这样粗野的举动。因此，重要的是查出哪个人应对武装起商人这件事负责。[93]
唯一明显有罪的就是康普顿。据中国方面调查，在暴乱发生四天以前，康普顿就卷入过一场类似的争斗。这个易怒的英国人曾在靖远街上踢倒一名卖水果的小贩，并用藤鞭抽打前来干涉的中国警官。幸而一些买办及时赶到，才从一群被激怒了的暴民手中救出康普顿。7月8日，出事的那天，其实是另一个外国人首先同卖葡萄的小贩发生争吵的，康普顿当时在中和行楼上谈生意，听到争吵声后，他即飞奔下楼去干涉。他把那名小贩绑起来，痛打了他，并把他拖进中和行。[94]
英国人从未否认过这些事实。他们只是说康普顿把小贩拉进商行是要把他绑起来交给中国地方当局。这位过度热心的人使中英两国又一次陷入不愉快的争端之中，甚至巴麦尊也被搞得很狼狈。[95]
双方遇到了同样的压力。德庇时的背后有英国商会，他们叫嚷着要求报复和军事保护。英国商界巨子查甸更是坚决要求在商馆前派驻一艘军舰。[96]
耆英背后有地方绅士，他们要求为死去的三个广州人报仇。不可避免地又出现了传单。所有的传单都愤怒地表示，地方官员们是如此地惧怕冒犯洋人，以至于不能保护人民免受夷人杀害。皇上的圣旨“视人命关天”，如果有人在帝国境内被杀害而地方官在惩治罪犯时有“丝毫不公正”，百姓有权向皇帝控告他。这是这个国家不可更易的法令。可是现在，夷人杀害了汉人后裔，官员们却不敢采取行动，“高官们对此事置若罔闻，对洋鬼子敬若神明，却鱼肉百姓，视人命如草芥。”于是，绅士们和地方社学宣告他们自己来承担惩罚有罪的外国人的责任。[97]
耆英，照他向皇帝所奏告的那样去对付这些威胁。为了控制市内的暴民，他派了一两个小店主在城内最乱的地方进行监视和刺探消息。他命令警察见到闹事者就逮捕。一切对事件有利的消息，一经得到就立即公布以防恐慌蔓延。同时，派署督粮道负责寻求乡村中可靠的长者及绅士的合作。最后，为防止事情发展成为开战的理由，耆英决定按照条约的条款同马额峨密切合作，并把这次暴乱的起因分离开来。[98]
皇帝对耆英的计划表示赞同，“公平料理，不可令该夷有所借口逞刁之事”[99]。
但是耆英心中对结果将如何并不像他所装的那样心中有数。正如他对德庇时所说：“百姓人多势众，其上层分子是孤立的。”[100]在英国方面，由于要求处死有罪商人的传单日益增多，侨民们要求保护似乎也是正当的。为防备社学实现它的杀死夷人的计划，马额峨终于在9月7日召来了“复仇神”号，外国商人们也开始组织自卫团体。[101]事情看来确很凶险。
但是，由于德庇时倾向于整个事件应归咎于康普顿，而耆英又明智地接受了体面的妥协，灾祸终于避免了。8月26日，德庇时建议，中国方面惩处那些应当驱散人群的警官；康普顿因打翻水果摊应处以罚金；三个死者的家属给予赔偿。[102]耆英认为康普顿受罚不是因为打坏水果摊，而是因为他动手打了果贩。[103]当然，要逐个搞清真正射死三名中国人的凶手是不可能的。但是，英国人除了经济上的赔偿外，还应当给耆英以更多的东西。假如一名夷人因为打了一个中国人而受到惩罚，这将充分证明耆英对那些桀骜不驯的广州子民怀有好意。[104]德庇时理解了这一点，他向康普顿收了二百元钱作为袭击小贩的罚金。这一举动招致了商界的愤怒。[105]
突然间，外交危机结束了。耆英放弃了追究凶手的要求，而英国人也不再要求惩办地方治安当局。但是社会危机仍持续着。“社学默默地、勉强地放弃了他们进行报复的公开斗争。广州人再次认为他们被出卖了。[106]
康普顿事件促使英国人采取行动。英国似乎是在为它早些时候外交上的困境等待一个补偿的机会。1846年秋天，一件微不足道的排外事件使巴麦尊愤怒地告诉德庇时：“如果我们采取低调，那么我们就要失去所有由于在中国的胜利而获得的有利地位。”[107]这一指示送到英国公使手中时，恰好在发生又一次事件之后。六名外出游览的英国人，在佛山附近，团练的中心地带，遭到村民们投掷石子的袭击。[108]1847年3月27日，德庇时专横地命令耆英惩罚肇事者，否则就必须承担后果。耆英没有答应。达格拉将军对虎门发动了一次突然的猛烈攻击。4月1日，炮台被攻占，827门大炮被钉塞。一支远征部队在商馆登陆。封锁了猪巷，作了进城的准备。耆英被这一未曾料到的行动吓呆了，他屈服于这不可抗拒的力量。三名肇事者被当众鞭打，并允许英国人在1849年4月6日进城。两年的间隔，使总督有时间来平息排外情绪，并使人们相信政府的好意。[109]
这个希望只是空想。反洋人主义已从乡绅和市民处传播到城里那些“可靠的”中上阶层。就在同德庇时签订了4月协议之后，一阵真正的恐慌席卷了广州。很久以来，外国商人就盼望在河南或商馆附近租一块地方。为了省去沉重的存货费用，也为了把货物从易受攻击的商馆地区搬出来，需要有英国人自己的、新的货栈。1847年5月初，广州当局开始清理猪巷里的大都为流浪汉居住的杂院，中国方面曾答应把他们从商馆地区赶出去。自英国人就在猪巷和河南租地之事同中国一开始谈判，这两个地方的小店主及房主们就确信，耆英被达格拉将军的突击吓坏了，已经秘密同意让夷人来侵占他们的财产。这种恐慌是误解造成的，但却促进了广州的第一支城市团练的产生。5月20日，上述两处的房产主在公所举行了一次会议。所有的人都赞成出钱雇佣乡勇、抚恤死亡乡勇的家属并在必要时为英勇牺牲者建立庙宇，以此抵抗洋人的扩张。[110]其他小店主们的集会决定捐献一个月的租金用以雇兵勇、买武器；木匠、泥水匠的行会保证他们绝不给外国人在河南建造任何房子。[111]
参加这些集会的商人及工匠对决定都感到十分满意。似乎他们通过招募团练的提议，媲美于富有的、受人尊敬、令人羡慕的著名的“九十六村”乡绅，就已经共同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但是，这种新的城市团练与乡村团练有很大不同。它的力量不在于那些兵勇，他们只是在必要时雇来的，而在于其首领具有迅速地把城市组织为各个“管理”区的能力。这是警察的职能，而不是防守的职能；在1855年，它将显示其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
但在当时，团练没有起任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