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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停留下去。
可以说，起兵的头三个月，太平军一直是漫无目的的被动挨打，找到一个喘息之地就固守不动。也难怪，整个太平军中，除了洪秀全和冯云山两个老童生，其余都是文盲，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战略战术，完全是跟着感觉走，走到哪儿算哪儿。
洪秀全驻扎东乡忙于称王，给了清军以喘息机会，地方官员也大大松了一口气。他们从容调动军队，将太平军围得水泄不通。当了天王，树大招风，敌人越聚越多，太平军得不到粮食，开始陷入饥饿。在东乡苦守了两个多月后，只好又一次突围，突围成功后，还是不知道应该向什么地方去，干脆，又挥师跑回了金田！
太平军在起义的头半年里，四处游走，却仍然漫无目的。在盲目流窜的路上，萧朝贵代“天兄”传言，要大家“尽忠报国，到得小天堂，自有大大封赏”。从他们占据一地，就顾头不顾腚地挖沟固守来看，他们确实是想割据一小块地方，建立自己的“小天堂”——自己的世外桃源。这和李文成的想法大同小异。
结果一目了然，敌人不可能让他们在金田建立“小天堂”，只好又是一路突围，一路挟裹贫困农民北上，于八月初一攻破永安州城。
城里的生活实在太好了，以至于他们在这里驻留了六个半月之久。洪秀全忙着册封，给了清军充分时间，清政府迅速调动兵力。从各省调来四万六千余人，终于把永安城四面围住。从军事上说，太平军完全没有停留这么久的理由：“为什么在这里长期停留？休整补充，不可能需要半年多的时间。由于敌人的牵制而不得脱身？这也不是事实。太平军克永安后，清军虽尾追而至，但直到这一年年底的三个多月里，清军的进攻软弱无力，并没有形成包围。”（《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唯一的理由当然是“在永安建都立业”。因为“永安虽小，但对长期在荒村小镇盘桓的不少起义农民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世界。……这种情况正是起义农民初兴阶段视野狭隘的反映”。（《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
虽然小朝廷滋味不错，可形势让洪秀全不得不暂时清醒。因为在清军的围困下，物资供应已断绝，“粮草殆尽，红粉亦无”，太平军把永安城内的所有粮食财物一律没收，还是没能支持多长时间，只好拼命突围。
在清军的围困下没有办法，还得走老路——突围！损失了一半人马，洪秀全丢弃了刚刚住了不长时间的天王府，艰险万状地从永安突围出来。从此以后，太平军终于找到了进军的方向，那就是——大城市！从永安的经验，他们知道大城市里有吃有喝，还有种种丰富的物资，一旦打下来，就可以享受几个月。于是，他们挥师省城桂林，一路上，洪秀全用这样的前景激励群众：“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各做忠臣劳马汗。”
此时的桂林城内兵马不到两千，然而，太平军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样的攻坚战，围了桂林一个多月，还是没有攻下来，而此时，清军从四面八方赶来，又对太平军形成了合围之势。没办法，只好再次突围。突围之后，去哪儿呢？还是没人知道。这时，湖南天地会起义军被打败，余部投奔太平军而来，建议他们进攻湖南。杨秀清点头应允，于是大军北上，进入湖南，扑向长沙。
不过，攻打长沙的战役进行得毫无章法。“太平军经过在湘南的休整扩编，战兵已达五万人，但萧朝贵只有一千几百人进攻长沙，大军仍留在湘南。”长沙虽无守备，但凭一千多人就想攻下一个省城，无疑不现实。直到萧朝贵在战斗中死亡，杨秀清和洪秀全才率大部队北上。然而此时，清军调集了三万守兵，已经做好一切防守准备。
长沙战役打了八十一天，艰苦卓绝，太平军死亡无数。然而，战火纷飞中，洪秀全却把军事全权交给了杨秀清，从此“大撒把”。毕竟，打仗太费脑子，他太累了。不过他也没有闲着，他做什么呢？他在长沙南门，在轰隆隆的炮火中，在战士们的喊杀声中，兴致勃勃地监造起玉玺。他在这儿找到了一个技术很好的作坊，亲自画图样，亲自监督，津津有味地看着工匠们给他造了一个奇大无比、设计鄙俗的大玉玺。他还专门成立了诏书衙，派人专门记录他平日的一言一行……
长沙最终没攻下来，在稍后攻打岳州时，太平军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意外地得到了几千艘民船”。这一意外使他们得以建立水营，“行军作战条件有了改变，因而他们就变更了原定的进军路线”，顺江而下，很快攻下了武昌。
