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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殆尽的书房里抢救出幸存的东西，并不知疲倦地监督着这个工作的进行。原本就已被踢出局的劳拉这下被彻底抛到了脑后。两星期之后，主要的清扫工作完成了。我们没有人为自己的劳动索要报酬，继续留下来的人仍然有免费的食宿，食物通常是临近的一些村民捐赠来然后由我来制作。葡萄园再次荒废了，还有的人悄悄议论着要拆除东侧翼楼。我们已经没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了。学校已经开学了，我们都已耽误了两星期的课程。是时候离开了。奥利弗一言不发地打包好行李，强忍着悲痛跟夫人道了别，夫人很感谢他的忠诚和他所付出的辛劳。戴格斯先生收藏的一些地图幸免于难，可他的大量藏书都化为灰烬，让夫人伤心欲绝。记得分别时，奥利弗似乎无法接受夫人同情的拥抱，弄得夫人手足无措，十分尴尬。看到那情形我都有心想杀了他，可很显然奥利弗也同样处在无尽的痛苦之中。
这时，劳拉又一次成了令大家担心的理由。没想到她竟然拒绝回国，并坚持留下来帮助夫人。我实在不明白她的想法，在我看来，这又是她诸多愈加古怪的行径之一罢了。我父母多次从都柏林打来长途电话命令她回家，可劳拉却丝毫没有动摇。但不管怎样，夫人似乎都完全不关心，但她向我保证，如果劳拉想留下来也绝对没有问题，她肯定能给她找点事做。能得到她的保证我就心满意足了。劳拉泪流满面地跟我们道了别，她满心期望地抱住奥利弗，可他却面无表情，如同一块冰冷的墓碑。
那段时日，我无疑给我的父母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当我提出想要退学去开一家餐厅时，家里又掀起了新一波的批判和哀怨。然而，这一次妈妈却站在了我这一边，并且最终还说服了父亲借给我一些启动资金。从法国回来后的几个月我几乎整天泡在厨房里，妈妈十分喜欢我带来的所有新鲜美味。有的香料是我从法国带回家的，另一些则是从拿走我童子身的蒂里那儿进口来的。爸爸虽然对我的食物非常满意，但还是认为我应该多花些时间在书本上。不过后来有一次，在他们设宴款待十二位最见多识广的朋友时，我一手承办了宴会，呈上的每一道菜肴都让在场宾客赞不绝口，那时候父亲才终于心服口服地承认了我的烹饪天赋是对得起他的投资的。
我与父母之间持续的谈判交锋让大家都忽略了劳拉宣称不会回家过圣诞这件事。从她不定期的来信中我们得知，依靠全省上下募集到的捐款，东翼楼的重建工作已经开始实施。虽然不明白她的初衷是什么，但我们仍然对劳拉的义举感到很自豪，给她寄去了一个大大的礼盒，还附上了一张数额可观的银行汇票以表父亲的一番心意。
1974年3月底，我的餐厅“蔚蓝之星”在市中心乔治王广场尽头的小巷里开业了。在这一年间，我的人生进行了一次华丽的转变。餐厅从一开业就生意红火，经过几个月的经营，我预计如果客流继续保持目前的水平，在五六年之内我就能还清父亲的投资，一切都太棒了。接着，到了8月，劳拉回来了。
我的父母自然是松了一口气，我也想听她说说在克洛尚发生的一切，想知道戴格斯城堡的重建工作进展如何，薇洛妮克夫人好不好，想知道她有没有见过蒂里。劳拉虽然一一回答了我的问题，但却是一副冷冰冰心不在焉的样子。她的样子看上去也相当可怕：双眼下是深深的眼袋，整个人骨瘦如柴。吃饭时她只是稍微动了两口。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她是正经历精神崩溃才出现了反常举动。母亲带她去看医生，医生推荐了一种臭烘烘的补药，但也丝毫不见效果。当我提议联系奥利弗时，她也几乎没有任何反应。我不明白劳拉究竟怎么了，非常为她担心。我提出让她到餐厅来工作几星期。她已经休学一年了，但离新学年开学尚且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在餐厅工作期间，她有时候一切正常，有时候又会连续几天缺勤，造成餐厅人手不足，让我们懊恼不已。问起她为什么不上班，她说她累了。“你怎么就累了？”我气愤地说，“你整天什么事都没干！”
虽然很不情愿，但不得已之下我只好联系奥利弗，问他是否能到家里来看看她。他答应了我的请求，邀请她到我的餐厅用餐，或者去其他任何她想去的地方都行，但劳拉拒绝了。奥利弗甚至还给她写了一封信，但劳拉根本不想见他。我在想，奥利弗之所以和劳拉分手，是不是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内情。从外人所能看到的来说，在他们交往期间他一直都非常绅士，绝对不存在他背叛劳拉或者类似的情况，但很显然，劳拉不会原谅奥利弗对她的拒绝。通常都是劳拉拒绝别人。显然她无法接受有一天会风水轮流转。我觉得劳拉的萎靡不振并不能归咎于奥利弗。至少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
