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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它们被扔在了城堡东翼楼紧挨着藏书室的一个单坡棚子里。爸爸的卧室就在藏书室正上方。到了1973年，整个城堡早已接通了电力。我曾经想过要把那些液状石蜡扔掉，可我的父亲在经历过两次战争之后，对于配给制的了解比我更为深刻，他坚持要把那些液状石蜡保存好，以防再次发生战争或是遇到电力故障，他对电力的使用还不是完全放心。那年夏天特别干燥，空气中尘土飞扬。1973年9月9日，已经整整八十四天滴雨未下了，气温也已远高于同期的平均温度。
让·吕克有时在我房间睡觉，也有时在他外公那里睡。他自己的卧室很少使用。爸爸和我都在自己床尾垂直摆放了一张小单人床。这在那时的法国家庭非常普遍。如果某天父亲给让·吕克讲了个特别有趣的睡前故事，他会坚决不肯回我的房间睡觉。有时候故事可能有点吓人，他会不敢从父亲在东侧的房间回到我位于西翼楼的卧室。这时候父亲就会陪着让·吕克直到他渐渐入睡，可要把睡梦中的他抱走似乎又有些残忍，所以我们会让他就在那里过夜。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了火灾。究竟是父亲的烟斗，一支烟，还是煤炉里的一点余烬，我们已不得而知。关于那一夜我的记忆相当模糊。我是被一阵噪声吵醒的，就像是猛烈的狂风从走廊呼啸而过一般，接着是人的叫喊声。我以为自己在做梦。甚至当我翻身下床望向窗外，看到了熊熊烈火包围中的东翼楼，都还觉得这一切太不真实太过突然，丝毫没有意识到情势有多么危急。我穿着睡裙穿过浓烟弥漫的大厅，这才真正明白眼前发生的事有多么可怕。这时，我终于从蒙眬的睡意中惊醒过来，我晕头转向，完全失去了方向感，当我沿着走廊朝我认为东翼楼所在的方向跑去，灼人的热浪和滚滚浓烟又把我逼退回来。接着我开始大声呼唤我亲爱的父亲和儿子，但回应我的，只有火舌的咝咝声和爆裂声，还有木头噼啪崩裂的声音。此时的我已经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我试图突破一道道烈焰穿过走廊去往房子的东侧，可脚下的地板已经被烤得冒烟，我的头发也传来阵阵焦煳味。当我爬到燃烧着的楼梯顶部时，我知道自己已经无法继续前进了。我不知道自己的双手是怎样被烧伤得如此严重的。那个时候，我根本感觉不到疼痛。我记不清自己是怎么从上层走廊来到庭院里的，只记得当时迈克尔死死地抓住我，我对着他又踢又咬想要挣脱他，去救这世上我唯一所爱的人们。
我当时并不知道，是后来才得知，让·吕克和他外公可能是在睡梦中吸入大量浓烟窒息而死的。这对我多少算是有些安慰，因为事发之后好几个月我都一直深陷在噩梦般的想象中，我不停地想他们当时是否在绝望的自救无果之后，只得一边大声向我呼救，一边眼睁睁地看着彼此被活活烧死。
关于那混乱的一夜，我只有一些零星破碎的记忆：有我自己凄厉的尖叫声；有迈克尔和康斯坦丁阻止我冲入火焰时紧抓住我的手；有火焰和我自己汗水的气味；也有宿舍里女人们的哭声；还有至关重要的，那些竭尽全力控制火势的男人忙碌的身影。除了这些，我还记得，秘密地怀着身孕的劳拉歇斯底里地紧抓着奥利弗不放，可他似乎根本感觉不到她的存在。
后来的几天我被使用了大量的镇静剂。他们说我也出席了葬礼，但我对此没有任何记忆。房子的西侧结构上没有受到影响，虽然有些地方被烟雾熏坏了，但只有轻微的损伤。东翼楼和门厅之间厚厚的石墙阻止了火势向我所在的一侧蔓延，包括厨房、会客室和我的卧室在内的各个房间都完好无损。数百人来来往往，带来了食物，为我们祈祷，给我们抚慰和祝福，与我们分享自己曾经失去家人的经历，可直到数星期过去后，我才开始意识到，对于我的未来，父亲从前的担心已经一一变成了现实。
一些劳工在火灾之后不久就离开了，他们很遗憾地跟我们道了别：很明显我们已无法支付他们的报酬。葡萄园就此荒废了，但那些爱尔兰学生又多待了一个月。他们来法国大多是为了积攒一些经验而不是出于经济需要。让人高兴的是，迈克尔很快就顺利接管了厨房。我对任何事都打不起精神，受伤的双手也需要时间来愈合。大家尽了最大努力来清理东翼楼的废墟。学生们不得不返回学校了，他们已经错过了开学前几个星期的课程。奥利弗依然惊魂未定，几乎不跟任何人说话。我承认，面对他悲伤的样子我是有些厌恶的，因为我觉得他没有资格。他认识他们才几个月而已，但他们却是我的命，他时常双手抱着头出神地坐在露台台阶上，劳拉则在一旁像要救活一棵葡萄树一样努力哄他振作精神，那样子我每次见了都不由得怒火中烧。