到了武昌，他们才第一次定下了“战略”，那就是直奔南京，建立“小天堂”。《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讲：“‘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的方针，只是在这时才真正确定下来。”有了水师，也积累了战斗经验，占领南京，倒是顺理成章。回顾太平军的兴起史，他们一路之上，是占一城、丢一城，直到打遍了半个中国，占领了南京，他们手中也只有南京、镇江、扬州三座孤城。如果太平军在此时乘胜北上，直捣北京，拿下北京城也很有可能，因为那时清朝皇帝已经慌了手脚，准备迁都热河了。可是，洪秀全和杨秀清二人根本没有这个眼光，来到了“六朝金粉之地”，他们又迫不及待地关上城门，陷入烟花丛中，享受起“小天堂”的日子了，而把北京抛之脑后。
《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如此评论：“金陵刚刚建都，他们就说：‘方今真主灭妖，十去八九。’……他们缺乏‘犁庭扫穴’、夺取全国政权的观念，简直把直隶省排除在视野之外，说什么这是‘沙瘴之区’，‘罪奴之地’，甚至说‘至于妖穴，取之不足以安人民，弃之不足以伸武勇’，对北伐不以为意，不加重视。”直到享受了十一年之后，南京被包围得很严实，终于无法突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此陨灭，结束了占据—固守—突围—占据下一个据点的循环。
从“万众一心”到“人心离散”
一
虽然战略水平不高，在战争前期，太平军却能一路摧枯拉朽。原因是，除了清朝正规军已经烂透了这个因素之外，拜上帝教的宗教力量也不可忽视。
关于太平军的士气和精神状态，以钦差大臣身份主持广西军务的赛尚阿深有感触。《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记载，他曾说过：
粤西股匪虽多，本以金田会匪最为顽狡……此股会匪与他游匪迥不相同，死党累千盈万，固结其坚。……一经入会从逆，辄皆愍不畏死，……所有军前临阵生擒及地方拿获奸细，加以刑拷，毫不知所惊惧及哀求免死情状，奉其天父天兄邪谬之说，至死不移。
时人对太平军的这种精神状态记述颇多。比如《丛编简辑》第2册《太平天国·武昌纪事》也说，太平军“或临阵，或患病，举凡一切事，皆对天祈祷，口喃喃‘求天父默佑，所谋遂意’，祝毕，赴汤蹈火在所不顾”。《金陵纪事》则说：“其胆皆泼，心多入魔，目直视若痰迷者。”
这种精神力量显然来自对宗教的虔信。太平军坚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因为这也是上帝的事业，“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金田起兵以来，那些看似强大的清朝正规军在他们这些装备落后的泥腿子面前一触即溃的事实，更加强化了他们这种信念。据张德坚《贼情汇纂》记载，太平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是这样做的：“万事皆由天父排定，尔等都要练得正正真真，不怕妖魔一面飞一面变，都难逃天父手内过。……务要放胆放草，自有天父看顾，天父自然大显权能。尔想在永安时尚蒙天父救出，此时还怕妖魔何事？”在宗教力量的驱动下，前期太平军士气高涨，豪情满怀。1853年6月，美国人戴作士来到镇江考察了太平军的营地。他印象最深的是太平军“对事业的正义性和最终赢得胜利充满信心”。
二
自从黄巾起义之后，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大的农民起义都与民间宗教紧密相连。这是因为除了宗教外，很少有力量能把中国农民发动起来。
除了动员作用外，宗教还能提供起义所必需的组织纪律性。传统农民通常眼光狭隘，又一盘散沙，不习惯组织和纪律的约束。一般来说，只有宗教能克服农民的散漫性。民间宗教通常都是权威主义的，强调对教主的绝对服从，宗教组织内部一般都采取等级分明的专制体系，这为将中国农民团结成磐石般坚强提供了最便捷的方法。而“拜上帝教”的一神教性质又使它较那些土产的多神教更有利于建立绝对的专制秩序。在明清历次起义中，我们通常会看到各地起义者各奉一神，甚至孙悟空、铁拐李等纷纷下凡，以致形成无数个小山头，彼此难以统属。