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根据自己的信仰对错来采取行动,而是根据他们的想法是否取决于自己的领袖。而一个人的生死取决于名单上的注解:名字上画一道线就可挽救这个人的性命,没有任何标记则意味着他将被处死。这就是司法体系——就看有没有线条。里奥闭上眼睛,能够想象鲁布央卡过道里那种静默的恐慌气氛。他们的道德罗盘被忽略了这么长时间,以至于现在已经失去控制,东南西北全部错位。至于孰是孰非的问题——他们完全没有概念。他们已经忘了如何作决定。在这样的时期,最安全的举措就是尽可能地按兵不动。
在这种情况下,里奥·德米多夫与妻子瑞莎·德米多夫的案子虽被证明是具有分裂性、煽动性及有问题的,却被暂时搁置一边,这也是案子为什么被拖延的原因。没有人愿意触碰这个案子,所有人都忙着调整自己在克里姆林宫新权力集团的定位。为了让问题更为复杂,斯大林最得力的助手拉夫连季·贝利亚——如果有人给斯大林下毒,里奥推测一定就是他——承担起他的衣钵,摒弃了关于阴谋论的想法,并下令释放那些医生。嫌疑犯因为清白无辜而被释放——谁听说过这种事情?里奥当然想不起任何先例。在这种情况下,起诉一个被授予勋章的战争英雄,一个曾经上过《真理报》头版头条的人,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这可能会被视为冒险。因此,在三月六日,不仅没有人敲门带来决定他们命运的消息,里奥与瑞莎反而获准参加他们伟大领袖的国葬。
严格来讲,里奥与瑞莎还在软禁当中,他们与两名警卫恭顺地加入人群,所有人径直朝红场走去。许多人都在哭泣,有些人的情绪处于失控状态,这其中有男有女,也包括孩子。里奥心想,在成千上万个悲恸欲绝的人当中,能否看到一个人没有因他们正在哀悼的这个人丧失亲朋好友。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法抗拒的伤感,也许这与对死者的盲目崇拜有关。里奥听说,即使在最残酷的审讯当中,许多人都大声疾呼,只要斯大林知道国家安全部的过分行为,他也会干预。不论这种伤感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个葬礼为多年郁积的痛苦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出口,人们可以借机放声大哭,借机拥抱自己的邻居,借机表达一种之前从未有机会表达的伤感,因为这暗示了对这个国家的某种批评。
主要街道与国会都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简直让人无法呼吸,人流汹涌往前,走在人群当中就像崩落的岩石无法自控。里奥一直拉着瑞莎的手,尽管四周都是挤压的人群,但他确定他们不会被人群冲散。他们很快就和警卫走散了,当他们靠近广场的时候,人群越聚越拢。感觉到周围人群越来越挤,情绪越来越激动,里奥下定决心。这时,他们碰巧被挤到人群边缘,他跨进一个门道,并将瑞莎拉出人群。他们就躲在门道下,看着熙攘人流继续往前涌动。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前面的人群几乎要被压死。
他们本可以趁着混乱逃走,他们再三思量,在门道下小声争论。跟随他们的警卫不见了。瑞莎想逃跑,但逃跑会让国家安全部有十足的理由对他们处以死刑。而且,从现实情况来看,他们没有钱,没有朋友,也没有藏身之处。如果他们决定逃跑,里奥的双亲也会遭到枪决。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够幸运了。里奥决定孤注一掷,勇敢面对。
最后一批乘客都已经上车。火车站站长看到这些穿着军服的军官们簇拥在火车头附近的站台上,不让他们离开。司机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想弄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好奇的乘客透过车窗偷偷地打量这对年轻的夫妇到底遇到什么麻烦。
里奥看到一名身着制服的军官朝他们走过来,正是瓦西里。里奥一直都在等他出现,他绝不会错过幸灾乐祸的机会。里奥隐约觉得心中有一股怒火,但他有必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也许还有什么陷阱。
瑞莎以前从没见过瓦西里,但她听过里奥对他的描述:
英雄的脸庞,狗腿子的灵魂。
即使只是扫了一眼,她觉得对他的有些描述并不太准确。他当然是非常英俊,但他的笑容似乎很单纯,并无恶意。当他最后走近他们时,她注意到他对里奥蒙羞的幸灾乐祸及失望之情。
瓦西里脸上的笑意更深:
“我坚持让你们等我,这样我可以来与你们告别,并向你们解释最后的决定。我希望由我亲自来告诉你们,你们明白吗?”
