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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00240a28.jpg" />对钱江的厚颜大胆大发脾气，从而卤莽地使他打算支持的绅士阶层处于危险中时，无意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逮捕了投机者[42]，案子很快报到北京。这件事使皇帝确信，团练已经落入一些“假公济私、假托明伦堂名目刊贴告白”以“煽惑百姓”[43]的人手里。
于是，1843年夏天，政府的最高层决定，有可能成为反叛的团练要永远解散。事实上，广东的团练在40年代中期一直秘密存在，以维持地方秩序，同时也是反洋人运动的工具。[44]但是，就国家政策而言，团练不会再得到合法的地位和忠顺的名声。这种情况直到1849年徐广缙成功地启用他们才发生变化。
七
进退两难
官员惧怕人民，而不是人民惧怕官员。
李太郭致璞鼎查[45]
1842年到1849年间，广东的政治为一个单一的问题所支配：中国人拒绝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外交上的纠纷很简单。《南京条约》的英文本第二条，给予英国人居住于五个通商口岸“城镇”的权利，而中文本的记载则只允许英国人“寄居大清沿海……五处港口”。这一误解直接构成了一些势力之间的法律摩擦，使两国政府陷入一次又一次危险的对抗。[46]
英国政策的特点是，“商界把对中国的贸易描绘成具有无限潜力的说法，同官方认为这是被大大夸张了的幻想的信念之间的冲突。”[47]在《南京条约》签订后的若干年中，新组成的广州英国商会同实力雄厚的曼彻斯特商会之间通了很多信。这个商业集团认为，1844年后，广州的令人失望的贸易赢利，是英国官方拖延入城以及中国征收内地转运税的结果。曼彻斯特商会不断向巴麦尊表明上述看法[48]，甚至在1847年德庇时采取行动之后[49]，他们仍然对英国所得的商业利润表示不满，要求政府采取“更坚决”的措施，以“制服广州的暴民”[50]。
英国的官员们不能忽视这些要求。无论如何，通商是英国东方外交的首要目的。只是到了1852年《密切尔报告》[51]指出了中国自给自足经济的性质以后，政府方才认识到，贸易并不是随着国旗而必然发展的。[52]但是在19世纪40年代中，在中国的英国官员却经常服从于曼彻斯特商会的要求——使广州，甚至全中国向英国商业开放。当然，其间也有过动摇。1841年8月，辉格党让位于皮尔的保守党，阿伯丁勋爵在外交部开始了一个收缩时代，这是对巴麦尊的扩张外交政策的一个反动。基佐受到安抚，女王访问了路易·菲力浦，亚洲也安静下来。终于，“土豆歉收”及“自由贸易危机”战胜了皮尔内阁。1846年12月，辉格党卷土重来。约翰·罗素爵士入主唐宁街十号，巴麦尊入主白厅。皮尔的外交政策立即反转过为。在和西班牙王室联姻的问题上，英国与法国闹翻。巴麦尊开始极力扩展英国在亚洲的利益。[53]在中国，这一攻势表现在进广州城的问题上。广州的300名外国人在21英亩大的旧商馆里受苦。他们感到压抑、失望，嫉妒在上海的同行。他们的商会要求进城的情绪日益高涨。[54]领事和公使都越来越感到，英国人不能再容忍自己被广州暴民搞得卑躬屈节。只要中国人仍不许夷人进城，广东的官员们就会继续轻视英国的力量并暗中阻碍贸易。[55]
他们的中国对手，尤其是办理善后及通商事宜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由于帝国军事力量虚弱，面临着更为紧张的压力。坂野正高很好地描述了耆英进退维谷的状况。
他同大学士穆彰阿的关系十分密切，后者掌握着北京的实权，并且是鸦片战争中主和派的首领。穆彰阿与耆英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抚夷”策略的变种，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地维护现政体。但是这个政策的背景，是存在于京城的官僚层以及遍及全国的文人和官员中的反洋人情绪，在广州还有猛烈的反洋人运动。所以，实行抚夷方针下的修好政策，依赖的是一种极不稳定的平衡。这种平衡靠穆彰阿集团的影响、耆英的巧妙谋略以及对英国军事实力持久的记忆和恐惧才得以维持。[56]
