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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幸福、自我意志最舒张的人。他绝不委屈自己，绝不守陈规陋习，绝不浪费自己生命中的一分一秒。他活着，就是为了把自己的雄心最大化，把自己的快乐最大化。他是真正的“天之骄子”。然而，这位年轻皇帝很少想到，他“自我实现”、“燃烧生命”，把自己变成一个“大写的人”的过程，是建立在百姓的血汗之上的。帝国的百姓越来越感到有些喘不过气来。他们不关心国家大事，不了解新的政治高层的雄心与蓝图。他们只知道换了皇帝之后，劳役负担一下子加重了。
在皇帝快节奏工作的带动下，国内的几项大工程都在大干快上，“多快好省”。据刘善龄《细说隋炀帝》，周长近六十里的新都竟然仅仅不到十个月就出现了轮廓，而大运河的一期工程通济渠用时更短，这段千余里长、四十步宽的河道，仅用了一百七十一天！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杨广的峻急严厉之下，大臣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完成任务。为了获得皇帝的嘉奖，营建东都工程负责人把民工分为三班，昼夜不停。修治运河督工更急，男人在工地上干活儿，女人也被征发来负责伙食。本来政府规定每人每年参加劳役最多一次，时间最长不超过一个月，然而大臣早已经开始一年两次，甚至三次地征发民工。严格的工期要求，以打骂为主要手段的严厉监工，长时间、超负荷的劳动，恶劣的伙食，加上医疗、劳保设施的缺乏，已经导致大批民工生病甚至死亡。《隋书·食货志》所载，“僵仆而毙者十四五”、“死者十五六”当然是夸大其词，但相当高的死亡率是不可避免的。
在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人观察世界的角度是有盲点的。在酝酿规划时，杨广考虑了财政平衡、物资储备、技术难题，却独独没有考虑那些提供劳役的底层民众的承受能力。从出生开始，杨广视力所及，都是奇珍异宝、雕门绣户；所交游的对象，都是王公贵族、名爵显宦；所关心的事情，都是军国大事、人事升迁。他的生活圈子从来没有踏出过贵族圈一步。仅仅是在打猎途中，他远远望见过普通民众居住的低矮草屋，却从来没有产生过进去看一看的兴趣。在众人呵护中成长起来的人心中往往过多地装着自我，给其他人留下的位置太少。那些肮脏、“愚蠢”的底层人，在杨广眼里和他们这些贵族根本不是同一类物种，他们存在的意义仅仅是给他们提供粮食、布帛和劳动力。他认为免除这些民工家庭的国家租税，就已经是浩荡的皇恩。面对大臣奏报上来的民工死亡率过高的奏折，杨广只是用眼角淡淡一扫，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每一个拥有雄才大略的帝王的丰功伟绩都是建立在平民百姓的巨大付出上，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
十七
幸运之神并没有被他那风驰电掣般的进取速度甩下，到现在为止，仍然忠心耿耿地跟在他的身边。自古及今，没有哪个帝王的事业进展得如他那样顺风顺水。从继位起，大隋天下连年丰收，诸项大工程都进展神速，隋帝国在杨广的领导下“凯歌行进”，皇帝的废寝忘食、百官的辛勤工作与老百姓的巨大付出见到了效果。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他迎来了硕果累累的收获之年，刚刚年届四十的皇帝喜事连连，春风得意：据刘善龄《细说隋炀帝》载，这一年，一座崭新的都城奇迹般地耸立于中原，这个新城周长六十里，规划大气，雄伟壮观。宫城内殿阁高耸，金碧辉煌；洛阳市里甍宇齐平，外码头上舳舻万计，整个城市榆柳交荫，通渠相注。杨广正式命其名为东京。
大运河的巨型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两千里的运河已经将黄河和长江贯通，这是有人类以来从没有实现的奇迹，它必将成为全国经济价值最高的黄金水道。
朝廷设立的国家图书馆藏书达三十七万卷，创中国历代之最，杨广亲自主持编纂图书三十一部，一万七千卷。科举制正式确立，大隋文治成就显赫。
据袁刚《隋炀帝传》，也就在这一年，隋朝大军攻灭西方强国吐谷浑，在其故地设置了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正式将西域东南部地区纳入了隋朝版图之内。自汉武帝以来，还没有人有过如此辉煌的功绩，隋朝疆域扩大到极点。
尽管杨广已经连续四年大赦天下，多次普免钱粮，可是财富仍然滚滚而来，人口不断高速增长。这一年的统计数字汇报上来，隋朝疆域共有190个郡，1255个县，朝廷控制的民户达到890万户，全国统计出的人口4603万人。《资治通鉴》说：“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要明白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只要与号称中国第一盛世的“贞观之治”做一下对比就可以知道了：贞观时代的田地开垦量只有隋代的三分之一弱，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的户口不到三百万，还不到大业年间的一半。