他在自我陶醉。尽管这个男人曾让里奥受过惊吓,在他们活到现在的这个时候,再去激怒他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他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嘟囔道:
“我对此很感谢。”
“你被重新分配工作。鉴于你的脑海里有太多没有答复的问题,你不可能在国家安全部继续待下去了。你被分到民兵部队,不是作为侦探,而是最低级的职位。你去做一些打扫关押牢房、记笔记等工作——人家吩咐什么,你就做什么。如果你想活下去,你就需要习惯接受命令。”
里奥理解瓦西里的失望心情,这种惩罚——在当地警方雇用流放——算是很轻的判决了。鉴于证词的严重程度,他们可能会面对在科利马河挖掘金矿的二十五年有期徒刑,那里的气温在零下五十度,囚犯的双手因冻疮而变形,预期寿命只有三个月。他们不仅死里逃生,而且重获自由。里奥不敢想象这是库兹明上校的感性之举,事实上是,起诉自己的手下让他自己有些无地自容。在政治动荡时期,借重新安置的名义将他打发走,这种做法要稳妥精明得多。库兹明也不希望他的审判受到详细调查,毕竟,如果里奥是间谍,为什么库兹明一直对他偏爱有加,一直提拔他?不行,这些问题都会让人很尴尬。将他分配到某个不起眼的角落才是比较容易和安全的做法。里奥清楚任何如释重负的表情都会惹恼瓦西里,于是尽力表现得垂头丧气一些:
“哪里需要我,我都会履行我的职责。”
瓦西里走上前,将车票和文件塞到里奥的手里,里奥拿着文件,朝火车走去。
瑞莎走上车厢,瓦西里突然大声说道:
“听到自己的丈夫跟踪自己一定很难过,而且不止一次。我相信他跟你说过这些,他跟踪过你两次,另外一次不是国家公务,他不认为你是间谍,但他认为你是个荡妇。你必须原谅他这一点,每个人都会有疑虑,而且你很漂亮。从我个人来讲,我认为你不值得他为你放弃一切。我怀疑当你的丈夫意识到自己被送往怎样该死的地方时,他会恨你的。要是我的话,我会保留那套公寓,让你被当做叛国者而枪毙掉。我唯一能猜想到的就是你一定和他干得很爽。”
这个男人对自己丈夫的耿耿于怀令瑞莎感到诧异,但她保持沉默,哪怕一次顶嘴都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她都没有留意到自己的鞋带已散,拿起自己的盒子,打开车厢门。
里奥跟在她身后,尽量不回头。他怕自己如果看到瓦西里得意的笑,他可能无法控制住自己。
列车徐徐离站的时候,瑞莎的眼睛盯着车窗外面。
车里已没有座位,他们只得挤在一起站着。两个人谁也没说话,看着城市渐行渐远。最终,里奥说道:
“对不起。”
“我相信他在撒谎,他无非是想激怒你。”
“他说的是实话,我跟踪过你,而且与我的工作无关。我以为……”
“以为我和别人睡觉?”
“有一段时间你不愿和我交谈,不愿碰我,不愿和我睡觉,我们就像两个陌生人,而我不清楚为什么会那样。”
“嫁给一名国家安全部军官,就别指望不被跟踪。但告诉我,里奥,我怎么能不忠呢?说现实点,我那是在冒生命危险。我们没有谈论那件事,否则你会逮捕我的。”
“那就是你认为会发生的事吗?”
“你记得我的朋友左娅吗,我记得你们见过一次面?”
“也许……”
“对,这就对了——你从来记不住任何人的名字,不是吗?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是不是只有将发生过的事情从脑海中清空,晚上才能够睡个安稳觉?”
瑞莎语速很快,语气平静,但话语中夹杂的那种激烈程度是里奥以前从未听到过的。她继续说道:
“你肯定见过左娅。她没有注册,但那时她在党内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她被判了二十年徒刑,他们逮捕她的时候,她正从一座教堂里走出来,指控她在做反斯大林祷告。祷告,里奥——他们根据她脑子里的想法就宣判她有罪。”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也许能够有所帮助。”
瑞莎摇摇头。里奥问道:
“你认为我告发了她?”
“你怎么知道?你甚至连她是谁都记不得了。”
里奥大为震惊:他与妻子以前从未这么说过话,他们的谈话内容只局限于一些家常琐事和礼貌性的对话——他们从没高声说过话,也没争论过。
“就算你没有告发她,里奥,但你又如何能够帮助她?逮捕她的人就像你一样——都是一心要将自己奉献给这个国家的人。当天晚上,你没有回家。我想,你可能也在拘捕某个其他人最好的朋友,其他人的父母亲或孩子。告诉我,你逮捕过多少人?你自己知道吗?跟我说个数字——五十、两百还是一千?”
