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史_第36节

暴烈的作战手段，另一方面通过可信任的汉人属从进行行政管理——也就是说学会了如何夺取权力以及如何保持和使用权力。

不幸的是，满洲人从明朝手中夺取的权力是中国人关于理想政府的高度蒙古化的版本，满洲人把它全盘接受了下来。18世纪清朝的皇帝中最好的一类是父亲式的暴君，对知识阶层降尊纡贵，弘扬艺术，推动贸易和银行业的兴起，并建立了中国农民所经历过的最温和的税赋制度。但这种宽厚的代价是“中央官僚制度的过分烦冗”。事无巨细都要请示北京，科举入仕的官员所受的教育“更使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繁文缛节扼杀了中国人与时俱进的能力。中华文明曾经是科学探索和技术革新的文明，但在满洲人统治下，所有旨在变革的企图，无论是在物质还是在知识方面，都被投以怀疑的眼光。同期，日本为了维护已有的社会秩序和本国统治阶级的地位而宣布技术变革为非法；在中国，身为外来统治者的满洲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技术变革虽然没有明文禁止，但通通予以扼杀。日本的武士阶级后来终于认识到，他们只有接受西方的科学和工业才能有未来，但中国的满洲人和朝廷官员却没能做出向着现代化的跃进。我们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来解释个中原因，但归根结底是由于满洲人是外来人，是从草原起家的征服者，他们的权力基础是他们的军事制度，所以他们不愿对其进行革新，宁肯任其过时僵化。军事史上最可怜可叹的莫过于19世纪的满洲八旗兵以卵击石，手持弓箭对抗欧洲侵略者的枪炮。

从长远来看，19世纪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欧洲人的战斗力是在很久之前、很远之外形成的，是他们的祖先在和满洲人骑马的祖先作战的过程中培养出来的。帝国主义时期欧洲军队效率的一个支柱是大草原以外建立的原则，即官僚组织的原则。它创立于苏美尔和亚述，经波斯传入马其顿、罗马和拜占庭，文艺复兴时期被从古典文献中发掘出来再次发扬光大。另一个支柱是注重对阵战，这是从希腊人那里流传下来的。所有其他的战术，如长途奔袭、战场上高速运动、高效的投掷技术、战车的应用，以及战马和战士之间的默契这最重要的一点，都来自大草原及其边界地区。甚至可以说，后来的突厥人和蒙古人借鉴了伊斯兰教对战争的革命性贡献，即战争超越了家庭、种族、领土或具体的政治形式等等方面的考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战争可以是自动自发的，武士的生活自成一种文化。克劳塞维茨对他在1812年莫斯科战役中遇到的哥萨克人表现出来的“非军人”行为深恶痛绝，但那其实是这种文化的体现，尽管有所淡化，但仍清晰可辨。也许那种文化是“非军人”的，但它早在克劳塞维茨式的战略出现很久以前就开始为害世界了，而且还把残酷无情、暴烈凶狠、务求完胜的战争概念传输给了定居者。克劳塞维茨本人也深受其影响，尽管他那条理分明的头脑怎么也不会承认。

[1]索姆河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也是最惨烈的一次阵地战，双方伤亡人数达130万。——译者注

[2]中国境内叫黑龙江。——译者注

插曲3：军队

克劳塞维茨看不到，哥萨克人的作战方法是另一种军事传统，因为他认为只有一种军事组织的形式是合理的、有价值的，那就是由国家负担军费的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他看不到，其他形式的军队可能照样会服务社会、保护社会，或者扩张势力——如果他们执此信条的话。他所知道的使用火药的军队在对缺乏训练或尽管受过训练，但力量较弱的敌军作战的时候，当然会百战百胜。他却没有料到，在后来的一个世纪中，那些军队履行他所宣扬的军队的天职，为追求战场上的胜利不断增强火力，结果却彼此逼成了僵局；他也没有料到，20世纪期间“中国人的作战方式”会使受他的理论熏陶培养的西方军队及其指挥官遭受久战不决、伤亡惨重的耻辱。