面对着大臣们送上来的连篇累牍的赞美和歌颂，杨广心安理得。抚摸着自己胳膊上仍然年轻的肌肉，他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秦始皇只留下了长城，他却将给后世留下功在万代、远比长城更有实用价值的大运河。汉武帝远通西域，却从来没能把青海变成帝国的一部分。隋帝国的人口数量，已经创了历代之冠，国家财政实力也远过秦汉……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可以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了。在工作之余翻阅史书时，他止不住地经常想：未来的历史学家会用什么样华丽的辞藻来描绘自己取得的这些成绩？
十八
杨广怎么知道，后世在书写他的历史时，几乎没有提及这些治绩。有的史书甚至故意把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的统计数字提前到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意即说明这些数字乃杨坚所创造，与他无关。
历代史家几乎把所有的笔墨都用来描写他在位期间的一些“花边新闻”。
他们说，皇帝喜欢排场，爱好新奇，他命令用羽毛给自己三万六千人的仪仗队装饰帽子。为了满足皇帝的要求，人们拔光了全国几乎所有鸟类的羽毛。乌程县有一棵巨树，高达百尺，顶有鹤巢。人们为了取老鹤的羽毛，要伐倒这棵巨树。老鹤恐怕树倒子死，乃自拔羽毛投于地。
他们热衷于渲染杨广举行的游乐活动的奢侈壮观。《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载，隋炀帝召集天下杂技演员：“大集东京，阅之于芳华苑积翠池侧。有舍利兽先来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龟鳖、水人、虫鱼，遍覆于地。又有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
他们一再强调隋炀帝给天下人民带来的痛苦：“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
相对于生命的短暂，中国人更重视的是声名的久远。以何种姿态进入历史是每个大人物最为关心的事。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也许不是帝王，而是史官。史官们坐在书房里，稍稍偏偏笔头，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或者化神奇为腐朽。所以，如《新唐书·列传第四下》中唐代宰相韦安石说：“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
史家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是因为中国史学的主要目的不是“求真”，而是“惩恶扬善”、“以史为鉴”、“使乱臣贼子惧”。目的决定手段，为了有效地“扬善”和“惩恶”，让人“感动”或者“恐惧”，就必须采用“典型写作”的方法，使善恶对比分明、忠奸一目了然，使人知道爱什么、恨什么、学习什么、批判什么。“典型写作”的秘诀非常简单，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向读者提供单方面的信息，令读者“偏听则暗”，误以为历史人物或者是毫无缺点的高大全式人物，或者是从头坏到底的十恶不赦之徒。这些技巧在隋炀帝的历史写作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重视历史，从有文字开始，中国历代都设有史官，中国史书的浩繁，为世界所仅见。然而，也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在历史中肆无忌惮地造假：与其说中国古代历史是一个记录的过程，不如说主要是一个抽毁、遗漏、修改、涂饰和虚构的过程。
十九
如果明白自己与主流文化气质上的相克，杨广也许就不会有征服高丽的冲动。如果杨广把自己的脚步中止于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那么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形象一定迥然不同。因为如果这样，“宣付史”的史料就可以由他自己或者他的后代来选定。
可惜历史是不可逆的，未来的评价当然不会影响杨广此时的心情。此时的杨广无疑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这一切似乎可以称得上奇迹，毕竟他登上皇位才仅仅五年。除了古往今来最卓越的天才，以及上天如同对独生子那样慷慨的眷顾，否则没法解释这样的奇迹。
换了任何一个帝王，都会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停下来歇歇。如果就此罢手，安享自己的统治成果，也足以让自己留名千古。可是杨广并不这样想。一系列成功带来的兴奋让他的胸口鼓胀得要爆炸，体内的精力被更加充分地点燃。与秦皇汉武比肩并不是他的最终目标，他要马不停蹄地向前奔去，把他们远远甩在后面。他一刻不停地奔向功业金字塔的顶部——征服高丽。
