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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山水的柔柔的绿意代替了朝堂金碧的辉煌，泥土芬芳的气息取代了祭坛香烟的缭绕。
回到文首关于刘禹锡与柳宗元的问题，也许我们不难得出答案了：如果说柳宗元属于宗白华先生所说的悲剧的人生态度的话，（参看上章《寒江独钓万里愁》）刘禹锡则是属于幽默的人生态度。宗白华先生说：
（幽默的人生态度）以广博的智慧照耀宇宙间的复杂关系，以深挚的同情了解人生内部的矛盾冲突。在伟大处发现它的狭小，在狭小中却也看到它的深厚，在圆满里发现它的缺憾，但在缺憾里也找出它的意义。于是以一种拈花微笑的态度同情一切，以一种超越的笑、了解的笑、惘然的笑，包容一切以超脱一切，使灰色暗淡的人生也罩上一层柔和的金光。
宗白华先生又说：
以悲剧情绪透入人生，以幽默情绪超脱人生，是两种意义的人生态度。两种态度都在估定人生价值，悲剧的人生态度是肯定超越平凡的人生价值，而幽默的人生态度则是在平凡人生里肯定深一层的价值。
从这个角度说，悲剧的人生态度与幽默的人生态度并没有高下之分，但是我想如果可以选择的话，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刘禹锡一样幽默的人生态度吧。
于是，在这种人生态度的支持下，当大家都以为诗人人生的盛宴已经随着一纸贬书宣告结束的时候，诗人却在另一张几案上摆开了自己人生的盛宴，这场盛宴不是钟鸣鼎食的豪门的炫耀，不是觥筹交错的暴发户的饕餮，而是用清新的泥土滋味调和的佳肴，这盛宴属于天，属于地，属于在天地间生存的一代代草民，属于充满生命感和幽默感的诗人自己。
站在历史的高度俯瞰苍生
“咏史”之体，据说最早为班固所创，从那以后，诗歌咏史渐渐蔚为风气，成为潮流。唐代几乎所有诗人都有咏史篇章，其中，杜甫、刘禹锡、李商隐、杜牧都是咏史名家。
刘禹锡诗歌，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咏史诗，据说有一次，刘禹锡与白居易等四人聚会，约定以西塞山为题作各作一首诗竞赛，在别人还在冥思苦想的时候，刘禹锡的诗歌就写出来了，白居易看了刘禹锡的诗之后长叹：“四人探骊龙，子先获珠，所余鳞爪何用耶！”于是根本不把自己的诗歌拿出来。（《唐诗纪事》）这首诗就是著名的《西塞山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
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索沉江底，
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
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
故垒萧萧芦荻秋。
西塞山是三国时晋大将王濬与东吴水军激战的旧战场。当时昏庸的吴主孙皓迷信术士，后者告诉他“金陵有王气”，于是他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可是，当王濬的楼船从益州（今四川成都）下水，浩浩荡荡顺流东下时，所谓“王气”已经荡然无存了。吴军曾在长江江面横铁索企图阻挡晋军船只，也被王濬用大木筏载着引火之物焚烧干净。于是，孙皓只好在石头城竖起白旗，请求投降。诗的前四句回顾历史，起句就气魄宏大，仿佛是一部史诗巨片，镜头感极强，给人以极大震撼。
颔联以下写追怀，则笔锋为之一转，仿佛由宏大的战争场面，转入了哲人的沉思：这江山，这土地，经过了多少争斗，染透了多少血泪，但是山水仍然依旧，没有因为这些悲凉而改变，作者似乎也在暗示：对于亘古不变的自然来说，再惨烈的战争，再残酷的杀戮，也只是蜗角之争罢了。而到现在，硝烟散尽，剩下的只是在萧萧芦苇中时隐时现的破败古营垒罢了。
后人曾评价这首诗说，《西塞山怀古》“似议非议，有论无论，笔著纸上，神来天际，气魄法律，无不精到”。（薛雪《一瓢诗话》）
唐人咏史，石头城是最常见的题材之一。石头城即今南京，曾经是六朝古都。特别在距离唐代不远的南北朝时期，石头城曾作为东晋、宋、齐、梁、陈的都城，在当时煊赫一时。可是，这些王朝几乎都毫无例外地以繁华开始，以衰败结束。到唐代，石头城已经成为一座空城。一个明月相伴的夜晚，诗人来到这座空城，山形依旧，涛声依旧，城墙几已成废墟，只有那轮曾经照彻千古的月亮，还在静静地俯视着这繁华过，又衰败过的世间。
山围故国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
夜深还过女墙来。
