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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群岛被英国人占领之后，皇帝下令地方自筹经费举办团练以保各沿海省份。[49]但这样作，却反过来使中央军费越来越困难。随着专制权力的延伸，地方经费只供地方之用，使得调一省的官军去另一省也困难起来。例如，林则徐要从江苏省调来军队，应该供应南下途中士兵的粮站却或者是空空如也，或者是被那些心怀不满的本地人把守着。在这种情况下，林和他的继任者只能转而征集广东本地人，以代替和加强正规军。[50]
但是，团练政策的意义尚不止此。林则徐本人对这种团练就很热情。1837年，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就发现乡勇对付蓝正樽叛乱非常得力。而且，作为一个儒家学者，他深信“百姓之义”，这就是组织乡勇的理论根据。林一次又一次地威胁英国人，他将使用这一最后的武器。1839年6月之后，当英国人在九龙司靠岸时，林警告义律，英国商船必须立即到广州登记，或者返回英国；否则，沿海人民必将愤而奋起，将蛮夷一扫而光。[51]这些威胁不仅仅是策略或辞令上的，它们是种真正的神秘信仰的一部分。在林及其以后的一些清朝官员看来，在儒学家的历史上，“民”是无可估量的。“民”能拯救或毁灭、恢复或推翻一切。一旦被合乎道德地动员起来，“民”就是不可战胜的。即使失败接着失败，这种信念并不会减弱。
这种神秘信念主要来自于儒家的“民本”观念，但并不完全这样。“复仇神”号无所不往、难以抵御的威力，英国军队难以理解地轻易地侵占他们的阵地，使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中产生了军事上无能的破灭感。这使他们转向他们的文明所能有的任何技能以防卫敌人，甚至不惜利用异端和邪教。
任何人只要读过中国的武侠小说，就会熟悉传奇故事中的拳师、剑客，他们只要轻弹手指，就可以推倒一堵墙，他们可以随意凌空飘行。这些故事是历代有文化的中国人的幻想的一部分，非理性，大众化，迷信甚至幼稚。一个学者，不论其老师多么严格，总是知道这一传统的。事实上，在正统的或异端的学说中，都有幻想和主旋律，二者间的差别并非如皇帝圣旨中所说的那么大。比如说，二者都强调灵魂及完美的自制之重要性。人们塑造的侠客一定是道德极高尚的、言行一致的人物。那些武艺高超但德行有亏的侠客必定败给内心纯洁的对手。更有进者，不论是异端还是儒家传统（尤其是公羊学派）[52]都认为，学问就是精通一系列的道理。这些道理有不同层次的意义。所以，学者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可能认为，只要根据更深一层的意义，就能发现另一种奥秘。如同打太极拳者打了几年之后，才直觉地了解他的运动的意义一样，一个文人只有熟记所有的经典，才能掌握它们的意义。这种关于技能、学识的奇特观点，就是传统思想的一般特征。最低限度，它确实允许一个文人也可以有秘密会社拳师的某些情操。哲学化的道家鼓励这一点。宋龙渊关于《道德经》的注释——公羊学派所喜爱的版本——充满了关于灵魂的喻示、学问的奥秘以及对于宇宙各种力量的控制。[53]
异端学说虽然可能被看作是狂想而得到宽容，但是，儒家的官僚从理性上憎恶民间佛教、民间道教和崇拜迷信的秘密结社，他们同样也不能接受异端。完全信仰这种思想暗流，就是抛弃文明的学问。但是在1841年1月7日轰动一时的穿鼻失败之后，中国官员们不顾一切地转向那种同传统有联系的潜藏的技术和神秘的技能。于是就再三计划招雇能在水下呆几个小时的海洋潜水员、有武术的盗匪、经过训练的猴、秘密会社中的暗杀者。简言之，使用一切手段，只要能打败蛮夷。[54]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次向秘密的、潜藏的、非理性的事物求助，预示了以后义和拳变乱。那时，朝廷本身转向了中国文化素质中更为蒙昧的部分。在发生了所有这些之后，无疑，中国的军事地位愈是无望，这一类观念就愈是流行。像林则徐这样的人是不会忽视其他技术的，他是自强运动的先行者之一。主要之点在于，不论是西方的武器还是秘密会社的技能，都只是技术而已，这不影响文士时时保持他自己的纯正思想。
