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史_第41节

胆敢攻击他，他会全力反抗”。然而，队列一旦被冲散，大部分人通常都各自逃命，经常在他们步履蹒跚地即将到达安全地带的时候被杀死。

据估计，打了败仗的方阵可能会损失15%的兵力，或者因战死，或者因伤重而死——常见的死因是腹部被刺破而引起的腹膜炎，或者因溃败时遭到屠杀。不过，如果得胜的一方赶尽杀绝，损失可能要大得多。一般来说，胜利者并不穷追不舍。“（他们认为）追赶逃跑的敌军并不至关重要。得胜方一般都觉得，如果敌人几天后重整旗鼓，愚蠢地再次来犯，他们完全可以和上次一样，再次打败敌人。”于是，“双方通常都愿意暂且停战，交换彼此阵亡将士的遗体”，因为古希腊人一致认为，隆重下葬战死之人是一项神圣的职责。然后，“胜利者在战场上立起胜利纪念柱或简单的纪念碑后，就班师凯旋，急切地想回家接受亲友的赞扬”。既然希腊人作战如此空前的激烈，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像现代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应做的那样，力求全歼敌军呢？汉森坚信希腊人作战不求全歼敌军：“现代意义上的终极胜利以及对失败的一方进行奴役，这些对交战的任何一方都不在考虑之列。希腊重装步兵的作战是小土地拥有者之间的战斗，他们都愿意把战争（也包括杀戮）限制为单一的一次简短而噩梦般可怕的行动。”

对于古希腊战争的这种奇怪的不完整性，可以提出两种解释：一个渊源古老；一个来自古希腊城邦的新鲜特性。我们已经知道，原始人作战非常谨慎，多采用规避和间接的战术，绝对没有希腊战争的那种惨烈，然而，希腊人的作战方法中仍然有着鲜明的原始痕迹。一个是复仇的冲动：希腊人打仗可能不是因为妻子被抢，不过就连现代学者也同意，可能就是英雄时代发生的一个此类事件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即使它可能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然而，他们可能把入侵城邦的土地视为与违反禁忌一样不可容忍的冒犯。如果这是战端的根本起源的话，就可以部分地说明重装战士迅速做出反应的原因。另一种非常原始的感情——满足感——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的反应没有达到克劳塞维茨意义上决战的程度。希腊人克服人天生对遭受伤害的恐惧，把人面对威胁的程度推到极限，这是个异乎寻常的大跃进；他们采用重装步兵的战术就应当从这个角度来看：用致死的武器进行肉搏是违反人性的，战士们之所以勉为其难，仅仅是因为大家面临同样的危险，肩并肩地排成战斗的队列，互相壮胆。经历了这样的危险后，幸存者自然会觉得自己的职责已经尽到。至于在战场上毫不放松，对败阵之敌穷追不舍，且不说筋疲力尽的重装战士力有不逮，关键是它给战争增加了一个新的方面，思想开放如希腊人，恐怕也难以接受。

另外，至少在希腊人之间的战争中，我们并不肯定他们是否接受现代意义上的征服。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那段所谓“暴君时代”期间，希腊各城邦中，在阿尔戈斯、科林斯、底比斯，特别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确时有战事；但是，战争的目的通常是扩大联盟，而不是打败并统治主要的敌手。自古以来，“希腊人就一直深深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比如，他们和‘野蛮人’不一样，希腊的战俘在理论上不是奴隶……每年各城邦的人民聚集一堂共同庆祝的那些主要宗教节日”——最重要的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有讲希腊语的人才有资格参加”。对希腊人，特别是对雅典人和他们身在小亚细亚，心向母邦（metropolis）的表亲爱奥尼亚人来说，征服是对海外别的民族做的事。他们对外征战足迹远至，在外国海岸沿岸处建立了若干殖民地；但在本土，虽然他们之间常常流血作战，但是，除了斯巴达以外，其他城邦并不企图剥夺彼此的公认权利。到公元前6世纪，城邦开始向集体政府的方向发展；“寡头统治、宪政政府或民主政体遍地开花”。尽管各国都保留了奴隶制，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城邦中奴隶对自由人的比例过去被夸大了。比如，到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自由公民—农夫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奴隶；关于除斯巴达人以外的希腊重装战士让奴隶在田地里干活，自己脱身去打仗的说法因此不攻自破。