在这个平衡中最不稳定的因素就是广州的强烈的排外情绪。
1841年9月16日，在对三元里事件中官方的“出卖”行为记忆犹新的时候，广州知府余保纯到广州试场主持一次府试。前一次考试结果是南海县诸生居于首位。当余到场时，南海、番禺县的考生向他发出“嘘”声，并喊道：“我辈读圣贤书，皆知礼义廉耻，不考余汉奸试。”他们向他投掷砚台，把他赶出了考场。当南海、番禺的县令试图安抚这些考生时，骚乱的人群斥责他们，“有清贵的金顶子不戴，而戴这污糟的白顶子”，并说他们应当把花翎戴在帽子前面而不是在脑后。这两位官员对这些话的含义当然是十分明白的，他们二人都曾帮助余解散三元里闹事的民众。但是，两位县令最终还是使考生平静了下来。考生们坚持，知府必须辞职，否则他们不参加考试。公众的情绪是如此激烈，以致余保纯不得不提出辞职，由易长华署知府。[57]
这是一次完全合法的骚乱行动。指责是符合儒家观念的，考生们是在一切公认的准则都在他们一边的条件下闹事的。[58]在传统观念中，闹事以及反对地方官吏的恶行，同反对朝廷及现行制度的造反是有区别的。敌意必须表现得忠诚并只限于一地。[59]事实上，地方官只要代皇上受过就是更好地侍奉皇上了。对于官员，这样的可耻事件意味着撤职或更坏的处分；而对于北京，这样的骚乱可能最终导致真正的叛乱。所以，一种温和的外交政策对它们两者都是命运攸关的。
耆英不久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为时已晚。他已经被夹在两块磨石之中，这就是英国人的要求和反对洋人的运动。
广州的绅士们一得知《南京条约》签订，就开始了抗议活动。告示一张接一张，流言一起接一起[60]，公众都警惕起来。1842年 12月2日，召开了一个公众大会以澄清问题。一些绅士打算宣读一项声明，要求保持冷静和节制，另一些人就大声争吵，会议在一片混乱中解散。使事情更复杂的是：几名洋人妇女不合时宜地访问商馆地区，似乎证实了英国人打算立即进城的新的谣传。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最后只好合力禁止张贴告示、举行集会和公开谴责官方的政策。
紧接着，1842年12月7日，整个事件严重激化。一名在商馆附近漫游的印度炮手，同一个卖水果的小贩发生争吵，并刺死了他。愤怒的群众迅速集合起来，攻击并烧毁了一些商馆。第二天，更多的人来到这里，在还冒烟的废墟中抢夺物品。只是到了这时，当局才派了200名士兵驱散人群。不过耆英迅速地道歉，赔偿了很大一笔款子，并将10名为首闹事者斩首。[61]他的坚决措施似乎获得完全成功。公开的骚乱突然平息了，事态表面上又回复了正常。
七个月后，1843年7月，耆英信心十足地宣布广州将迅速向外国人开放。出乎他意料，这一决定遇到了同样的一连串的请愿、贴告示、举行集会等活动。这次，耆英只好告诉英国公使璞鼎查，现在不行了，百姓情绪过于激烈，只有等待公众的感情有所改变再说。璞鼎查由于对上次印度炮手愚蠢的暴行仍感到有点不安，就默认了耆英的意见。[62]
这以后有3年的安静时期。璞鼎查同耆英的关系发展得很好，没有必要挑起一项似乎不重要的事件；阿伯丁爵士不愿冒险；英国商会忙着计算利润，不想扰乱兴盛起来的广州贸易。当然，仍存在着小的冲突，但是彼此的良好愿望使和解成为可能。[63]
但是，1844年璞鼎查从公使的职位上退休。他的继任者是一位中国问题老手，约翰·弗朗西斯·德庇时爵士[64]，他确认，英国在三元里没能征服暴民是鸦片战争中最大的错误之一。[65]在做了一年公使之后，他更加确信，进城的问题是中国人最敏感的问题。1845年3月22日，德庇时对耆英说，中国政府搪塞的时间已经太长了，《南京条约》的条款必须执行。耆英像以往一样回答他，群众的反对情绪太强烈，如果英国人进城，他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德庇时受制于阿伯丁的告诫，不得不承认在过去几年中反对洋人的事件不断增多。但是，即使英国人不能正式进城，他们至少也可以要求中国对在乡间走动的英国人给予保护。在那些反洋人情绪特别激烈的小村子中，经过那里的英国人曾一次又一次地遭到辱骂、抢劫和被投以石子。
