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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4, 44上。陈伯陶：《东莞县志》，1919，卷38, 25上。
[38]保甲制度是十分古老的。它是一种精巧、严密的制度，把所有的农户都编入其中。十户组成一牌，十牌组成一甲，十甲组成一保。选一户为保长，保长对知县负责。按照规定，保甲应保证社会秩序不受任何个人或农户的破坏。通过这样一种复杂的连结体，每一个家庭都应为周围其他家庭的行为作保。在18世纪，保甲法一般已不再流行，其制度也趋于崩溃。
[39]《香山县志》卷20, 5下。
[40]《续修南海县志》，卷15, 8上。
[41]《续修南海县志》，卷15, 10上。
[42]《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95页。张歆保：《林大臣与鸦片战争》，马萨诸塞，剑桥，1964，第4章。
[43]FO17/46，“义律—巴麦尊”，快件46。《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12页。
[44]Barbara E.Ward: 《香港一渔村》，见《东方研究杂志》，1: 195、214页，1954。Ed-ward H.Schafer: 《朱红色的鸟，唐代南方的形象》，1967，第11章。
[45]自然，林则徐知道，在鸦片贩子的船上帮役或卖食物给英国人的，正是这些“疍户”，这样做就是以盗缉盗。
[46]《林文忠公全集》，卷1, 3下。
[47]负责同西方作生意的商人团体。参见第四章。
[48] 《广州府志》，卷81, 34下。《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13—16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1, 6上、6下。《林文忠公全集》，卷1, 3下。
[49]Charles Gutzlaff（郭士立）：《已故中国道光皇帝的生涯，北京宫廷回忆录》，伦敦，1852，第67页。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萧公权：《乡村中国：十九世纪帝国的控制》，西雅图，1960，第300页。Franz Michael：《太平叛乱时期中国的军事组织与力量构成》，见《太平洋历史评论》，18∶469—483页，1949年11月。
[50]《林文忠公全集》卷8, 1上、20下。Laai Vi-faai：《太平叛乱时期两广海盗的作用》，博士论文，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1950。《夷氛记闻》，卷3。
[51]《中国人看鸦片战争》，第51—52页。
[52]林则徐属于儒家今文学派。这一派接受《春秋》公羊传。
[53]宋龙渊：《道德经讲义》，台北影印本，无日期。
[54]关于这些计划的某些部分的详细论述，见《中国人看鸦片战争》，《林文忠公全集》，第1, 22下。
[55] 《夷氛记闻》，卷3。《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22—23页。
[56] 《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6.3∶181—183页。
[5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3, 14上。
[58]《中西纪事》，卷6, 5上—5下。
[59]《清代通史》，第2卷，第948页。
[6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0, 9上。
[61]《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79页。
[62]此处“绅士”一词的用法是最广义的。虽然它常用来指有功名的人，但事实上，绅士是由那些当地可能有官职也可能没有官职的人组成的一个声望显赫的集团。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有自己的地位——经济上收租、放债，政治上代表本地各界，发挥官僚阶层后备军的作用。见Maurice Freedman：《中国东南地区的族系组织》，伦敦，1958，第53页。
[63]《乡村中国：十九世纪帝国的控制》。瞿同祖：《清代中国地方政府》，马萨诸塞，剑桥，1962。Franz Michael为Stanley Spector《李鸿章与淮军：对十九世纪中国地方主义的一项研究》一书所写序言，西雅图，1964。张仲礼：《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绅士作用之研究》，西雅图，1955，表33。
[64]这样的绅士文化是秩序、安定的象征。1841年，为使那些逃离广州的人们相信秩序已恢复正常所采了的措施之一，就是宣布为广东诸书院中就读生童举行特别考试。据说有一半的逃亡者返回。见《夷氛记闻》，卷3。
[65]关于这一问题的总论，见James T.K.Wu: 《太平叛乱对清代财政制度的影响》，载《太平洋历史评论》，19: 265—275, 1950年。
[66]《乡村中国：十九世纪帝国的控制》，第68页。
[67]David Edward Owen：《英国对中国及印度的鸦片政策》，纽黑文，1934，第53—61页。《林大臣与鸦片战争》，第3章。徐颂周：《鸦片输入中国考》，见《中国近代史论丛》，台北，1958，第156—158页。H.H.Kane: 《美洲及中国的鸦片吸食问题：其普遍程度及对个人和民族的直接和长远影响之研究》，纽约，1882，第111—115页。
[68]蒋延黻：《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台北，1958，第1册，第24页。我的观点主要依据张歆保：《林大臣与鸦片战争》第4、5章的论述。
[69]《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4—25页。
[70]《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5—26页。
[71]《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7—28页（朱批是回译。——译者）。
[72] 《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7—28页（朱批是回译。——译者）。
[73]许在其早年的政治生涯中，曾作过广州越华书院山长、广东按察使。
[74]《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9—32页。P.C.Kuo: 《第一次中英之战与史料的批评研究》，上海，1935，第5章。《清代通史》第2卷，第913页。