史丹利
传言和新闻中所说的那些关于奥利弗的事对我来说实在难以置信。我的确已经几十年没见过他了，但报纸头条上所描述的那个人绝对不是我从前认识的那个男孩。
在奥利弗以文森特·达克斯这个笔名声名大噪时，看到他的人生如此成功我真的很为他高兴，但在我的记忆中，他的童年即使以爱尔兰人的标准来看也算得上相当悲惨。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也见证了其中的一些片段。人们都说孩子总会把自己的处境视为所有人的常态，所以我想奥利弗并不知道自己的家人是如何弃他不顾的，但那时的确很多人议论纷纷。
我的父亲在我去都柏林南部的圣菲年斯学校前一年去世了。那时我十四岁，家里还有三个姐妹。我想妈妈送我去那儿是为了让我有更稳定的学习环境，也为了能让我的人生中多一些男性的影响力。我们住在基尔肯尼南部的农村，父亲死后我接替他干了很多农活儿，可妈妈坚决不让我步父亲的后尘早早地就进了坟墓，她坚信父亲之所以走得这么早，就是因为他起早贪黑永不停歇地在劳作。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我的习惯性的害羞，然而我当时对妈妈的考虑并不买账。我的左眼上有一块难看的深红色胎记，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为此感到不自在。母亲觉得她要是不趁我还年轻就让我走出农田，我就一辈子也离不开家了。她的判断是对的。
以当时的标准来看，圣菲年斯这所学校还算过得去。我印象中从未出现过性侵犯或类似事件的传闻。牧师们总体来说都很和善。当然，学校总还是有那么一个标志性的施虐狂，但我想，在20世纪60年代，整个学校的员工中只有一个这种人物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我来到奥利弗所在的班级时，他已经在圣菲年斯待了八年了。现在想来真的很令人震惊，如果要我在我的小儿子六岁时就把他送走，光是想想就让我脊背发麻了，可这样的事在那个年代并不少见。奥利弗非常安静，整个人最引人注意的也就只有他身上破旧的衣物了。由于这一点再加上他较深的肤色，他很容易就成了众人贬损的对象。学业方面，他也资质平平，所有科目中只有法语略好一些，但也只能算得上差强人意。第一年，在我还没有真正了解他之时，我想当然地以为他是个靠奖学金上学的孩子，因为他看上去真的很……怎么说呢，很穷。我们都知道他没有母亲，都以为他母亲去世了。传闻说奥利弗的父母并没有结婚，还说他母亲可能就是在生孩子的时候死的。他从不会谈起他母亲，但这种事大家都有默契。去问这种事情是很不礼貌的，就好像大家都知道西蒙·华莱士是被领养的但却从不会提及此事一样。
不过，奥利弗倒是时常谈起他的父亲，语气中带着敬畏和骄傲。我记不清他父亲是做什么的了，应该是跟教会有关，好像是都柏林大主教的高级顾问之类的。我很惊讶奥利弗的爸爸竟然会是这样一位大人物，毕竟他对自己儿子的忽视和漠不关心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更让我震惊的是奥利弗居然还有个异母兄弟，一个有着金色头发和浅色眼睛的男孩，名叫菲利普，大约比他小七岁，他住在家里，在我们学校的附属小学读书。我从未见过他们亲密地交谈，就如同两人丝毫没有血缘关系一般。然而最糟糕的问题在于，虽然奥利弗家离学校仅有不到一英里之遥，他却被拦在家门之外。无论是圣诞节还是学校的假期，奥利弗都留在学校和牧师们一起度过。从学校教学楼顶楼科学实验室旁的走廊窗户，就能看见奥利弗家。不知有多少次，我遇到他坐在窗台上，通常手里还拿着一副望远镜，望着家人进进出出。不知为何，这一幕现在想来更觉得可悲。在男子寄宿学校这样一个雄性世界里，是没有空间让你去多愁善感，去寻求同情的。即便是受了伤，我们也已学会怎样将伤痛完美地隐藏起来。
