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史_第8节

，这是马穆鲁克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基础。这套战术强调人马合一，培养在马上使用武器的灵活、准确，提倡骑兵战友之间的战术配合，与基督教欧洲对战士的训练大同小异；的确，骑士精神作为作战和荣誉的守则在多大程度上为十字军骑士（knight）和新月骑士（faris）所共有，这是中世纪军事史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然而，马穆鲁克只专注于骑兵作战也注定了他们的消亡。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与外部世界的军事新发展完全隔绝。如果他们对外面的事情稍有了解的话，也许就能知道，马背上的战士不可一世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他们与西欧的装甲骑士不同，既没有接触过原始的火药武器，也没有遇到过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小步兵为自己争取权利。直到15世纪末，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地位都无人挑战；结果，虽然马穆鲁克仍是人不离马，但在马上作战的技能却荒废了。

马穆鲁克制度有一点非常好：它完全不准世袭。马穆鲁克可以结婚，生的孩子是自由人，而且他们自己一旦不再当兵，就在法律上恢复了自由之身（不过还是不能脱离这个制度，也不能离开苏丹手下去投靠另一个主人），但是马穆鲁克的儿子当不了马穆鲁克。这个规定本应能够确保新思想和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涌入，然而实际上，它并未起到这个作用。14世纪和15世纪期间，新招募的马穆鲁克一批批从中亚的大草原边疆地区来到埃及，但他们完成了见习期，学会了马上作战法后，就成了和他们的前任一模一样的人。这样做完全可以理解。马穆鲁克地位崇高，而且因为这个制度是军事奴隶制，所以它凭借对军事力量的垄断攫取了各种权力和特权。它的成员无疑相信，要维护他们的权力和特权，最好毫不动摇地坚持过去他们赖以成名的做法。

然后，到了16世纪初，马穆鲁克突然遇上了自两个方向同时而来的火药革命的先进产物。葡萄牙人驾驶着装备重炮的舰船绕过非洲，向马穆鲁克对红海的控制发起了挑战。埃及边界的安全则遭到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威胁，他们除了骑兵，还有大队训练有素的火枪手做后援。马穆鲁克的苏丹临时抱佛脚，企图一蹴而就，弥补上100年来军事上的疏忽和松懈。铸造了大量的大炮，也组建了炮手队和火枪手队。马上战术的练习得到了恢复，马穆鲁克开始认真重拾使用长矛和弓箭的技术。但是，马穆鲁克把恢复练兵和采用火药技术分成两件事来做，二者互不相干，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没有一个马穆鲁克接受过或肯接受使用火器的训练，炮手和火枪手都来自马穆鲁克阶层之外，是非洲黑人和阿拉伯西部马格里布的人。

结果可想而知。派去红海作战的炮手和火枪手大败葡萄牙人，因为作战的水域有限，葡萄牙人远洋舰船的优势无法施展，而且葡萄牙人的交通供给线也拉到了极限，几乎难以为继。纵马前去迎击有火药相助的奥斯曼军队的马穆鲁克却在1515年8月的迈尔季达比克（Marj Dabiq）战役和1516年1月的拉伊丹尼亚（Raydaniya）战役中均遭到惨败。结果马穆鲁克制度被推翻，埃及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

马穆鲁克在迈尔季达比克和拉伊丹尼亚的战败基本上是同一个形式。在迈尔季达比克一役中，塞利姆一世指挥的奥斯曼军队把大炮布在阵地的两翼，把火枪手安排在阵中心，静等马穆鲁克发动攻击。马穆鲁克排成突厥人传统的新月队形发动冲锋，却被奥斯曼军队的枪炮打得落花流水。在拉伊丹尼亚，马穆鲁克带了一些大炮，本来想等待奥斯曼军队来攻，但发现自己被包围了，无奈之下再次用骑兵冲锋。他们一鼓作气，冲散了奥斯曼军队的一翼，但奥斯曼人靠火药转败为胜；7000名马穆鲁克战死，活着的逃回开罗，很快就被迫投降。

这两次战役的战术没有什么特别，倒是马穆鲁克对用来打败他们的手段的怨懑很有意思。马穆鲁克历史学家伊本·扎布勒对他所属阶层的没落痛心疾首，借他虚构出来的马穆鲁克首领库尔特巴伊之口说出了几代勇敢骑士心里的话：

