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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天下:张宏杰解读中国帝王_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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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入紫禁城,一直走到内右门,深入大内,才被太监发现。

有一次皇帝出门散步,发现大宫门外居然有人放羊,这些羊就在皇帝眼皮底下悠然自得地漫步吃着“御草”。宫门鹿角之上,有人乘凉闲坐,不远处,树林里有小贩举行野餐,席地喝酒吃肉。皇帝一追查,原来这些羊是太监养来换外快的,那些小贩都是太监的朋友,想来看看皇帝住的地儿什么样。

乾隆以前,对皇室宗亲要求极严,约束极细,天潢贵胄是整个大清社会素质最高、修养最好的一个群体。嘉庆中期之后,八旗子弟已经彻底腐化,宗室队伍中,出现越来越多的败类。在清查天理教起义的过程中,嘉庆皇帝惊讶地得知,宗室之中,竟然也有加入邪教者!宗室奉恩将军庆遥、宗室举人庆丰、宗室海康都是天理教的外围组织红阳教的成员。天理教徒进攻紫禁城的计划,早就通知了他们,他们欣然决定参加,以便在起义成功后当上大官。只不过当天由于意外,没能共襄此盛举。

后来导致了一场重大战争的鸦片,在嘉庆时期就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宗室之中,吸食此物者极多。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朝廷举行大典,宣布这一年科举考试成绩。按理,充任导引官的贝子德麟应该早早来到太和殿前带领新科进士站排行礼,可是太阳已经三丈高,他还没到场,导致大典无法按时进行。皇帝很奇怪,命人查找,结果发现此人正躺在家中吸食鸦片,飘飘欲仙的快感让他忘了自己身上的这个要差。

皇帝大怒,当即把他拉到宫门外,重责了四十大板,革去爵位。

可是,就在这事发生几天之后,又有人重蹈覆辙。御前侍卫安成出任庶吉士考试的监考,由于没过足烟瘾,考试快完事了他才来,被皇帝革去了御前侍卫之职。

除此之外,宗室之中开赌场的、嫖娼的、依仗宗室身份四处招摇撞骗的,到处都是。甚至那些被皇帝宣布圈禁起来的有罪宗室,居然能找到门路,让人把妓女送入监狱里供他们享受。凡此种种,严重败坏了爱新觉罗家族的声誉。

皇帝忧心不已。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他煞费苦心,花了好几天时间,写成了一篇鸿文《宗室训》,发给每个宗室。这篇御制文章说,宗室风气败坏已极,许多宗室“所为之事,竟同于市井无赖”。

和以前一样,皇帝的这篇教育文章不过是重复了一系列道德教条。说什么“若问予立身之要,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若问予应为之事,曰国语骑射读书守分”。

皇帝命令,每个宗室都要有一本,让他们好好学习,改造思想。为了保证学习效果,皇帝还命令宗人府组织了一次考试,考试内容就是默写《宗室训》。据宗人府报告,考试成绩不错。

可是这一教育运动开展了很长时间,宗室风气竟无一点好转。皇帝很奇怪,有一天特意召见散秩大臣宗室奕颢、成秀、敬叙三人,问他们学习《宗室训》的心得。不想这三人瞠目结舌,居然不知道有学习《宗室训》一事,更没读过一个字!

皇帝大吃一惊,感觉“实出意想之外”。然而除了痛骂宗人府官员“丧尽天良”之外,他再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嘉庆皇帝的二十多年统治,就在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尴尬中过去了。

二十多年间,虽然经常心灰意懒,但是他从来没有放松过,一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在不倦地处理政务。

其实,这种勤奋已经成了一种惯性,成了一种“懒惰”着的勤奋。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越努力,形势就越糟;他不明白,他已经在中国历史上找遍了所有药方,为什么还是不见效。越到后来,皇帝越对扭转社会大势丧失了信心,他日复一日地工作,实际上已经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实际上,他已经习惯于不动脑子,让祖宗为自己动脑子。“体皇考之心为心,本皇考之治为治。”只要祖宗说过或做过的,他都依样画葫芦地执行贯彻。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经升华到一个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实录”办事。