如果说乡勇在林则徐任内曾十分兴盛，那么，它们首先在其继任者琦善任内削弱了。这部分地是由于琦善不信任那些武装起来的游民；但决定确是由北京做出的。[55]皇帝一听说琦善已招抚了英国人，他们正退回南方，就马上下令削减军费，并要求各省解散不必要的队伍。1840年9月26日，800名福建乡勇从浙江撤回，“以节糜费”。到10月27日，北京得到了江苏所有的乡勇均已解散的消息。此后不到一个月，广东的2000名乡勇也被怡良解散。[56]
和平间歇一逝即过。穿鼻战役刚刚结束，琦善只有一个办法去增援无人把守的虎门要塞。他克制对非正规武装的恐惧，下令从东莞、南海、番禺各县招募5800名乡勇。[57]皇帝同意这样做的必要性，虽然当时琦善已被解职。[58]接着，同样的事情在奕山身上重演。同任何一个能干的满洲人一样，奕山对使用有叛乱传统的广东人做乡勇有着本能的疑虑。他们是多么容易转成叛匪呀！他认为，从福建调“勇”，比像林则徐那样把武器交给当地村民要好得多。[59]但是到了1841年3月，保卫广州城这一实实在在的问题，使他顾不了他那时可能仍然怀有的疑惧。事实上，在三元里事件发生的前夕，他已正式命令“番禺、南海二县迅即秘密组织自卫”[60]。
余保纯欺骗了那天早晨在高地上的卧乌古将军。官府确实倡办了96村乡勇。
三
绅士与三元里
十三乡人皆不平，牛栏岗边愤义盟。
计不反顾不旋踵，连络一心忘死生。
梁信芳[61]
19世纪中国的地方政府依靠的是府州县官与绅士之间力量的巧妙平衡。[62]在一个只是由薄薄的一层官员来治理的地域广袤的农业帝国中，绅士是中央政权不可缺少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合作，州县官根本不用指望在当地收取租税、维持治安。社会福利、公共事业、防卫、教育等等，所有这些，都在此时或彼时交给绅士去做。[63]尽管有儒家的“天下”观，国家并不囊括全部行政权力。统治大厦之下的广大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有自决权，除非灾难，如饥荒、洪水、行贿等等威胁了皇族的统治。王朝进行干预的准则，就是为了保护自己。所以，国家不断寻求的只是一种形式的统一：根除那些与东方学说——儒学相对立、有威胁的异端学说（邪、淫）。事实上，民间佛教、道教这些儒家道德价值的替代物，只是发生了变化，却未被扫除。国家经常鼓励“绅士父老”们用道德说教和灌输去对抗那些邪教。例如：月读圣训、嘉奖孝行、保护孔庙等等。事实上，这些仪式活动只是有利于加强绅士在本地的地位，但这一点却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有绅士势力的存在，就保证了官方价值的稳定，因为他们体现并传播各种社会信仰，这些信仰如此长久、如此成功地合成了一种文明。[64]在安定时期，绅士的支持是重要的；而在动乱时期，更是决定性的。
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州县官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地方绅士，但如果绅士所起的作用过大，他就会大权旁落。绅士调解地方上的纠纷，如果他们真的开始执法，并掌握治安力量，那会怎么样？他们筹集地方自卫经费，如果他们真的收起税来，又会怎么样？
我们现在暂把地方势力（包括绅士和社会名流）同大地主视为一体。由于土地的人口压力，由于中国农业史上多见的高利贷和高额地租，由于简单的经济唯理主义，一个地主不论在何时何地，一有可能就会扩大土地，提高地租。当然，这也是有限度的。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收租。如果租额太高，佃户可能拒不交租，或落草为盗，甚至暴动。所以，富有的地主需要地方官及其警察来保证地方秩序和他收租的权利。但需要并不固定于某一点，它是变化的，如果地方状况恶化，那么就是地方官自己需要绅士们的经济、军事支持以恢复秩序。在那种情况下，即使官府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它仍然面临着又一问题。取得胜利的手段——乡勇和额外的财政收入——落到了地主手中。有时，地方官能恢复他的全部权力，那时，可能完全重建秩序。但在另些时候，地方显贵们在严酷的动乱中，用乡勇、额外财政收入等手段加强了他们自己在地方上的支配地位。结果，地方官发现他得到的税款盈余日益减少，因为越来越多的土地为乡村的显要们所占有，他们或者是法定的征税标准较低，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列入赋税登记册。[65]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官员就干脆任其自流，只是通过加重其他自耕农的赋税负担的办法，以维护他们自己的收入。其结果是加剧了社会危机。