我和奥利弗是在我的第二学年以一种被动的方式成为朋友的。我们并没有选择彼此，而是因为其他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只剩下我们两个怪人，没有人愿意跟我们来往。我的相貌缺陷和奥利弗被家人遗忘的事实，将我们隔离在了社交圈之外。他们称我们为“怪胎二人组”。我们进不了那些时髦孩子的圈子，跟我们所说的“土鳖”族群也格格不入，由于我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小团体，也就只能在一个又一个族群之间游离，一旦被某个族群厌弃之后就继续寻找下一个。我相信我们彼此很信任对方。我们的关系是由奥利弗来主导的，这点我完全没意见。几乎是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但他本来也不是个爱冒险、爱打破规则的人，所以他也从没让我遇到过危险。他从不会提到我的眼睛，我也绝不会说起他的母亲。那时候，这样的默契是奠定一段坚定友谊的基石。
他对我的家庭颇为好奇，在我回家休假返校之后时常要我把一些趣闻逸事讲给他听。没有母亲的他，非常想了解我的母亲是什么样的人。
奥利弗的父亲一般一年来看他一次，有时甚至长达一年半。每次离他父亲来访还有好几星期的时候，奥利弗就开始万分焦虑，拼了命地要提高成绩，任何可能惹祸的事他都躲得远远的。我想，他在无比期盼的同时，又非常畏惧父亲的到来。我的母亲或是其他同学的双亲来看望我们时，都会给自己的孩子带来许多礼物，通常是某种礼盒，有些比较酷的家长甚至还会带来飞镖或是水枪之类的没什么杀伤力的玩具武器。
每个男孩在家长来访之后都会变得尤其受欢迎，大家都盼着能共享他新得的好玩意。有人说奥利弗总把家长带来的东西藏起来不肯跟大家分享，但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他的父亲从没给他带过任何东西，唯一的一次也只给了他一本赞美诗。
第二学年末的暑假前夕，我母亲提议让我邀请奥利弗来我家农场住上几个星期。老实说，对这个安排我有些犹豫。在学校，我们一起把树枝削成弹弓，还去偷看学校护士和她的男朋友詹姆斯神父，但要到家里就是另一回事了，毕竟学校和家庭的环境截然不同。我家里有一个寡母加上三个姐妹，所以女性气质尤其浓重，而奥利弗从小生长在一个几乎只有男性的环境下，学校里的女性只有刚才提到的护士和几个快乐的清洁工而已。我记得当时自己非常担心他和我的家人见面时双方会有什么反应，但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家里的女人们全都爱上他了，我妈妈甚至都想收养他，看着我的几个姐妹全都一步步地陷入对他的痴迷，真是最痛苦难堪的体验了。我年仅九岁的小妹尤娜，一有机会就爬到奥利弗身上要骑到他肩头，要么就是要求他给她讲故事。十三岁的米歇尔对任何奥利弗感兴趣的东西都装作充满好奇的样子，还花大工夫烤出许多新的美味食物来吸引他。比我们大一岁的大姐奥菲已年满十六，她则采取了另一种策略，她装作对奥利弗没什么兴趣的样子，但每当我们从谷仓出来走进房门的时候，总会撞见她一丝不挂的样子，她还发明出一种半躺在家具上的姿势，那模样只能用有伤风化来形容。
对于这些奥利弗都泰然处之。可以肯定他多少是有些窘迫的，但同时又受宠若惊。那也许是他第一次跟同龄女性相处。一开始他很害羞，也有些过于礼貌，但后来就慢慢地放松下来，最后甚至还俨然成了她们中的一员。按计划他会在我家住上三个星期。显然他的父亲规定了他必须要自食其力，必须要帮忙干农活儿，不过我们本来就习惯了盛夏在田间劳作，奥利弗倒也很快地融入了。奥利弗第一次自豪地给父亲寄去了明信片，告诉他自己过得很愉快，但同时也有努力劳动，让他放心。两天后，我母亲接到瑞恩先生的电话，命令她立刻把奥利弗送回学校。他本来还剩下八天的假期，但他父亲不容任何争辩，也没有为临时变卦做任何解释。我记得当时母亲非常气愤，她给奥利弗买了一整套新衣服，然后才把他送上了返回都柏林的火车。奥利弗坦然地跟我们道了别。他丝毫没有质疑他父亲的决定或表现出任何的不满。他好像一点也不生气，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站在月台上跟他挥手告别，我的三个姐妹向他送去飞吻，母亲也跟她们一样伤心不已，那时奥利弗的眼中有泪光在闪烁。
我们始终没有为奥利弗的突然离开找到合理的解释。据我所知，他回到学校跟牧师们一起度过了剩余的暑假。我母亲坚持认为他父亲的做法纯粹是为了泄愤，因为那张明信片让他意识到奥利弗其实完全能够过得很愉快，而他绝对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继续下去。恐怕除此之外也真的找不到其他的解释了。竟然有人能对自己的亲生骨肉如此冷血，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我想，除非奥利弗本人写一本自传道出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