“山围故国”二句是白居易赞不绝口的诗句，认为有了这两句，“后人无复措辞”。在古今相接的大跨度时空中，诗人静静地沉思，随着月亮，诗人俯瞰这世界，其实也是在俯瞰自己。历史的沧桑感在沉思中得以萌发，渐渐升华成哲人的隽永。在这样的诗歌面前，我们似乎都要蹑手蹑脚，屏住呼吸，静静等待那一抹历史的月光照过我们的头顶，好让我们在她的指引下，体味历史的秘密，体味人生的秘密。
其实，人生的秘密往往就在历史中埋藏着。如果诗人能站在历史的高度俯瞰众生，跨越历史的时空来体味生命的话，人生的短促和可笑立刻就在历史的永恒面前现出原形，而一切的繁华和衰败，鼎盛和凄凉，也不过是过眼烟云，不值一提：
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既然永恒不可能，那么祈求永恒也必为虚妄。任何繁华都会散尽，任何鼎盛都会成为云烟，如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那么，相比于这片土地上无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悲欢离合，自己的悲凉又算得了什么呢？自己的辉煌又算得了什么呢？于是，诗人以沉静代替了愤怒，以思考代替了躁动，以释然代替了执着，以放达代替了焦灼。因为诗人已经借助一双巨大的翅膀飞上了高空，在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俯瞰这芸芸众生，俯瞰着他们，也俯瞰着自己，于是，诗人的生命从这纷繁的世间被提纯了，超越了苦难，超越了悲凉，也超越了得失。这双翅膀，就叫历史。
晚唐?在黄昏时分退守内心晚唐诗人
盛唐的辉煌被安史之乱的鼙鼓声敲得粉碎，中唐则在内忧外患中踉踉跄跄前行。虽然有过唐宪宗“中兴”的昙花一现，但是帝国的衰败已经成为定局。
从唐敬宗和唐文宗时期开始，唐帝国出现明显的衰败倾覆之势。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
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肉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
——《唐纪》六十
司马光指出，晚唐在宦官专权以及藩镇割据等痼疾的影响下，已经成了一架破烂不堪，随时可能散架的牛车，衰亡已经不可避免。
中唐以后，唐代宦官专权就已经愈演愈烈，肃宗的贴身宦官李辅国竟声称皇帝老老实实待在宫里就可以了，国事可以交由他一人处理。（大家但居禁中，凡事有老奴处置）到后来，宦官权势竟然大到可以废立皇帝的地步，唐宪宗被宦官陈弘志所杀；唐敬宗被宦官刘克明等所杀，宦官权倾朝野，实在令人发指。宦官仇士良一生曾弑二主、杀一妃和四位宰相，贪酷暴虐二十余年，恩宠不衰。文宗时，皇帝和李训、郑注等大臣谋诛宦官，结果走漏风声，宦官反败为胜，大肆诛杀大臣，竟造成朝野一空，无人理政的局面，这就是有名的“甘露之变”。
虽然从八世纪开始，帝国就加强了对民众的控制，但是对尾大不掉的节度使们却是无可奈何。839年，全国人口统计一共有五百万户，这是唐朝后半期的最高数字，但是，“这个数字其实没有包括河北的任何数字”。（《剑桥中国隋唐史》）当时的藩镇，已经成为一个个独立王国，到昭宗时期，这些独立王国就已形成：大顺二年（891年），王建建立前蜀国，景福元年（892年），杨行密建立吴国，景福二年（893年），钱镠建立吴越国，王审知建立闽国，乾宁三年（896年），马殷建立楚国……对他们，朝廷根本奈何不得，中央的诏令，更像是一次次只能自己欣赏的行为艺术，连起个象征的作用都有些勉为其难。
李泽厚先生认为，唐代经济在安史之乱后并没有停滞不前，帝国仍然处在安定繁荣的阶段：“所有这一切都与众多知识分子通过考试进入或造成一个新的社会上层有关。”（《美的历程》）然而到了晚唐，藩镇割据使朝廷控制的州县减少，官位紧缺，朝中要职又为朋党以及有权势者占据，一般士人在仕途上进身机会很少。少数士人即使幸而中举入仕，也很难像中唐的韩愈、白居易等人那样，凭他们的文才进入政治机构上层。面对王朝末世的景象和自身暗淡的前途，士人心理状态发生很大变化。一些人尽管仍然眷念朝廷，关心时政，怀抱希望，但也往往以失望告终。国事无望，抱负落空，身世沉沦，使晚唐诗人情怀压抑，悲凉空漠之感常常触绪即来。韩柳元白提倡的“文以载道”在晚唐更像一个黑色幽默，因为“现实总不是那么理想，生活经常是事与愿违。皇帝并不那么英明，仕途并不那么顺利，天下也并不那么太平。他们所热心追求的理想和信念，他们所生活和奔走的前途，不过是官场、利禄、宦海沉浮、市朝倾轧”。（李泽厚《美的历程》）