嘉庆二十年(1815年),礼亲王代善的第六世孙昭梿因小事将其属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内,严刑拷打,手段非常残酷。皇帝闻知十分生气,判昭梿革去王爵,圈禁两年。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阅康熙“实录”,看到内有平郡王纳尔图打死无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当时康熙的处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监禁。昭梿案远较之平郡王案轻,于是皇帝当日下旨,改变前判,“敬承家法”,将昭梿释放。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十九,宫内文颖馆失火。火势不大,内宫太监鉴于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训,怕引来坏人混入宫中,没有开宫门命护兵入内救火,而是由太监们亲自扑灭。按理说,这事处理得不能算错。可是嘉庆皇帝在八天之后读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实录”,内载乾隆帝规定,凡宫内园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开门放外边人等进内扑灭。于是皇帝根据这一记载,以违背乾隆指示为由,下旨处罚有关官员。

正是在这种不论时间地点一律按“实录”办事的原则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沉沦,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孔子后人、第七十三代衍圣公进京面圣,回来后把皇帝的谈话一丝不苟地记载下来,使我们得以直击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面貌。皇帝一见面就说:“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东的水都过了临清了,这个怎么好,真没法。圣庙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后去,又残旧了,怎么了?”

过几天辞行,皇帝又旧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说:“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总不能去(祭孔),是缺个大典。我从前虽然随着高宗(乾隆皇帝)去过两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里去容易,就是路上难,水路吧亦难走,旱路吧亦难走……你看河上水这么大,山东民情亦不好,到底怎么好?弄得真没法,了不得!”

一口一句“真没法”、“怎么好”、“怎么了”、“了不得”,似乎已经成了皇帝的口头语,焦头烂额之态毕显。帝王生涯现在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刑罚。在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的最后一丝意识也许不是留恋,而是轻松。

从亲政初期的伟大,到谢幕时的尴尬,嘉庆的滑落曲线如此令人叹息。在全面盘点嘉庆皇帝的统治时,历史书给出的词汇是“嘉庆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统治,前面连着“康乾盛世”,紧接其后的,则是“鸦片战争”。正是在嘉庆皇帝的统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万劫不复的衰败的关键几步:腐败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蚀到国家肌体的几个重要器官,演变成了嘉庆晚期的沦肌浃髓、全面扩散;国困民贫,交织在一起,大清帝国已经被掏空了精华,成了风中之烛。所以,在他之后,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才那么容易地沦为任人宰割的对象。这个辛苦了一辈子的皇帝,后来作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进入了史册。

失败的原因,是一直标榜“法祖”的嘉庆,在最核心的地方背离了祖先的传统。

清朝历代雄才大略的帝王一以贯之的特点,一是现实主义精神,二是超凡勇气。皇太极说过:“凡事莫贵于务实。”雍正皇帝也说:“本朝龙兴关外,统一天下,所依靠的,唯有‘实行’与‘武略’耳。我族并不崇尚虚文粉饰,而采取的举措,都符合古来圣帝明王之经验,并无稍有不及之处。由此可知,实行胜于虚文也。”从努尔哈赤到多尔衮,他们的成功正是因为头脑不受束缚,一切判断从现实出发,因势利导,灵活变通,才使得政权成功地从东北走到了北京。从康熙到乾隆,这三代君王也正是在现实精神的指导下,才能在连续百余年间做出多次不拘定式的政治创新,打造出生机勃勃、充满进取精神的政治态势,使得政治制度不断生长、修正、完善,最终促成了“康乾盛世”的诞生。他们高举“法祖”之旗,“法”的正是祖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宏大气魄。

恰恰是从高喊守成的嘉庆开始,清朝皇帝丢掉了祖先的精神内核。对失败的恐惧,已经注定嘉庆是个失败的皇帝。因为一个没有缺点的人,注定是平庸的人。一个不敢承担任何风险的统治者,注定不能成大事。在这“千年不遇之变局”前,要想挽救大清朝,最需要的不是勤奋,不是仁爱,也不是节俭,而是眼光、观念和勇气。

可惜,嘉庆皇帝缺乏的,就是能发现问题的眼睛和解决问题的勇气。大清王朝的不幸,就在于需要伟大人物的时候,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却是一个平庸的好人。

第二章 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

“湉”的意思是“水流平静”。以“小心”、“恭谨”闻名的醇亲王奕譞给长子起名“载湉”,这表明他唯一的希望是这孩子一生安稳平顺而已。在不胜寒的政治高峰把栏杆拍遍的他,饱览风光壮美,更深知风涛险恶。对他来说,什么“雄心”、“功业”,都是些令人厌倦的词汇,政治首先意味着的是风险和毁灭。

然而世事就是这么不可捉摸,并且充满荒诞——偏偏就是这个孩子,被他的嫂子兼大姨子慈禧选中,要接替刚刚死去的同治,继承大清王朝的帝统。

发生在养心殿东暖阁的那一幕让所有的大臣记忆犹新:太后的话刚出口,中选者的父亲奕譞如同被雷击了一样,当时就瘫软在地,“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翁同龢日记》)