这以后，进行了六个月领事级的松散的会谈。詹姆士·马额峨领事于1845年6月首次同广州知府以及南海、番禺知县会见。中国方面坚持只有商馆周围地区是安全的散步场所。他们为他们的坚决看法辩护的理由很简单，条约补充条款中文本第六条规定，英国居民不能进入由中国地方官和英国领事“各就地方民情”[66]共同划定的通商口岸周围地面范围以外的地区。这一新的僵局持续了三个月，终于由于马额峨的软硬兼施，才使得两位知县同意在城外张贴官方告示，向百姓说明，外国商人已在广州经商二百年，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很大好处；皇上决定和平相处，因为华夷共为一家；还有，像中国人一样，外国商人也喜欢活动，百姓不得妨碍他们的无害的旅行。[67]这些儒家说教丝毫也不能改变百姓的敌对情绪。而且，县官们只在很不显眼的地方贴了十张这样的告示。[68]马额峨对他们的不合作态度很生气，继续进行抗辩；南海县令只好坦白承认，官员们不敢表现得过分偏向洋人，那样会“惹起民愤”。他告诉马额峨，只有朝廷的谕旨才能改变民众这样一致的敌意，而这样的谕旨要三个月才能拿到。[69]马额峨弱于打出手中最后一张牌，他警告他的对手，如果进城问题再次拖延下去，英国就不把舟山还给中国。[70]
耆英知道，收回舟山将是他和穆彰阿“抚夷”外交政策的巨大胜利，所以他一直盼着1月22日付清分期赔款的最后一部分。可是现在，马额峨得到德庇时的赞同，警告说仅付清赔款还不够，中国必须在进城问题上表现出诚意。[71]耆英决定再试一次。1846年1月13日，又发布了一项官方通告，宣布外国人将进入广州城。绅士们对这一政策的反对几乎变成暴动。威胁必须停止。
这是一次摊牌。农村的绅士们已警告耆英，“吾乡之民能为国家效力，不愿从抚也”[72]。耆英则以余保纯在三元里使用过的办法对付他们，恐吓绅士，要他们控制农民，平息反抗。1841年时，绅士们曾惊慌过，但这次他们却应战了。1月14日，大街小巷都张贴了告示，宣称只要洋人进城一步，立即格杀勿论；如果行商企图保护洋人，将遭到同样下场。广州的高级官员们不仅软弱，而且也缺乏判断力。
殊不知英夷生长在化外之地，邪恶之乡，兽面狼心，面目似虎，狡诈如狐。彼等所以不敢贪求广东全省，仅仅在于彼等不得进入广州城，未能探听国家之虚实。[73]
与此同时，耆英秘密派遣广州知府刘浔同英国人商谈进城之事。不知什么原因，这件事泄露了出去，正如流言所传，知府确实已经决定了英夷士兵进城的日期。1月15日，刘浔从会谈地点返回。在回城的路上，一个粗野的苦力坐在路中间，有意挡住官方一行人的去路。刘命令卫兵揪住苦力的头发加以殴打。几千名围观的市民抱不平说，“官方清道以迎洋鬼，其以吾民为鱼肉也。”惊慌的刘命令随从把苦力带回衙门。刘的一行人离开了，但民众尾随着。退却变成了一场骚乱。当刘回到衙门时，民众把卫兵推到一边，跟着他涌进衙门。一些人甚至闯进他的住所，烧掉他的官服，并喊道：“彼将事夷，不复为大清官矣。”另外一些人追赶知府直到后花园。刘从后花园的旁门逃到巡抚的住所。[74]
这是一次真正的市民暴动。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蓝皮书中关于这些平民百姓暴动的记载到处可见。骚乱使他们激动，他们又激起骚乱。街头上平静的人群随时都会变成一群高声喊叫、使外国商人和地方官吏感到害怕的暴民。欧洲中南部一些工业化之前的城市也曾有过这样的暴民，在那里，城市本身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业，平民生活在住宅区、教堂或上流社会之外。这一点使罗马、那不勒斯、巴勒摩或伊斯坦布尔等城市同伦敦和法莱明的城市有明显的区别。在后者，同业公会是民众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广州虽然有一些工业，但它的行会仅仅是一种保护性的联合体，并不代表一种明确的阶级利益。所以，它的市民并没有政治化。政治行动是以城市为核心的，充满着城市的爱国主义，并不是忠于某一特定的阶级。当这种行动超越了市民“暴动”时，它就成为“正统主义”的。首先，它以皇上的名义讲话。其次，它用符合传统观念的词句，指责知府鱼肉百姓，像寄生虫一样依民为食。但是，在这些指责声中，有一种新的、令人烦扰的论调。知府之所以是寄生虫，因为他过分亲近外国人。市民们已开始把他们的父母官同外国人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