衰世中生活的诗人，是无法再如前辈一样，歌唱出自信雄浑之音的。因此，晚唐的诗歌总给人以萧瑟衰飒的感觉。即使是咏史，也与前代不同：盛唐咏史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与渴望，中唐咏史则多表达对中兴的希冀，而晚唐的咏史，则更像是帝国衰亡的预言，如杜牧《泊秦淮》就是把当下听到的音乐比作亡国之音《玉树后庭花》，用诗歌直接宣告了一个伟大的王朝的灭亡。
另一方面，由于对现实的极度失望，诗人们的目光已经由外在的现实退守到了内心。与盛唐相比，“时代精神已经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中”。（李泽厚《美的历程》）于是，杜牧悄悄吟唱“轻罗小扇扑流萤”，李商隐悲歌“蜡炬成灰泪始干”，温庭筠执着于“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韦庄说，“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
盛唐的豪迈已经不再，这绝非诗人蓄意，而是时代精神使然。当对功业的期待随着国家的衰败而逐渐淡漠时，唐诗的江山也由雄伟宏大转入了尖窄狭小。而这种审美情趣，并不属于气魄宏大的唐诗，却为另外一种美丽的诗歌吹响了前奏曲，这种诗歌，就是宋词。
衰飒之气中的一缕清音杜牧
大和二年（828年），大唐帝国又一次科举考试即将开始。今年与往年不一样的是，从各地涌来的士子们考试在即，不是埋头苦读准备考试，而是争相传看一篇文章，凡看过者，无不赞不绝口。这篇文章也传到了太学博士吴武陵手中，吴武陵看后大为赞赏，马上拿着文章去找当年主持科举考试的崔郾，说：“我近日看到无数文人争相传看这篇文章，作者的确是不世之材，希望大人能点他为状元！”崔郾说：“不行，从状元到第四名已经内定了，这事恐怕难办。”吴武陵有些动怒了：“如果不行，那请你点他为第五名，如果还不行，就请你把这篇文章还我！”崔郾无奈，只好答应了吴武陵的请求，于是，这篇名为《阿房宫赋》的文章的作者——杜牧，在考试之前就已经被定为进士第五名录取了。
名门之后
杜牧之所以高中进士，不仅因为他的《阿房宫赋》的确是一篇难得一见的美文，也因为吴武陵的极力推荐，另外，也与他出身豪门大族有关。
杜牧（803—852年），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杜牧的远祖杜预是西晋著名政治家、学者。曾祖杜希望是玄宗时期的边塞名将，爱好文学。祖父杜佑，是中唐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先后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曾著有《通典》二百卷，这是中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杜牧的父亲杜从郁官至驾部员外郎。由此可见，杜牧的家族不仅是簪缨之族，同时也是书香门第。因此，杜牧从小就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杜牧对自己的家世也比较自豪，他曾说：“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
杜牧的先祖虽然非同一般，但是到了杜牧的时代，家道仍已不如以前了。而晚唐的科举权柄更多掌握在高门豪族手中，竞争十分激烈，因此，当他知道自己终于高中进士时，心头的喜悦还是难以言表的。
及第后寄长安故人
东都放榜未花开，
三十三人走马回。
秦地少年多酿酒，
却将春色入关来。
韩愈曾说：“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宋代欧阳修更是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盖愈穷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诗歌是人生痛苦的结晶，这几乎成了一个普遍的真理，但是，杜牧的这首诗却是例外，少年登第，踌躇满志，这样的欣喜之情化为诗句，不也一样能深深打动人心吗？
少年得志，最容易流入狂妄不可一世的泥潭，这在历史上例子太多，不用赘言。杜牧登第之后，就在同一年，举贤良方正科，取得了做官的资格。此刻春风得意的杜牧，眼前仿佛出现了一条宽阔的金光大道，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一天，杜牧和几个朋友到长安一座佛寺去游览，遇见一位老僧。老僧先询问杜牧是什么人，杜牧还没来得及回答，旁边的人已经抢先向老僧吹嘘杜牧不凡的家世，并向他介绍杜牧文场连胜的辉煌业绩。本以为老僧马上会演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