公元前7世纪，斯巴达凭借其严明高效的军事制度，成为希腊南部无可匹敌的霸主；它的主要竞争者，包括阿尔戈斯、雅典、科林斯和底比斯，只有通过不断结盟联合才堪堪抵挡得住。后来，公元前510年，斯巴达直接出手企图阻拦雅典坚决推行民主的努力，这引发了斯巴达的武士精英主义和它的主要对手树立的代议制政治制度之间的原则之争，持续了100多年。然而，其间大部分时间，斯巴达和雅典出于爱国情怀结成了同盟。公元前551年，波斯帝国的版图业已涵盖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也包括了延伸至奥克苏斯河和锡尔河的大片土地。波斯人自恃强大，对小亚细亚爱奥尼亚人的定居地发动攻击。那些城市过去受吕底亚的克罗伊斯统治，后来被转到波斯人控制之下；公元前499年，它们在雅典的支持下起义争取独立。当时的波斯皇帝大流士在公元前494年把爱奥尼亚人的叛乱镇压下去之后，决心斩草除根，他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希腊大陆。公元前490年，他率领着装备精良的50000大军，乘坐强大的波斯海军的舰只跨海而来，在雅典以北36英里的马拉松平原登陆。雅典人马上整军前往，阻止波斯军队进一步深入，和雅典一起迎战的还有盟邦普拉提亚，但雅典也向斯巴达紧急求援。斯巴达人回答说他们马上要举行宗教仪式，完成后将立即来援。斯巴达的先头部队到达战场时，马拉松战役已经结束。雅典人在自己几乎未损一兵一卒的情况下，把波斯军队消灭了1／7，迫使他们撤回了船上。

这是希腊方阵军和一个中东帝国良莠不齐的散漫军队的第一次直接冲突。汉森猜测，波斯军队眼看着希腊方阵的推进，一定感到心慌胆怯。他注意到在希罗多德笔下，泊在马拉松岸边的波斯舰队指挥官，皇帝大流士的侄子马多尼奥斯惊叹于雅典人和他们的普拉提亚盟友那种有违人性的嗜血。

波斯大军各部尽管来势汹汹，但他们保持了对战斗的一贯态度，和希腊人的态度很不一样……但波斯人受累于战争中最危险的倾向：作战时想杀别人但自己没有必死的决心……在马拉松，他们看到希腊军队身穿重装列队冲来时，以为希腊人发了疯，得了‘破坏疯狂病’。当人数居于劣势的希腊重装步兵冲进波斯人的队列时，波斯人一定终于明白，这些人信奉的不仅是阿波罗神，而且也有狂野不羁的狄俄尼索斯神。

斯巴达人因没赶得上参加马拉松战役而痛悔不已，尤其是因为战役的胜利给雅典带来了荣光。然而他们知道，波斯的侵略威胁到希腊人权利的存亡，所以必须继续向雅典提供援助，于是他们着手和雅典人协调抵抗计划，以备他们的共同敌人再次来犯。波斯人的确没有放弃再战的决心。从公元前484年到公元前481年，大流士死后继承了帝位的薛西斯与迦太基结盟，以此确保西西里的希腊殖民者不会支援他们在大陆上的同乡，同时进行一系列复杂的后勤准备，包括建造跨越亚洲和欧洲之间海峡的舟桥，以保证大军前进时通信的畅通。消息传来，希腊的许多小城邦都纷纷与薛西斯媾和，只有雅典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城邦仍顽强不屈。斯巴达试图劝说雅典把它位于易守难攻的科林斯地峡以南的军队开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和伯罗奔尼撒联盟中的其他城邦会师。由地米斯托克利任执政官的雅典没有同意，因为那意味着放弃雅典城；雅典人说，既然联盟的一支远征军将北上迎击前来的波斯军队，他们应使用自己强大的海军为远征军提供靠海一侧的掩护。

由于盟邦都不想把自己的军队开出伯罗奔尼撒半岛，斯巴达无奈只能接受雅典的战略，同意扼守从塞萨利平原而来的沿海道路必经的温泉关（Thermopylae）隘道。在海上，雅典舰只占2／3，直接由地米斯托克利指挥的希腊海军遏止了波斯舰队的前进（公元前480年8月），一场狂风也给波斯人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温泉关，斯巴达国王利奥尼达斯成功地阻止了波斯军队的前进，但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他遭到了来自后方的袭击。利奥尼达斯和他的卫队——“斯巴达300勇士”——将生死置之度外，继续坚守阵地；“斯巴达300勇士”后来成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的代名词。同时，希腊的舰队返航，把雅典居民撤退到萨拉米斯岛上后等待行动。至此，联军的其他部队均已退到科林斯地峡以南，只剩了地米斯托克利来证明可以用海军的力量击败波斯人。他使了诈兵之计，用假情报骗得薛西斯相信如果波斯舰队采取行动，雅典人就会屈服，结果把波斯舰队诱入一处狭小的水面。虽然波斯舰队有700艘战舰，远多于希腊舰队的500艘，但地方太小，反而难以施展。雅典人只用一天的战斗（可能是公元前480年9月23日）就摧毁了波斯舰队的一半，自己仅损失40艘战舰，并迫使波斯舰队的残部北撤。