二十
从继位起，征服高丽就是杨广的一个梦想。这个边疆小国一直是个不安分的捣乱分子，经常侵略周围各国。杨坚统治时期，它就曾入侵辽西。隋朝的统一对它来说显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据《隋书·列传第四十六》，在隋朝平陈之后，它“驱逼靺鞨，固禁契丹”，积极联络突厥，试图与突厥等族联合起来对抗隋朝。如果不能制止高丽的地方霸权行为，其他国家就会起而效尤，帝国的安全就不能得到保障。
其实，在杨坚时代，征讨高丽已经成为既定国策，取得了朝野共识。《隋书·列传第四十》载：“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
杨坚对高丽的征讨因为准备不充分而失败了。完成父亲这个遗愿是杨广乐于做的事情，虽然对隋帝国来说，这件事其实并不那么迫在眉睫。在文学家、诗人杨广的政治蓝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追求完美、热爱形式的艺术家特征。迁都与开河是他政治规划中的基础性工程，实行科举制、发展经济、安抚突厥、击败吐谷浑，是他建筑在这个坚固基础上的几间华丽殿宇。而征服高丽，则将成为他“大业金字塔”的塔顶。在所有的隋朝人看来，高丽是箕子所建的“礼仪教化之邦”，晋末才逐渐从中国分裂出去，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杨坚征服陈朝，并不意味着中国真正获得了统一，只有高丽归入中国版图，“大一统”才算真正实现。征服高丽，是杨坚留给他的为数不多的建立标志性功业的空白之一。因为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完成统一”当然是所有勋章中最耀眼的一块。只有得到了这块勋章，他“千古一帝”的地位才会变得不可动摇。
二十一
然而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年末，征服高丽的计划在御前会议上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大臣的坚决反对。杨广继位以来，大臣从来没有这样异口同声地反对过皇帝。数年以来，他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到皇帝外表谦恭、内心高己卑人，皇帝认为大臣的智商、才华与自己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对他们的建议多数不予考虑。
但是他们这一次忍不住要力劝皇帝慎重从事。他们赞同攻打高丽，却反对在此时开始准备。他们已经预感到天下骚动的前奏。因为连年兴建大工程，不断巡游，劳役量惊人，老百姓已经精疲力竭。袁刚《隋炀帝传》载，由于“役使严急，丁夫多死”，已经有人开始逃离家乡，到穷乡僻壤开荒种地，以逃避劳役。有的人甚至自残手脚，以避征发，谓之“福手”、“福脚”。老百姓已经被沉重的负担逼到了墙角。
与此同时，攻打高丽需要的准备工作太繁重了。高丽与隋朝相接的缓冲带上，全是荒无人烟的森林和沼泽，行军极为困难，运输和储备军粮必将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另外，要确保成功，还要建立海军，水陆并进，这就需要兴造大量战船。疲惫不堪的老百姓无疑无法承受这样繁重的劳役。一个明智的帝王正确的选择应该是给百姓三年到五年休养生息的时间，然后再图此举。
然而杨广根本听不进去大臣们的劝谏。他工作得太兴奋，已经患上了“权力欣快症”或者说是“权力狂躁症”。这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独裁者容易患的“权力综合征”的一种。在皇位上，一个统治者很难对自己的力量形成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判断。笼罩一切又缺乏制约的中国式权力，就如同一辆速度极高而又没有刹车装置的跑车一样，很容易超速。在顺风顺水地一一实现了几大政治目标后，杨广已经彻底抛弃了继位之初还保存的一丝谨慎，他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困难”，什么叫“不可能”。到现在为止，他的生命一直是一首宏大、亮丽、旋律激昂向上的交响乐。这首乐曲演奏得完美无缺。才华与运气的完美组合，使他觉得自己拥有无限的力量，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他伸手在平地上一指，洛河边上便出现一座新城；他大手一挥，吐谷浑那样强大的国家就被他从地图上抹去。他感觉自己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神。
他不是不知道帝国的百姓已经劳累多年，迫切需要休息。不过，征服高丽这个梦想实在太诱人了。“气可鼓不可泄”、“趁热打铁”是他的一贯主张。前几项大工程的完成，使他对帝国百姓的承受力及官员的动员能力产生了过高的估计。他对大臣们许诺，这是他最后一个重大政治目标。征服高丽之后，他的前期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