把我的话仔细听清楚，你们和其他人要知道，我们是天降的骑士，所到之处血流成河。我们任何一人单枪匹马就能打得你们全军大败。你们不相信可以试一试，但请命令你们的军队不要开枪。你们这里有各族人组成的20万大军。就在原地列起阵来吧。我们只派三个人出来作战……你们将亲眼看到这三个人的勇猛……你们用世界各地的人拼凑成这支军队，有基督徒，有希腊人，还有其他人，你们还带来了欧洲基督教徒的一个发明，他们在战场上根本不是穆斯林军队的对手，所以才狡猾地发明了这个东西。这个发明就是火枪，哪怕是女人放枪，也能顶住不少男人……我诅咒你们！你们竟敢对穆斯林用火器！与库尔特巴伊的悲叹遥相呼应的前有法国的“无畏无瑕骑士”拜亚尔对机械武器的轻蔑不屑，他抓到敌方的弓弩手后必定处死；后有1870年普法战争马斯拉图尔（Mars-la-Tour）战役中冯·布雷多麾下骑兵的壮怀激烈，他们迎着法军的枪口发动“死亡冲锋”。这些表现代表的是战马时代日薄西山的岁月里世界各地马背上武士的不忿和不服。然而，库尔特巴伊这番话反映的还不只是阶层的骄傲、对变化的抵制、宗教的正统或对下等人的蔑视。他有不久前发生的确凿事实作证，说明刀剑类武器在马穆鲁克手中可以压倒火药，因为马穆鲁克具有统治世界的武士素质。1497年，年轻的苏丹萨达特·穆罕默德在开罗建立了一支由黑奴火枪手组成的部队，赐予他们特权，用他们讨伐不同的派别。也许他预见到了火药革命，也许他只是觉得火器能加强他的实力。无论如何，他的行为惹怒了马穆鲁克。当萨达特让他最喜欢的黑奴法拉贾拉娶了一个切尔卡西亚的女奴时——那时大多数马穆鲁克都是切尔卡西亚人——他们的怒火终于爆发了。（据历史学家安萨里记载）皇家马穆鲁克表示了对苏丹的不满，然后，他们披上铠甲，带上全副武装。他们和大约500名黑奴发生了战斗。黑奴逃跑了，然后又集结在城堡的塔楼里，对皇家马穆鲁克开枪射击。皇家马穆鲁克向他们发起冲锋，杀死了法拉贾拉和约50名其他黑奴；剩下的黑奴四散逃逸。两名皇家马穆鲁克阵亡。

但是，马穆鲁克后来发现，当同等素质但条件不同的人打仗的时候，武器好的一边就会打赢。这是迈尔季达比克战役和拉伊丹尼亚战役的教训。这也是400年后日本人在太平洋对美国人作战的教训。那时，日本面对美国工业的强大力量垂死挣扎，孤注一掷，派遣身佩武士刀的自杀飞行员驾驶“神风突击机”撞向敌人的航空母舰。德国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学到的也是这条教训，德国军方对敌人在消耗战中的优势嗤之以鼻，最终却发现只靠战士的勇气是打不赢战争的。

马穆鲁克不肯吸取这个教训。1515—1516年间奥斯曼帝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马穆鲁克制度的消亡，因为它的形式对奥斯曼帝国太有用了。事实上，可以说伊斯兰教直到20世纪受到本质上与它南辕北辙的民族主义观念的影响之前，容不下任何不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专业军队制度。无论如何，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马穆鲁克王朝不仅在埃及实现了复辟，而且在被帝国征服的遥远省份，如伊拉克、突尼斯和阿尔及尔，也爬上了权力的宝座。然而，虽然马穆鲁克的地位恢复了，但是他们作为军人却冥顽不化。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他们再一次策马扬刀来对抗火枪大炮，在金字塔战役中不出意外地一败涂地。拿破仑为他们这种高尚的野蛮所感动，收了一个叫鲁斯图姆的马穆鲁克作为贴身侍卫。鲁斯图姆一直跟随拿破仑，直到他倒台。少数硕果仅存的马穆鲁克仍然坚持在马背上抗拒现代时代，直到1811年被残酷无情的穆罕默德·阿里屠杀殆尽。阿里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总督，他对马穆鲁克采用“基督徒”的作战方法毫无良心上的不安。

克劳塞维茨肯定知道金字塔战役，可能也听说过阿里在开罗对马穆鲁克的屠杀。这两个事件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表明，在选择战争手段时，文化的影响力与政治同样重要，经常比政治或军事逻辑更有可能占上风。尽管克劳塞维茨也许知道这些事实，却没有据此做出推断。巧合的是，他的学生赫尔穆特·冯·毛奇见证了穆罕默德·阿里最终成为马穆鲁克统治过的土地上奥斯曼帝国权力的代理人。其间的一系列事件表明，文化作为军事方面的决定性因素比政治决定持久得多。