但克劳塞维茨的眼前就有与他受训和服役中所熟悉的军团迥然不同的军事组织，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哥萨克人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俄国地主为骚扰撤退的拿破仑大军组建的由农奴组成的人民志愿民兵（opolchenie）。克劳塞维茨在提到“他们周围带武装的人群”时，无意中承认了人民志愿民兵在消灭拿破仑大军的士兵当中起到的作用。他自己就曾热切宣扬靠民兵力量来实现普鲁士的自由，他的著作《组建防御军队之要点》（Essential Points on the Formation of a Defence Force，1813年1月）为征召兵员建立国家战时后备军（Landwehr）的做法提供了基础。同样重要的是由一心要抗击法国人的激情洋溢的爱国青年组成的步兵（Jager）和自卫队（Freischützen）。在拿破仑为发动战争在各地进行的大动员中，克劳塞维茨应该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联盟和从属，有的是直接征召入伍的流亡贵族，他们参军也许有爱国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无家可归、食不果腹；有的是自愿或不自愿地被自己的祖国借给拿破仑的编制部队。最精锐的是瑞士军团，他们是根据投降（capitulation）的安排转给拿破仑的，旧制度的很多军队中都有瑞士人做雇佣兵为生；同样善战的还有波兰的长矛轻骑兵，他们起源于波兰古老王国的封建骑兵。许多出色的军团是德意志地方的一些小诸侯用来消遣的军队或保镖队伍，拿破仑剥夺了那些诸侯的独立，也接管了他们的军队。（其中一位军官，黑森大公近卫队中的弗朗茨·勒德（Franz Roeder），像当时把从军看作贵族职业的典型德意志青年那样，怀着支持希腊独立的一腔热血，以奥西恩（Ossian）和歌德的手法为我们留下了关于莫斯科大撤退最出色的回忆录。）法国在普鲁士的守军还包括来自哈布斯堡和土耳其人之间军事边界上的克罗地亚军垦战士，其实他们是从奥斯曼帝国逃过来的塞尔维亚难民；法国的皇家卫队则包括一个立陶宛鞑靼人的骑兵中队，是从金帐汗军残存的突厥士兵中招来的。证明军事组织在其存在过程中可能发生巨变的最生动的例子是讷沙泰勒营。该营是瑞士一个州的军队，拿破仑把他的总参谋长贝尔蒂埃元帅任命为那里的掌权大公；拿破仑垮台后，它转入普鲁士手中，最后成为奥国皇帝的帝国卫队；1919年，它的一些成员加入了自由军（Freikorps），这支由前军人组成的队伍在右翼军官和社会民主党政客的指挥下镇压了柏林的“赤色革命”。希特勒纳粹党暴力组织的中坚力量就是原自由军的一些成员，因此，说党卫军装甲师是贝尔蒂埃公国那支玩具似的袖珍军队的后代并不为过。

近卫军、常备军、藩属军、雇佣军、军垦兵、应征兵、农奴民兵、大草原部落的残余武士，更不用说还有拿破仑大军中的法国军人，他们有些人是作为法国大革命的公民战士入伍的，他们的热情和勇气启发了克劳塞维茨提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理论；面对林林总总的各类军人，能不能理出一些头绪来呢？他们在一个训练教官的眼中也许不过是士兵而已，有些可以委以重任；有些可以做小规模袭扰或侦察之类的专项工作；有些是无用的废物；有些会给朋友带来危险，是对和平百姓的祸害。这些不同种类的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军事形式和社会形式的相互联系。有哪些理论能够解释这些人的不同呢？

军事社会学家假设，任何军事组织制度都表现了它所依托的社会秩序，即使当大多数人口处于外来军事统治的奴役之下的时候，如诺曼人对英格兰的统治或满洲人对中国的统治，这一假设仍然有效。对这一理论阐述得最详尽的是盎格鲁－波兰社会学家斯塔尼斯拉夫·安德列斯基（Stanislav And reski）的著作——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父亲是逃亡国外的军人。他的著名论点是，每个社会都有一个军事参与比例（MPR），加以其他的因素，可用来衡量社会军事化的程度。可惜的是，安德列斯基教授的著作对普通读者来说不“易理解”，因为他为阐述自己的论点发明了一整套新词，可叹如今“通俗易懂”在学术界成了贬义词，与“肤浅”混为了一谈。不过，好在他的著作意思清晰、文笔生动，对研究成果不做道德判断，虽然他显然愿意生活在一个军事参与比例较低、军队受法律制约的社会中。与众不同的是，他对于靠在政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推动废除军事独裁制度不抱任何幻想。甚至可以说，他对人性持有霍布斯式的悲观看法，认为斗争是自然的生存条件，像约翰逊博士一样，相信“两个人只要在一起待上半个小时，一个就会明显地压倒另一个”。