在后来的岁月中发生的那些故事,证明了这位亲王对儿子命运的判断是多么有先见之明。然而,与强大的命运比起来,任何先见之明都苍白而徒劳。

中国历史对女性而言是不公平的。这片土地上不知曾生长过多少杰出的女子,她们冰雪聪明,且如鲜花一样美丽。可惜她们只能悄悄凋零,上天赐予她们才华,却没给她们施展的空间。

叶赫那拉是为数不多有机会出现在历史聚光灯下的女人之一。据说,旗人家的女人往往比丈夫能干。许多八旗子弟在外面摆够了谱,回到家里,却要乖乖受女人的辖制。这样的女人,侄儿要叫她“伯伯”,儿子不叫她“妈妈”,却叫她“爸爸”。叶赫那拉就是这样。在丈夫去世之初,她可能并不一定想成为“政治家”,她介入政治的动机不过是保住爱新觉罗家的产业,以免孤儿寡母受人欺负。但是,权力这个东西就像鸦片,一旦沾上手,就撒不开。对兰儿这样的女人来说,人生最大的乐趣无过于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施展手腕、较量机锋、摆弄他人、把握局势,使自己永远站在胜利者的位置上。从这一点来说,比起小小后宫争风吃醋的斗争,规模庞大的政治游戏更适合她施展她的玲珑手段。

年届四十、正当盛年的太后,驾驭大清帝国这艘航船正是得心应手、逸兴遄飞之时,选择一个年长的王子为君,自己放手交权,当然非她所愿。

之所以选择四岁的载湉,除了他的年龄小之外,一个隐秘而关键的原因,恰恰在于他那个富于远见、闻命便痛哭流涕的父亲。这个以“谦谨老成”闻名的小叔子兼妹夫是一个异常顺手的工具。他十分乖巧,素无野心。他会圆满漂亮地完成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又会像她肚子里的蛔虫一样,知道怎样和权力保持最恰当的距离,以迎合这个权欲极重、猜忌心极强的嫂子。只可惜他大了一辈,要不然真是帝位继承者的最佳人选。但愿遗传的力量能起作用,使未来的皇帝能够继承他父亲的性格和识度,让他懂得怎样和这个非同寻常的女人相处。

另一个原因在于这个孩子的性格。在命这个孩子入宫之前,她曾经不动声色地向妹妹了解过。妹妹说,这个孩子最大的特点是“文静”,从不淘气。这极惬太后之心。众所周知,刚刚死去的同治皇帝,是清朝皇帝中最顽劣的一个,从小就顽皮异常、任性乖张,长大后热衷于微服出游,泡茶馆、逛妓院,最终染上恶疾,一病而亡。从妹妹的描述看来,小载湉起码不会蹈此覆辙。

然而,和这孩子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慈禧就发现,她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这孩子绝非大清皇帝的合适人选。

首先,这个孩子身体太差了。进宫之后,他三天两头闹病,不是感冒头疼,就是呕吐腹泻,几乎没有一个月消停过。(参见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另,《翁同龢日记》中亦常见光绪生病的记载。)她经常担心这孩子活不长。就是长成了,这么单薄的身子骨,怎么能担得起那么繁重的政务?

其次,这孩子太“文静”了,文静得像个女孩子一样。也许是因为妹妹爱惜过度,这个孩子胆子小得出奇。一听到雷声,他就吓得大哭大叫,冷汗不止,非得大人抱在怀里,百般抚慰,才能安静下来。除了雷声,鞭炮声、锣鼓声他也怕得要命。就连见到一只虫子,他也要哭上半天。

慈禧越来越发现,这孩子不是她喜欢的类型。她和孩子性格上的反差太大了。

叶赫那拉天生刚强,性格像一团火,永远精力十足,永远兴致勃勃。就像《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的回忆一样:“老太后就是讲究精气神儿,一天到晚那么多的大事,全得由老太后心里过,每天还是……总是精神饱满,不带一点疲倦的劲儿。”

而这个孩子天生禀赋不足,精神不健旺,只爱闷在屋里拆拆自鸣钟,摆弄摆弄西洋玩具。

太后如同男人一样干练,什么事都要处理得清清爽爽,一丝不苟。“老太后一生精明强干……吃东西也必定要端端正正精精致致地像个吃的样。穿双鞋,也必定要袜线对准了鞋口,丝毫也不能对付。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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