到了他们该离开的时候，劳拉问我能否让她留下来。她向我吐露心声，说她在绝望之下把自己怀孕的事告诉了奥利弗，希望这个消息能敲醒他，可奥利弗根本不想知道，还坚称他绝不会再做父亲。“再”？他说“再”是什么意思？劳拉解释说奥利弗曾经跟让·吕克玩过一个游戏，他和让·吕克分别假扮父亲和儿子，我父亲也参与了这个游戏。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也许奥利弗真的感觉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让·吕克的父亲，成了我爸爸的儿子。这真是个愚蠢的游戏，但我终于明白了他为何会如此痛苦和悲伤，无须多言，我已经在心里原谅了他。
我告诉劳拉她可以留下来。我没想到她会留在我这里整整一年，更没想到在这之后她会那么快就撒手人寰。实在有太多人离去了。
迈克尔
从法国回来后的几个月，劳拉的情绪始终飘忽不定。我父母担心不已。她在1974年10月回到了学校，但11月又再次退学了。紧接着，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她失踪了。
一个星期四的早上，我在餐厅里接到妈妈打来的电话，问我是否知道她在哪里。她前一晚10点左右睡的觉，可到早上妈妈去叫她时却没人应。她的床整整齐齐没有动过，谁也没听见她离开家。我们给朋友和邻居打了一圈电话，可谁也没有见过她，也没有收到过她的消息。到了星期五早上，她还是没有回来，妈妈都快急疯了。星期三早上，妈妈跟劳拉说话时，她非常平静，连妈妈都以为她终于转过弯来了。她们还商量着周末一起去买双新靴子。妈妈之前看到一双靴子，她很喜欢，觉得很适合劳拉。妈妈说她们打算星期六一起进城去那家店。劳拉说她很期待重回学校，期待一切恢复正常，也承认在法国这一年其实非常煎熬，她说她早该跟我一起回家。妈妈安慰她说大家都能理解，只要她回归正常的生活节奏，一切都会慢慢步入正轨的。我们让妈妈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她们当时的对话，不放过任何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却始终没发现有任何值得恐慌和不安的迹象。唯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后来在劳拉的衣橱里找到一个盒子，里面有双崭新的靴子，正是妈妈喜欢的那一款，但却不是劳拉的尺码。靴子是妈妈的尺码，购买于星期三下午。
星期五一早，我们开始往各家医院打电话。一个人会有多大概率以一种失忆且身份不明的状态出现在医院里？我想，对于像我们一样正在苦苦寻找他们的人而言，这样的概率实在太低了。星期五下午，卫队的人来到家里采集口供。他们想把劳拉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我手里她最美的一张照片是在法国用我的爱克发即时成像相机拍摄的。那天我们都喝醉了。劳拉歪着头靠在上身赤裸的奥利弗肩上。她闭着双眼，脸部有四分之一被前面地上的几个酒瓶子挡住了。照片中的她面带着微笑，仿佛心中藏着一个没人知道的秘密。大家都觉得这张照片不适合刊登出来，爸爸找了一张去年圣诞节的照片，上面的她一脸的开心，但神情中隐约透着一丝凝重。面对即将到来的公众关注，我父母颇为惊恐。我们一家向来行事低调，在他们的眼中，我妹妹遭遇的精神崩溃是不可告人的丑闻。
太阳照常升起照常落下，门厅里大座钟的指针打着痛苦的节拍，不断有车辆驶过，孩子们经过我家门前时，传来阵阵笑声，可我们的生活仿佛被掏了一个大洞，我们脑中都有一个巨大的疑问，却找不到答案。那张照片按计划会在星期一刊登在报纸上并在电视上进行播放，可星期天的下午卫队打来电话，请爸爸过去一趟。我们明白一定是事情有了新进展，但爸爸不让妈妈陪他一起去。他离开后，我陪着妈妈在家等待着，我们猜测究竟是有了什么样的突破，我们都不敢把心里已有的答案说出来，担心一旦说出口就会变成现实。
爸爸没过多久就跟妈妈的弟弟，也就是阿丹舅舅一起回来了，一同来的还有个年轻的警察。我不知道警察为什么会跟他一起回来。或许是政策规定，又或许是出于礼貌，为了保证爸爸平安回到家。
