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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历史文选》，上海，1923，第48页。《中国战争，1860，书信与日记》，第24页。
[122]福建、潮州。这些沙船最初来自现在的厦门（福建）和潮州。
[123]FO17/30，快件4，附件1, 1839年1月10日。FO288/143，快件169，附件1, 1852年10月28日。
[124]广州的东半部属番禺县管界，方圆25英里。三角洲地区至此到头，散布的乡村由纵横交错的道路而不是由河流联接起来。从黄埔港向北，番禺县平原地带渐渐贫瘠，一直延伸到小山脚下，每一块能种植的土地均已开垦。城的西半部属南海县。东西长18英里，南北长35英里。它联结了番禺县与顺德县，主要是三角洲土地，差不多像顺德县一样富裕。人口稠密，多是种桑养蚕之人与农民。不那么肥沃的山地也种植了甘蔗，在这方面，仅次于清远县。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册，第453—454页。
[125]Henri Pirenne：《资本主义社会史进程》，载于Bendix和Lipset编：《阶级、地位和权力：社会阶层读物》，伦敦，1954，第504—506页。
[126]Etienne Balazs：《中国资本主义的诞生》，载于《东方社会经济史杂志》，3: 196—216，1960。何炳棣：《扬州盐商：中国十八世纪商业资本研究》，载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7: 130—168, 1954。
[127]Everett E.Hagen: 《社会变化的理论：经济增长如何开始》（以下简称《社会变化的理论》），1962，第60—66页。
[128]WO1/461, 1841年6月21日义律致印度总督的信，附于印度事务部1841年11月6日致史坦利勋爵的快件中。FO17/48，“义律—巴麦尊”，快件17, 1841年4月16日。
[129]FO17/48，“义律—巴麦尊”，快件17, 1841年4月16日。
[130]义律希望做成律劳卑没能做成的事。所以，他愿意通过公行上“禀”，而不坚持直接“照会”总督。他认为，重要的是通知对方，他是政治代表而非商务代理人，尽管这意味着利用卑屈的交往方式。但巴麦尊否决义律使用“禀”而坚持要他与总督直接交往。见W.C.Costin: 《大不列颠和中国，1833—1860》，牛津，1937，第31—37页。
[131]FO17/46，“义律在伦敦时致阿伯丁伯爵的密信，无编号，1841年11月8日。
[132]FO17/48，“义律—卧乌古”，快件21，附件3, 1841年5月24日。
[133]《卧乌古子爵》，1: 168、171页。
[134]FO17/47，“义律—巴麦尊”，快件12, 1841年3月2日。
[135]FO17/48，“义律—巴麦尊”，快件17, 1841年4月16日。
[136]《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73页。
[13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3, 14下。
[138]《中西纪事》，卷13, 1上。《乡村中国：十九世纪帝国的控制》，第489—490页。《林文忠公全集》，卷2, 5上。John J.Nolde对此问题也作过分析，见《广州城问题，1842—1849，中国的反洋人主义及其对中西外交关系影响之初探》（以下简称《广州城问题》），博士论文，康奈尔，1956，第34—39页。
[139]FO17/48，“义律—巴麦尊”，快件17, 1841年4月16日。
[14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9, 21上—21下。
[141]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台北，1960，第300—305页。
[142]何炳棣：《中华帝国中成功的阶梯：各种社会可变性，1368—1911》，纽约，1962，第83页。《中国丛报》，2∶238—239页，1833年5月—1834年4月。蒋廷黻：《广州公行与官府》，载于《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15.4: 606, 1932年1月。关于伍氏家族的早期发展，详见Wolfram Eberhard著《传统中国的社会变动》，莱登，1962。
[143]《夷氛记闻》，卷3。《复仇神号在中国》，第95—96页。
[144]FO17/46，快件6，附件2，琦善奏英译本（此处引据原中文——译者）。《夷氛记闻》，卷3。
[145]《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34、207页。《中国人看鸦片战争》，第36页。《林文忠公全集》，卷6, 2上—2下；卷8, 34下；卷9, 1上。
[146]《林文忠公全集》，卷8, 31上—35下。《中国人看鸦片战争》，第94—95、101—102页。
[147]《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见《清华学报》，10.1: 106页。
[148]《林文忠公全集》，卷1, 5上。《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4页。
[149]对儒学家说来，文化就是一种技术，掌握了它们，包括文字，就意味着可以统治野蛮无知的弱者。关于中国官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见李侍尧关于1759年洪任事件的奏折，载于《史料旬刊》（北平，故宫博物院，1931年；台北，1963年，影印本），天：307上。
[150]律劳卑爵士1834年受巴麦尊派遣，去中国管理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废除后的中英商务关系。不幸的是，他企图直接与广州的总督打产道，结果导致了商业禁运。英国人显示力量对中国人丝毫不起作用，对英国人说来是一次令人困窘的丢脸的行为。
[151]梁阿发是马礼逊的少数基督教信徒之一。他的小册子对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有巨大的影响。
[152]W.H.Medhurst（麦都思）：《中国：现状和未来，着重于福音的传播》，伦敦，1838，第278—280页。
[153]《中国：现状和未来，着重于福音的传播》，第289页。
[154]《林文忠公全集》，卷8, 34下。
[155] 《鸦片战争在中国》，第79页。
[156]伍崇曜，著名的怡和行第五代人，1833年9月起接办家业。见《广东十三行考》，第226—234页。Arthur Hummel（恒慕义）：《清代中国名人传》，第867—868页。《传统中国的社会变动》，第82—84页。