“我不想跟你说这个。”
“他们不是有意针对我,而是针对你。逮捕陌生人,你都会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他们可能有罪,你都相信自己的行为是出于某种目的,但对他们来说这还远远不够。哪怕你心里知道这是错误的,没有意义的,但无论他们要求什么,他们都希望你去证明,他们希望你去证明自己的盲目服从。我想,妻子就是证明这一点的有效测试。”
“也许你说得没错,但我们现在摆脱了。能获得这第二次机会,你知道我们有多幸运吗?我希望我们一家人能够重新开始生活。”
“里奥,没这么简单。”
瑞莎停下来,仔细打量自己的丈夫,就好像这是他们初次见面:
“我们在你父母家吃饭的那天晚上,我在门口听到你们的谈话。我听到关于你是否检举我是间谍的讨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想死,所以我回到街上,走了一会儿,试图整理自己的思绪。我在想——他会怎么做呢?他会放弃我吗?你父亲的话很有说服力。”
“他当时吓坏了。”
“三条命对一条命?这个数字很难让人反驳,但如果三条命对两条命呢?”
“你没有怀孕?”
“如果我没有怀孕,你还会为我担保吗?”
“而你到现在才告诉我?”
“我担心你改变主意。”
这就是他们的关系,赤裸相见。里奥感觉到一种无常。他现在站着的火车,身边的人,盒子,衣服,车外的城市——所有这一切现在都变得很恍惚。他什么都不相信,包括可以看见、触碰和感觉的任何东西。他曾相信的一切不过都是谎言。
“瑞莎,你爱过我吗?”
尴尬的沉默,这个问题就像一股难闻的气味久久不肯散去,两个人随着列车一摇一晃。瑞莎最后还是没有回答,只是跪下来系自己脚上的鞋带。
|沃瓦尔斯克镇|3月15日|
在一间拥挤不堪的宿舍的角落,瓦尔拉姆·巴比尼奇盘腿坐在肮脏的水泥地板上,他背靠着门,用身体遮住前面摆放的东西。他不想其他男孩随便摸弄这些东西,他们一看到有什么感兴趣的东西往往都会这样。他瞄了一下四周,屋里差不多有三十个孩子,谁都没有注意他;大多数孩子都并排躺在八张被尿浸湿的床上,这么多人就挤在这几张床上。他看到两个男孩在相互挠对方背上被臭虫咬的地方。很高兴没人来烦他,他的目光重新回到摆在眼前的这些东西上面。这可是他多年的“收藏”,每一样对他来说都很珍贵,其中包括他最近的新发现,今天早上偷来的——一个四个月大的婴儿。
瓦尔拉姆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偷走这个婴儿肯定不对,如果有人发现,他一定会有麻烦,而且这个麻烦比他以前碰到的麻烦都要大。他还意识到,这个婴儿不高兴,因为他一直在哭。他并不特别担心哭声,因为没有人会注意另一个吵闹的孩子。当他发现这个婴儿的时候,他对包裹婴儿的那条黄色毯子的兴趣比婴儿本身更大。他为自己新找到的这件东西感到非常自豪,他将婴儿搁在自己藏物当中最醒目的位置,这些藏物中有一个黄色的铁罐,一件黄色的旧T恤,一块漆成黄色的砖头,一张有着黄色背景的破海报,一支黄色的铅笔和一本黄色封面的书。每到夏天,他会在这堆藏物中添加一些从森林里采摘的黄色野花。这些野花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就开始凋谢,看着黄色色调逐渐褪去,花瓣变成干瘪的褐色,对他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难过的事情了。他过去常常想:
“这些黄色去哪儿了呢?”
他无从知道。但他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去那里,也许那就是他死的那一天。黄色之于他比任何东西或任何人都更重要,黄色是他被送到这里的原因——这里是儿童疗养院,是沃瓦尔斯克镇为有心理缺陷的儿童开设的国有设施。
还很小的时候,他就追逐太阳,相信只要自己跑得够远,最终就会撵上太阳,将它从天上摘下来,带回家去。他跑了差不多五小时之后被父母逮住带回家,他尖叫着,为自己的追逐被打断而愤怒。他的父母打他,希望能够把他的怪癖掰过来,但最终发现自己的方法并不奏效,于是他们把他交给国家,没想到国家采取的方法也大同小异。在他被送到这里的头两年里,他们用链子将他拴在床架上,就像农村里将狗系在树上一样。但他是一个强壮的孩子,拥有宽阔的肩膀和坚强的意志。经过几个月时间,他成功挣脱链条,逃了出去。他跟在一趟黄色的列车后面追逐,一直跑到城边,最后因为又累又渴返回儿童疗养院。这一次他被锁进柜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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