劳拉的尸体是在那天早上被冲上西科克郡的查古纳海滩的。一个遛狗的人（为什么这种事总少不了遛狗的人？）前一晚在悬崖边看见过一个人，还向卫队报备过。据说她是衣着整齐地走进了海里。我们都认为那不可能是她。她为什么会去那里呢？但我们心里其实都非常清楚，那里正是她会去的地方。我们小时候去斯基伯林看望外祖母时，都会在那片海滩上玩耍。卫队还在附近找到了她的手提包。虽然包里没有标记，但也有足够的东西来证实她的身份。那晚我们都去了西科克郡进行正式的身份鉴定。爸爸和阿丹舅舅试图劝阻我和妈妈，让我们不必去看她。老天宽恕，我也赞同，可妈妈却坚持要去，于是妈妈和爸爸一同推开门走了进去，而我和阿丹舅舅则留在外面等候。我听到瓷砖地板上回荡着他们的脚步声，接着四周一片寂静，只剩下我和阿丹舅舅的呼吸声，还有工业制冷机在嗡嗡作响。在悲剧面前，时间再一次变得毫无意义，几分钟过去了，几小时过去了，我们就这样等待着，等待着他们去确认那个我们在心里早已确认过无数遍的事实。阿丹舅舅一度提议我们诵念万福玛利亚来祈祷。可我不明白这样能对最终的结果起到什么作用。
若干年后，我父母去世了，我想他们是由于悲伤过度而死的。当我们联系到薇洛妮克夫人时，她也无法解释劳拉为什么会自杀。她说劳拉在法国期间一直非常认真地工作，她也从未发现劳拉有任何异常。她说我们应该为这样一个聪明又能干的小姑娘感到骄傲。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宽慰不少。
我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劳拉生前最后几年的情况。在我们去法国前，她还是个聪明又反复无常，喜欢打情骂俏的女孩，未来一片光明。1973年的夏天，她开始有了一些变化。薇洛妮克夫人对她的赞扬让我很是意外，但同时也颇为欣慰。
葬礼当天我们伤心欲绝。奥利弗没有出席，只是寄来一张卡片，言辞优美地表达他的惋惜哀悼之情。除开我的各种愤怒和哀伤情绪，他的做法也让我略有些生气。这对我的父母和我很失礼，也是对劳拉的不尊重。究竟是何等大事能让他缺席劳拉的葬礼？
在卫队的帮助下，我们得以阻止那张照片在电视上播放，也只让一家报社刊登了出来。葬礼很私密，随后的好几个月里，我们陆续收到很多的吊唁卡片。那个时候，自杀还是个禁忌话题，人们也不太知道要怎么表达对我们的同情，所以我们只是在家人之中默默地为她哀悼，以免让朋友们难堪。我觉得人们对待自杀的态度在那之后也并没有什么变化。当有人因癌症去世后，会留下其病程及随后各阶段病情恶化情况的公开记录，可换作自杀，就绝不会有人公开讨论它，你也无处抒发自己的哀伤。这仅仅是已故者家庭里一个见不得光的小秘密。
我知道劳拉的精神状态在我们离开法国之前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但不知道造成她精神抑郁的关键因素是否就在奥利弗身上。毕竟他是劳拉最亲近的人。我甚至想过劳拉也许在跟我们分别时已经怀孕了，但我无法想象我认识的那个劳拉会堕胎或是遗弃一个婴儿，虽然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事情会让人名誉扫地。除此之外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她怀孕后流产了。我跟奥利弗提起过这个想法，但他却为此大为震怒。他从未这样想过。结果我反倒后悔跟他提这个了，因为这样一来好像是我要把劳拉的死怪到他头上一样。
多年之后，奥利弗将他的故事书中一位英雄般的人物命名为劳拉。我很感激他。他只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跟我联系过一次，小心地问起能不能在我们的餐厅举办婚宴。
那个时候，德莫特已经来到我的餐厅当领班，而我则是主厨。虽然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情形相当尴尬，但后来却发现他其实非常擅长跟人打交道，他会记住别人的名字、生日，还有喜欢的酒。他的组织能力也非常强，还从全城各处挖来了最好的服务员。那些回头客之所以来我们的餐厅，既是为了享用美味的食物，同时也是为了享受德莫特和他的团队所提供的细致入微的服务。
餐厅坐落在一栋偏僻的大楼里，我舒适的小家就在餐厅楼上的公寓里。我的专长是烹调法式乡村菜肴，曾经被一位讨厌的评论家贬称为“农民菜”，不过对当时的都柏林人来说却是相当复杂精美的菜肴了，再加上我们持有卖酒执照，还接受临时预订，很快餐厅就在戏剧圈里变得红火起来。这其实也是件喜忧参半的事，一方面他们酒量惊人，还能为餐厅增添点明星光环，但他们又经常不付账，到打烊的时候时常要把他们抬到休息区去过夜。我所知道的那些都柏林戏剧节的后台荒唐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