[157]《东莞县志》，卷34, 18下。
[158]《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33、139页。
[15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 9下、23上；卷31, 8上。《鸦片战争》，第4册，第28页。
[160]Stanley Coben：《土著保护主义研究：1919—1920美国的红色恐怖》，见《政治学季刊》，79.1: 51—75页，1964年3月。
[161]《三元里抗英简史》，载于《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80页。
[162]《中西纪事》，卷6, 10下。
[163]《夷氛记闻》，卷3。
[164]《战时与议和后的中国》1∶125—127页。关于这封描述了广州城沦落情况的一位中国官员致其密友的著名信件，见《中西纪事》，卷6，第15—20页。
[165]《夷氛记闻》，卷3。
[166]FO682/912，奕山等札广州府授权赎城中文本，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1841年5月27日）。
[16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 1上—2下。
[168]《中西纪事》，卷6, 11下—12上。
[169]这是为押韵单加的一行。
[170]此处指在佛山的五吨（八千斤）大炮，它从未使用过，后被英国占领军熔化。
[171]《鸦片战争文学集》，第247—248页。
[172]19世纪初，广州城中的母亲们，常常恐吓他们哭闹的孩子，要把他们扔到番鬼那里去。见《中国丛报》，11∶326页，1842年1月—12月。
[173]见《续修南海县志》，卷19, 10下。
[174]《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60页。
[175]人们也许还可以认为这样做的原因是中国人不能容忍蛮夷有一个完整的社区。只要这些人栖止在帝国的边缘并且处在非永久的状态（没有妇女），或是处在被排斥的状态（如澳门）中，那么，他们就是文化上的被保护者。
[176]W.C.Hunter: 《广州番鬼录，缔约以前时期番鬼在广州的情形，1825—1844》（以下简称《广州番鬼录》），伦敦，1882，第119—120页。
[177]Gordon W.Allport: 《心理与社会原因中的偏见问题》载于Talcott Parsons和Edward A.Shils编：《行为的一般理论问题》，1952，第365—387页。综合国际中心：《暴民》，巴黎，1934，第88页。Herbert Blumer：《种族偏见的性质》，载于E.T.Thompson和E.C.Hughes编：《种族，个人与集体行为》，1958，第484—493页；Wilmoth A.Carter: 《蔑称》，载于同上书，第375—380页。
[178]Gordon W.Allport: 《偏见的性质》，波士顿，1954，第20—23页。这种一般的过程也被称为“外部构造”，见Hadley Cantril：《社会运动心理学》，纽约，1963年，第51—62页。
[179]这种担心的痕迹，在许多绅士的告白中都可见到，《鸦片战争》，第4册，第22—23页就有。
[180]FO17/154，“文翰—巴德尊”，快件51, 1849年4月23日。
[181]Paul A.Cohen: 《中国与基督教：传教活动与中国反洋人主义的增长，1860—1870》（以下简称《中国与基督教》），马萨诸塞，剑桥，1963，第90—91页。
[182]Karl W.Deutsch: 《民族主义与社会交往：国家基础之研究》，纽约，1953，第23—25页。
[183]《清代通史》，第2卷，第948页；第3卷，第45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0, 9下。
[184]《民族主义与社会交往：国家基础之研究》，第51页。
[185]《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0页。
[18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 43上。
[187]《朱红色的鸟，唐代南方的形象》，第12章。
[188]陈序经：《广东与中国》，见《东方杂志》，36.2: 41—45, 1939年1月。
[189]有关交往与反洋人主义间关系的论述，见《乡村中国：19世纪帝国的控制》，第491页。
[190]E.J.Hobsbawm: 《原始的叛乱：十九、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代形式研究》，纽约，1963，第118—121页。
[191]《偏见的性质》，第57—58页。
[192]《暴民》，第84—91页。《原始的叛乱：十九、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典形式研究》，第5章。
[193]《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集》，第288页。
第二篇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 （1842—1849）
六
忠良还是叛逆？
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若不杀尽汝等猪狗，便非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们一言既出，万折不回，一定要杀，一定要砍，一定要烧死汝等。汝若请人劝我，我亦不依；务必要剥汝之皮，食汝之肉，方知我等厉害也。
绅士布告，1841年6月5日[1]
1841年6月，南海、番禺的绅士发现了军事上获得成功的新公式——民之意志。夷人还怎能同他们作对？民众、绅士甚至官吏是一条心了。南方地区痛苦的内部残杀——汉奸对忠良之争——将停止，民族的灵魂将得到拯救，精神将胜过物质。[2]
民众热情的诚挚性是无疑的。在三元里事件后很久，一些爱国的乡勇仍在继续诛锄“汉奸”，袭击黄埔附近的英国船只或登岸的人。[3]绅士们要做的，就是说服地方政府：这些作法既没有错，也不是潜在的叛乱行为。请愿书雪片似地送到总督衙门，要求官府提供援助。“要知我辈素娴遗经，深知大义”[4]。领导三元里事件的举人何玉成，要求允许士人组织一个全番禺县的团练局。他向总督保证，农民深明“大义”，绅士可以担保他们政治上可靠。[5]
绅士们有以下几条理由要让团练存在。首先，保护农村地区不受无赖、逃兵、土匪的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