1835年，毛奇被普鲁士军队派去帮助奥斯曼土耳其实现军队组织结构和作战战术的现代化。这段经历使他心灰意冷。“在土耳其，”他写道，“哪怕是最小的礼物，只要是来自基督徒，都被怀疑是不怀好意……一个土耳其人会毫不犹豫地承认欧洲人在科学、技能、财富、勇气和力量上都比他的民族强，但他却永远不会认为法兰克人因此可以和穆斯林平起平坐”。土耳其人的这种态度在军队事务上表现为执拗的无礼。“校级军官对我们很客气，一般的军官至少在礼貌上还过得去，但普通士兵拒绝对我们持枪敬礼，妇女和孩子时常在我们走过后对我们发出诅咒。士兵服从命令，但不肯敬礼。”

1839年，土耳其军队奉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命令，前往叙利亚镇压在埃及坐大，犯上作乱的穆罕默德·阿里，毛奇也被派随行。那是一次奇怪的遭遇。奥斯曼军队表面上实现了现代化，或“基督教化”，但埃及军队的现代化程度要大得多。其实，穆罕默德·阿里自己就来自欧洲，是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在希腊独立战争中初次见识了“基督教”战术的高明。他在对马穆鲁克的战争中的有些同盟，如法国的塞夫上校，原来是支持希腊独立的，后来背叛了那个事业。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在叙利亚内兹卜的战役中消灭了奥斯曼的军队，毛奇只能在一边旁观；土耳其士兵——主要是招募来的库尔德人——被埃及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四散奔逃，这一景象使毛奇决意回普鲁士去，因为他看到奥斯曼苏丹治下的人民抵制必要的改革，感到灰心失望。

后来，奥斯曼土耳其终于建起了一支现代化军队，却规定只有土耳其人才有资格参军。这种对苏丹和治下人民之间关系的人为限制严重破坏了奥斯曼政府在非土耳其人的其他穆斯林心目中的权威；人心向背成为一个主要因素，使得奥斯曼帝国在苏丹－哈里发1914年带领“基督教化”的军队与德国并肩作战时，已是如大厦将倾，摇摇欲坠。大战结束后，奥斯曼土耳其的帝国烟消云散，苏丹或哈里发也随风而逝，唯一剩下的是它牺牲了一切建立起来的军队。

克劳塞维茨和毛奇之后的普鲁士军人如果对土耳其人失望不耐，认为他们顽不受教，那实在是最大的讽刺，因为1918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崩溃的同时，他们自己的帝国也土崩瓦解，连原因都是一样的：为达到错误的政治目的而有意采用战争的手段。深入参与苏丹军队“基督教化”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大战中站在德国一边，因为他们相信这会帮助土耳其变得更加强大。德国参战是因为它认为打仗是德国的强国之路。克劳塞维茨无疑也持同样的观点。这种由文化造成的世界观的歪曲给传统的德意志文化和哈里发臣民的文化带来的是同样的毁灭。

日本武士

基本上与马穆鲁克在火药面前折戟沉沙同时，世界另一端的另一个军事化社会通过直接挑战威胁它的环境确保了自己的生存。16世纪，日本的佩刀阶级遇到了火器的挑战；它想出了办法，把火器逐出日本，因而得以继续维持它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达250年之久。西方世界在16世纪曾和日本有过短暂的接触，但后来，西方世界实现了商业化、扩大了海上航行、建立起各种工业、经历了政治革命，而日本的武士却把他们的国家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消灭了外来宗教和技术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了他们长达1000年的生活传统和统治方式。日本的闭关锁国并非绝无仅有，19世纪的中国也有这样的强烈趋向，但日本达成的结果是独一无二的。然而，无论其结果是多么独特，它都证明了作战的决定性因素不一定是政治的考虑。正好相反，如果高度重视维护某种文化形式，就有可能抵挡住强烈的诱惑，拒绝为打胜仗而选择取巧的技术手法，尤其是当胜利意味着珍视的传统价值观将遭到推翻的时候。

日本武士大致可以算是日本的封建骑士阶级。他们的兴起有赖日本孤悬海外，与世隔绝，岛内又有山脉相隔。日本谷地的部族领导人（近似奥斯曼的安纳托利亚“山谷贵族”）宣布忠于天皇；天皇古老的宗裔深受尊敬，但天皇的权力纯粹只是名义上的。公元7世纪，一个部族酋长藤原镰足仿照中国的唐朝建立了中央政府，自那以后，政府一直掌握在某一个家族手里。最初执政的是藤原自己的家族，后来执政权转到在竞争中压倒了藤原家的其他家族手中。其他家族之所以能和藤原家族竞争并最终夺取执政权，是因为他们有征税的权力。从中国传来的佛教当时是日本的国教，享受着一项莫名其妙的优惠：佛教的寺庙免除税赋。很快，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