假如危机的严重程度达到了触发农民起义的地步，那就是说，最大的危险出现了——这是朝廷最关心的危险。任何农民起义的领袖，在其活动或军事控制的地区中，只有获得重要绅士的指教和协作，才能指望“改朝换代”。否则，他只能是一个无政治目标的匪徒。所以，不允许知识阶层与群众力量有过多的接触，是清朝政策中的主要之点，虽然这并未明言。绅士可以帮助统治人民，但绝不允许他们掌握人民，最后利用人民。由于这一原因，清初保甲制度的规划者们曾着重强调不许绅士充当保长，即不许他们作为基层控制的首领。[66]
总之，绅士与官府这两种力量总是在跷跷板上不断地平衡。如果一方上升，那么另一方就下降，二者成反比。绅士经常企图攫取地方权力，而官府也同样总是加强集权，使离心力量“封建化”。
绅士对官府的跷跷板模式，是太绝对、太夸张了。事实上，事物从不是这样明确、固定的。地方官同当地显要们有着共同利益，地方显要又往往通过宗族而同被认为受他们剥削的农民阶层的利益相联。按照汉学家能够取得一致意见的定义，绅士是取得了功名的人，他们的资格是由政府认可的，他们的领袖才能则是“获得的”。既然地位与权势息息相关，财富就必然通向官场。这意味着接受孔学的某些理论——它们主张缓和对个人利益的严酷束缚，使教化得以推行。这里仍然是必须予以维护的力量平衡问题。如果使这种平衡过于偏向非官方的一边，那么将会破坏中央国家的力量。在早期，这只会导致新王朝的出现，导致一个新的中央政权的建立。在十九世纪，由于西方势力对儒家学说及官员们的侵蚀，这就意味着国家本身分解为地区的和区域的单位。对于广东来说，这种分解并非始于太平天国时期，而是始于鸦片战争。
当禁止吸食鸦片时，广东地区的力量平衡首次发生变化。唐朝以来，中国一直用鸦片做药材。17世纪早期，则专门用作麻醉药。直到1733年哈斯丁孟买议会（Hasting's Bengal Council）创立了鸦片专卖权，在印度、中国、英国建立了赚钱的三角贸易，从那时起，鸦片贸易才真正开始兴旺起来。到1816年，平均每年有3210箱鸦片运入广州。1831年，16500箱。1838年，每年40000箱。1729年，帝国政府曾禁止吸食鸦片，但禁令未被重视，以致1796年、1800年又再次颁布谕旨，最后禁止鸦片进口。周期性地逮捕人，周期性地发出警告，但是，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限制鸦片贸易，直到1820年道光皇帝继位。道光充满了改革的热情，并为鸦片贸易的飞速发展所震动，情况才发生了变化。[67]
道光对律令实施不力十分恼怒。他首先采取各地方自负责任的办法。任何官员，只要在他的辖区内有鸦片，都将视情节不同处以各类罚俸。但是这种官僚主义的作法由于明显的原因而归于失败。[68]
到1829年，鸦片进口已使贸易平衡发生变化，中国纹银开始外流。1830年1月10日，又发布了一道上谕，对长江以南地区银价上涨问题表示出恐慌。但是鸦片仍大量流入中国，因为那些水上巡查同走私者是合伙的。[69]省里的官员开始送出交易的准确情报，暴露出其分配系统：零汀、“快蟹”、内地的交易网络。广州是交易的关键，如果能在这里截断，那么就可割断鸦片的来源，停止白银外流。于是，1831年6月4日，皇帝谕令两广总督“殚心竭力”，以阻止广东的鸦片贸易。[70]
与此同时，也采取措施逮捕国内的鸦片种植者。皇帝命令地方官恢复久已不用的互相连坐的保甲制度。人们一旦编入，必须立“互保甘结”。每个人都必须保证其余四个人不种鸦片。八年以后，林则徐也迫使英国商人立这种甘结。[71]
以上这三项政策——官员加强实施律令、逮捕走私者、逮捕国内种植者——照理应当能够解决问题，但这里仍存在通常的毛病。广东巡抚卢坤报告说，他已将所有人口编入保甲，收齐甘结，彻底消除了本省的鸦片风，皇帝只在奏折边上简洁地批上几个字——“这不可能”[72]。
到1836年夏天，情况很明显，鸦片输入比以往更多，白银外流也比以往更多。这时，有人提出了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