[75] 《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32—36页。《第一次中英之战与史料的批评研究》，第5章。《鸦生战争在中国》，第71页。《清代通史》，第2卷，第914页。
[76]《林大臣与鸦片战争》，第89页。
[77]《第一次中英之战与史料的批评研究》，第6章。
[78]《第一次中英之战与史料的批评研究》，第58页。这是Kuo的译文。
[79]《清代通史》，第2卷，第915—919页。
[80]《夷氛记闻》，卷1。
[81] 《中国丛报》7: 112、232、336、437—441页，1838年5月—1839年4月。
[82]《林大臣与鸦片战争》，第117页。
[83]同上书，第97页。
[84]《中国丛报》，9: 55—56、560—572页，1840年5月—1840年12月。《第一次中英之战与史料的批评研究》，第9章。
[85]《中国人看鸦片战争》，第26—27页。
[86]《林文忠公全集》，卷4, 2上。
[87]R.Jocelyn: 《在华远征六月记：士兵笔记之一页》，伦敦，1841，第4—5页。
[88]FO17/55，快件71，附件1, 1849年5月21日。
[89]《东莞县志》，卷34, 11下。
[90]《东莞县志》，卷52, 19下。《香山县志》，卷15, 8下。
[91]《东莞县志》，卷71, 1下。《香山县志》，卷15, 31上。
[92]《中国丛报》9∶167页，1840年5月—1840年12月。《十九世纪中国的团练》，第114页。
[93]《香山县志》，卷16, 4上。
[94]梁鼎芬：《番禺县续志》，1931，卷24, 11下。
[95]《续修南海县志》，卷13, 57下。
[96]《续修南海县志》，卷17, 9上。
[97]《东莞县志》，卷71, 16上。
[98]《东莞县志》，卷52, 21上。《香山县志》，卷16, 2上。
[99]方志中常说这种组织的直接前身就是绅士们的调停组织，常常“排难解纷”。见《番禺县续志》，卷20, 31上。
[100]《番禺县续志》，卷20, 31上；卷22, 9上。
[101]《夷氛记闻》，卷3。
[102]德庇时：《战进与议和后的中国》，伦敦，1852，1: 34页。
[103] 《番禺县续志》，卷24, 13上。周朝槐：《顺德县志》，1929，卷17, 9下。《鸦片战争文学集》，第739—740页。
[104]新安县的新界在1898年被割为香港殖民地的一部分，香港本身原只是这个县的一个小岛。
[105]《中西纪事》，卷13, 1上—1下。
[106]在乡勇袭击英国军队以后、三元里事件以前两三天，三元里和佛山周围发生过几起强奸和勒索的事件。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1, 7上—8上。《广州府志》，卷81, 40下。《中西纪事》，卷6, 9上。《三元里抗英简史》。
[107]《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79页。
[108]《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2页。
[109]《续修南海县志》，卷19, 10下。《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9页。
[110]《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82页。
[111]林福祥（1814—1862），香山人。学过兵法，并在广东著名的学者黄培芬门下学习古典经学。黄培芬向余保纯和琦善推荐林福祥，他们对这位年轻人提出的保卫广州城的计划，有很深的印象。穿鼻之战后，河防处于极糟糕的状态中，琦善指派林福祥去招募“水勇”。到1841年5月，林已训练了五百多人，并组织了一支包括十六艘沙船的船队，巡视广州城西面的水域。当卧乌古在广州北面登陆时，他的队伍正在那里防守。由于他的队伍在那个地区是唯一经过训练的队伍，他决定在石进附近建立起一个防卫中心。见冼玉清：《广东文献丛谈》，香港，1965，第41—43页。
[112]《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79页。
[113]我想到的与其相类似的组织，只有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的帮工联合会。
[114]FO17/30，快件4，附件1, 1839年1月10日。
[115]公元210年以后，才使用“广州”一词，“广东”一词则迟至1150年。
[116]以上叙述据自：Harold J.Wiens: 《中国向热带进军》，康涅狄格，汉姆登，1954，第4章。宫川尚志：《南中国的儒家化》，载于A.F.Wright编：《儒家信仰》，斯坦福，1960，第21—46页。李济：《中国人的形成：人类学研究》，马萨诸塞，剑桥，1928。此外，我还利用了E.H.Schafer的新著《朱红色的鸟，唐代南方的形象》，并蒙他的好意，让我阅读了出版前的原稿。
[117]Edward H.Schafer: 《撒马尔罕的宝物：唐代舶来品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矶，1963，第28—32页。
[118]费正清、邓嗣禹：《清代纳贡制度》，载于《清代行政三论》，马萨诸塞，剑桥，1961，第135—144页。
[119]加藤繁：《论中国的行》，见《东洋文库研究部研究报告》，8: 45—83, 1936。Etienne Balazs: 《中国文化与官僚政治》，纽黑文和伦敦，1964，第1、2、4章。马士：《中国公行考附广州行商述》，伦敦，1909，第24—27页。John Steward Burgess：《北京的行会》，纽约，1928，第211—213页。
[120]这里关于广州贸易的论述，主要依据以下著作：Tien-tse Chang：《中葡贸易：中葡材料之综述，1514—1544》，莱登，1934。张德昌：《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载于《清华学报》，1935年10卷1期，第97—145页。梁仁彩：《广东经济地理》，北京，1956。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条约口岸的开放，1842—1854》，马萨诸塞，剑桥，1953。程维新：《宋代广州市对外贸易的情形》，见《食货》1.12: 26, 1935年5月16日。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朝制度考》。Michael Greenberg：《英国的贸易与中国的开放》，剑桥，1951。Louis Dermigny: 《中国与西方：十八世纪广州的商业》，巴黎，1964。
[121]H.F.MacNa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