而在太平天国内，只有洪秀全这“独一真神”，其他所有“邪神”一律销声匿迹，这是太平军超越明清诸农民起义形成如此巨大规模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太平天国是将宗教力量运用到极致的一次大型农民起义。洪秀全等人深知宗教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性。太平天国规定，加入太平军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掌握教义：“凡兄弟俱要熟读赞美天条，如过三个礼拜不能熟记者，斩首不留。”虽然战事倥偬，但是他们坚持每天早晚都要敬拜上帝，每七天举行一次集体礼拜。礼拜之时，一定要虔诚郑重，“凡闻锣不至或稍涉嬉戏者杖责数百，无故缺席三次则斩首示众”。太平天国还建立了“讲道理”制度，即定期将军队召集在一起训话，以通俗的语言，“理论联系实际”，来进行深入浅出的思想动员，要求他们放弃杂念，为天国事业忘我牺牲。
张德坚这样记载太平天国的“讲道理”仪式：他们在空旷之处搭起高台，宣讲人上台，讲天父上帝生出天王东王来给我们做领导，这是我们多大的福气！我们只要好好干，将来都会享福无穷……宣读了一通革命的好处后，又告诫士兵不得开小差：“切不可反草变妖逃走。天父曾说，任尔三更逃黑夜，难逃天父眼睁睁。……现立卡房多处，谅尔等难逃，一经捉获，五马分尸，尔等放着天福不享，自寻死路，真是被鬼迷被鬼捉，真下贱矣！”
宗教的魅力在于它神秘主义的本质——可以针对种种现实需要，通过宗教，随机应变地给出各种“解释”；许诺战士们，因为有上帝的关照，刀枪伤不到他们；及至有人阵亡，又可以解释说，这是上帝接这个人提前上天享福。每次打仗，出发之前，他们都鼓励大家，上帝承诺这场战役一定胜利；及至失败，他们又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的队伍中有“不肯真心顶天之人”，惹得上帝生了气。“众兄弟切不要慌，兄弟们升天乃是好事，胜败常事，总是兄弟中多有不肯真心顶天之人，才被妖魔侵害，此是天父磨炼我们的。”中国农民有着强烈的合群从众心理。无论成败顺逆，这些频繁的、深入浅出的、集体催眠的思想政治工作，都能起到安抚人心、维持士气的作用。
三
宗教作为一种精神资源，成本极低，而效用极大。它的成本只是教主的大脑，功用却像一颗精神原子弹，可以在短时间内激发出一个群体的极大狂热。
更何况拜上帝教有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它的理论漏洞太多。说到底，拜上帝教是一种欺骗性宣传。要长久地对信徒进行精神控制，需要教主具有超乎一般的理论构建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而这些能力洪秀全并不具备。所以，在他构建的“拜上帝教”de理论中，矛盾之处比比皆是。
按洪秀全的说法，他出生过两回。第一回是在天上，由上帝和天妈所生：“未有天地之先，既蒙天父上帝原配即是天妈肚肠生出。”第二回，则“由天上另一位亚妈肚肠而生，以便入世”。就是说，他钻回另一个人的子宫又出生了一回，不论哪一次出生，都与他的生父洪镜扬毫无关系。这不免让洪氏族人感觉有点丧气。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是神圣、威严的象征，而在西方文化中，龙却是邪恶的魔鬼。《圣经》中就提到过一条可怕的七头十角的红眼睛大红龙。在创立“拜上帝教”时，洪秀全也依照《圣经》记载，宣布龙是众多妖魔之一。然而定都天京后，天王宫中却依照中国传统，处处用龙来点缀天王的威仪：金玺上铸有龙头，宫殿中建有金龙殿，黄袍上绣有九龙，洪秀全所颁诏书上也都绘有龙凤图案。不久之后，有人提醒洪秀全，以妖为饰似乎不太合适，洪秀全这才惊觉这一矛盾。想来想去，洪秀全独出心裁地命令匠人们在所用之龙的双眼上各插一箭，名曰“射眼”。他说，射过眼的龙，就被镇住邪性，不再是妖魔了。不过过了些日子，眼看着金碧辉煌的大殿顶上盘踞着残疾的龙，毕竟让人心里别扭，洪秀全干脆又下诏宣布，太平天国所用之龙是“宝贝龙”，不是《圣经》中所说的妖，不用再射眼了。于是又派人爬到殿顶，拔下箭头……这样改来改去，众人皆知，形同儿戏，不免也让广大太平军心生怀疑。
甚至对于拜上帝教的立教之基《圣经》，洪秀全也随心所欲，任意更改。
与我们想象的不同，洪秀全在创立“拜上帝教”之初，并没有读过《圣经》。如前所述，他是通过一本叫《劝世良言》的传教小册子来了解基督教和《圣经》的。这本《劝世良言》问题很大——它的作者梁阿发是一个只读过四年私塾的工匠，这本书是他写的布道用的通俗小册子，用语俚白粗陋，结构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