安德列斯基先是介绍了人口学鼻祖马尔萨斯的理论。马尔萨斯认为，因为人口以几何速度增长，而粮食和空间却没有如此快的增长速度，所以必须限制出生率或通过疾病或暴力加快死亡，人的日子才过得下去。安德列斯基认为这就是战争的起因。（如果他在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一书出版之后才开始撰著的话，恐怕就不会如此肯定了；麦克尼尔在该书中指出，外来的疾病比作战致死的人多得多。）他提出，在原始社会中，强者抢占弱者的女人，因此而限制了出生率；但随着上层阶级出生率的上升，上层阶级必须要么把过多的成员推到下层去，并继续借助暴力来限制下层人口的数目，要么就用暴力抢夺邻居的土地。无论采取哪个办法，都会形成一个统治社会，或对外打仗的军事阶层。这个军事阶层的大小，即军事参与比例（MPR），取决于它在满足了自己可能是贪婪过度的消费和拥有的需求后，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下层阶级的需求。在以武力压服周边邻居的部落中，所有健康的男性可能都是战士；如果经济状况良好，统治阶级可以靠经营贸易、制作产品或精耕细作来为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口粮，军队的规模会相应缩小到仅够为人民的好日子提供保卫，甚至可能会出现类似民主的制度来掩盖权力的真相。然而，他说大部分社会制度介于军事参与比例这两个极端之间，而它们的具体性质取决于另外两个因素：一是统治者有多大的必要或多大的能力对被统治者施加控制——安德列斯基称其为隶属性；二是掌握军事技术和装备的人彼此有多团结——聚合性。

引用几个他举的例子：迁徙的布尔人（Trek Boers）在19世纪初离开南非受英国统治的地区去寻找自由的土地，拼死守卫他们占据的地盘，抗击当地非洲人的来犯。他们的社会军事参与比例很高，每个男人都会骑马打枪；隶属性低，因为他们建立的共和国几乎没有政府；聚合性也低，因为父系家庭仍然是个人忠诚的归属单位。另一方面，哥萨克人同样是军事参与比例高；隶属性低，因为首领没有多少手段来强行推行自己的意志；但他们的聚合性很高，因为大草原生活的种种危险迫使他们必须结成紧密的群体。比较常见的形式或者是低军事参与比例、低聚合性、低隶属性，在君主统治长期积弱的中世纪的欧洲，骑士主导的社会就属于这一类；或者是高军事参与比例、高隶属性、高聚合性，这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军事化工业社会的写照。

安德列斯基的小书因其立论的大胆新颖和斩钉截铁而令人瞠目。他通过一系列复杂但貌似合乎逻辑的推论，使读者不得不同意只能有6种形式的军事组织，然后旋风般地横扫整部世界史，把每一个所知的社会，从最原始的部落到最富裕的民主国家，都归入那6种中的一种。读者只有在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才会冒出疑惑。总的来看，安德列斯基的体系过于机械化，虽然他对马克思的理论非常不屑——“纯经济因素无疑会造成所属阶层的变化，但……长期的趋势却是由军事力量重心的转移所决定的”——但他的分析却严格遵照辩证法，一丝不苟。具体地说，如果读者对安德列斯基如此不容分说地对号入座的社会有比较深刻的了解的话，就会看到其实他的分类并不十分准确。比如，布尔人也许缺乏聚合性，而且一贯桀骜不驯，但任何与他们打过仗的人都深信，他们的法律不及之处由荷兰的新教归正会填补上了；他们虽然没有政治的聚合，但有在《圣经》基础上的聚合。哥萨克人不服管教也有其限度：若长老或同伴决定把某个捣乱分子逐出群体，他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此外，安德列斯基对其他社会学家所谓的“价值观系统”太不重视。虽然他承认“神巫—宗教信仰为社会不平等（提供了）最早的基础”，但是后来就对这个题目只字不提。我们已经看到，有些原始部落不赞成暴力，试图通过程式性的战斗予以控制；一神教也对暴力不以为然，像伊斯兰就不得不建立由奴隶组成的团体来行使武力，以使权力的需要不致与宗教的要求相冲突；中华文明尽管屡遭暴力打击，但仍固执地相信“上士”——指理想的统治者——“应无须暴力即能达到目的”；然而安德列斯基对这些都未予考虑。

如果采用另一种方法，似乎做出的分析会更加全面：承认军事组织的形式存在有限的几种，某一种具体的形式与它所属的社会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