希腊人和两栖战略

薛西斯的入侵至此尚未被完全击败。次年，在7月的普拉提亚战役和8月的米卡勒海战中，雅典和斯巴达联手消灭了波斯远征军的残部及其希腊盟友（主要是底比斯）的部队，这才宣告了希腊对薛西斯的完胜。雅典和斯巴达不仅把波斯人逐出了希腊大陆，而且夺回了黑海海峡的控制权。

公元前480—前479年的战役使外人更加坚信10年前他们从马拉松战役中首次悟到的道理：要打败希腊方阵，必须或者有希腊人那样的勇气，或者招募希腊人入伍，或者采用新的更复杂的作战方法。希腊人的勇气是别人学不来的，但希腊雇佣兵却因此发现自己的行情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大涨——波斯早在公元前550年征服埃及时就雇用了希腊兵；战术上的各种探索，特别是在披甲骑兵方面的试验自那以后也热火朝天地展开。然而，公元前480—前479年那场战役更大的遗产不在陆军，而在海军方面。在内海沿岸国中，它使舰队的地位得到提高，与陆军平起平坐，因此确定了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新作战方式。在那个世纪后来的时间内在东地中海发生的争霸战中，各方都竞相采用它；它的要旨在所有的沿海民族中代代相传。

希腊人，主要是雅典人，进行海战的工具是有桨战船，可能是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开始时，由叙利亚沿岸的腓尼基人根据当地早期的模型，甚至是塞浦路斯人的模型发展起来的。到薛西斯的时代，腓尼基人已成为波斯帝国的属民，但他们的技术早就传到了希腊。雅典的三列桨船长120英尺，宽15英尺，船身沉重，船头的撞角包着厚厚的铁甲，桨手分上下3层，划动起来船速飞快，足以一举撞沉敌舰。雅典的水手来自比重装步兵社会地位低的阶级，他们是船上的战士。当与敌舰咬住，短兵相接的时候，桨手可能也参与进来，战斗即从船对船转为人对人的搏斗。

雅典之所以建立强大的海军并高度重视海军的军事作用，是由之前两个世纪中它的经济和对外关系的发展方向所决定的。在斯巴达充分发挥建立在排他性社会秩序基础上的军事优势，一跃成为伯罗奔尼撒强国的同时，雅典则发展为贸易大国，这部分地是因为它的土壤太过贫瘠，难以养活国内的人口。同时，雅典也日益成为政治上的帝国，与它结盟或托它庇护的城邦远及小亚细亚。雅典被这个联盟推选为盟主，带领盟友在萨拉米斯战役和普拉提亚海战后继续与波斯作战；公元前460—前454年间，雅典甚至投入了海军并派出远征军与波斯争夺对埃及的控制权。国土安全且自给自足的斯巴达退出了战争，而雅典作为由较小的城邦组成的提洛联盟的盟主却力战不休，主要靠要求盟友支付越来越多的补贴；最后，纳贡的城邦多至150个。

到公元前448年，波斯的斗志被雅典消磨殆尽，和平终于得以实现。但外部的和平并未带来内部的和平。雅典人的索求无度在提洛联盟各城邦的纳税人中引起了广泛的不满。雅典插手有些地方的事务，有时甚至挑起革命来建立雅典式民主制度；在这些地方，雅典的勒索、政治颠覆和它不断扩大的战略和商业霸权，种种因素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了与雅典的反目。先是科林斯，然后一个接一个的城邦都起来反对雅典，和雅典爆发了一系列冲突；在冲突中，斯巴达与科林斯和底比斯结为盟友。此即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在公元前445年结束，双方均未遭受太大的损失。但雅典后来的所作所为却不可避免地再次挑起了战火。它修建起“长城”，把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港都围在里面，使陆上来犯的敌人无法进入；同时，在精力充沛的领导人伯里克利的极力怂恿下，雅典集中财力军力向海外扩张；它自认高人一等，对原来提洛同盟中的盟友以势压人，毫不留情，咄咄逼人地威胁着其他大商业城邦的利益和斯巴达作为陆上军事霸主的地位。公元前433年，雅典和科林斯开战。公元前432年，斯巴达加入了战争，还带来了皮奥夏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城邦成员。

这场战争才是真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