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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世间的很多事情无法看得真切，加之年轻气盛，恃才傲物，王勃得罪了不少人，于是，很快他就遭遇了人生第一次重大打击。
稀里糊涂的文字狱
严格意义上讲，唐代是一个相当开明的朝代，终唐两百多年，没有一个文人因为文字而被砍头，即使像杜牧在《泊秦淮》中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暗示唐代将走上陈朝灭亡的老路，疯狂攻击现政府，也没见被人抓住说大逆不道；李商隐在《马嵬》中说“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毫无遮拦地调侃唐玄宗与杨贵妃，也没有像别的朝代一样马上被定为“大不敬”，抄家、充军或者诛灭三族。但是，这也并不代表文人写作就没有禁区，专制社会总有很多微妙的敏感话题，而涉世不深者一旦涉及，引来的很可能就是滔天大祸，立储问题就是这些敏感话题中的一个。
专制社会，天下为家，君主视天下为私产，统治权传子而不传贤。暴力争夺、阴谋篡取成为中国古代改朝换代的基本方式。为了争夺权位，父子相残，兄弟操戈层出不穷。天授年间，许王李素节和泽王李上金同被诬告，被抓到京城准备处死，走在路上，看到有人家办丧事，李素节对左右说：“能够病死是多好的事情啊，还有什么必要哭呢！”隋末，越王杨侗在被王世充缢杀之前，遗言：“从今以去，愿不生帝王尊贵之家。”一语道破其中的惨毒。
高祖李渊即位之后，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但是当时秦王李世民羽翼已经丰满，成为争夺太子之位最强的力量。终于，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兄屠弟，李建成和李元吉家属均被诛杀，接着连李渊也不得不将皇位让出，当了唐朝第一位太上皇。
李世民即位之后，立长子李承乾为太子，随着时间推移，又对太子多有不满，而喜欢魏王李泰，李泰知道之后，也极力活动，想谋求太子之位，终于导致太子被废。《旧唐书》记载：李泰知道太子被废的消息之后，喜滋滋地去找父皇，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我如果当了皇帝，死前我就杀掉我的儿子，把皇位传给晋王（李治）。”唐太宗竟然信以为真，把这话告诉了褚遂良，褚遂良说：“魏王一旦当了皇帝，成为天下的主人，哪里有杀自己的儿子把皇位传给晋王的道理？如果陛下一定要立魏王，就必须为晋王寻找一个好的安身之地。”此时被废的太子李承乾也上书说：“我已经当了太子，难道我还有什么别的欲望吗？只是因为魏王相逼，无奈之下才做了傻事。陛下如果让魏王李泰当太子，就正好落入了他的圈套。”
此时唐太宗才如梦初醒，说：“我如果立李泰，就意味着太子之位是可以凭借手段得到的。立李泰为太子，李承乾和李治都不可能活下去；立李治为太子，李承乾和李泰就有可能保住性命。”于是，当初根本没有竞争实力的晋王李治，在鹬蚌相争之中渔翁得利，被立为太子，后即位，就是唐高宗。
有了父亲弑兄杀弟的先例，加上自己的亲身经历，高宗李治对立储问题十分在意，如履薄冰，希望避免悲剧再次发生，而恰恰就在这个关头，王勃却干了一件触龙鳞的傻事。
当时诸王经常以斗鸡为乐，王勃闹着玩，写了一篇《檄英王鸡》，檄指的是檄文，是古代战争中宣布对方罪状，表明讨伐原因的文章，用现在的观点来看，王勃充其量也就是恶搞而已，可是这篇文章让高宗看到之后，却触动了他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很自然就联想到了太宗和自己面临立储问题时发生的一系列惨祸，于是高宗认为王勃“离间诸王”，将他赶出了王府。
遭遇了第一次挫折之后，王勃傲慢随意的性格似乎也没有多少改变，很快又做了第二件傻事。
咸亨三年（672年），王勃在友人的帮助下，谋得虢州参军之职，任职期间，有一个叫曹达的官奴犯罪，王勃将他藏匿了起来，后来怕走漏风声，居然将曹达灭口。事发之后，王勃被判死刑，好在遇赦，没被处死。后来有专家怀疑此事可能是同僚陷害，原因是嫉妒王勃才华卓越。这次大祸，不仅使王勃的仕途宣告终结，甚至还连累了他的父亲，其父王福畤因为儿子犯罪，被贬为交趾（现越南河内）县令，远谪南荒之外。
上元二年（675年）秋，王勃前往交趾探望父亲，路过南昌。南昌长江边上，有一座由高祖李渊第二十二子、滕王李元婴修建的楼阁，后人称之为滕王阁。李元婴在修建这座楼阁的时候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座楼阁将永远地和一个自己不认识的年轻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提起滕王阁，不会有人想起李元婴，而只会想起王勃，还有那篇名垂千古的《滕王阁序》。
礼岂为我辈设邪？
从王勃大大方方接过纸笔的那一刻起，阎都督就开始后悔了。
南昌的滕王阁是原滕王李元婴所建，到高宗时，楼台已经朽败不堪。当时在此任职的都督阎伯屿便重修了滕王阁，为了纪念这一盛事，阎都督便请来了当地的名流，在重阳日会聚一堂。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照例是要写文章来纪念此事的。几百年后的滕子京也做过同样的事情，他重修了岳阳楼，并请人作文，于是范仲淹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阎伯屿跟滕子京不同的是，后者是光明正大直接请范仲淹作文，而他却玩了一个小小的花招。
这次宴会的目的，除了庆贺滕王阁重修成功之外，更重要的是阎都督想借此向大家夸耀他女婿的才学。因此，在宴会之前，他就嘱咐女婿事先做好了一篇序文，并叫他背熟，打算在席间当作即兴所作来给大家看。宴会上，大家坐定之后，阎都督命人拿出纸笔，假意请各位为这次盛会作序。一千多年后，学者吴思写了一本书叫《潜规则》，指的是那些上不得台面但是大家又必须遵守的无形的规则，其实，潜规则在一千多年前就早已存在了。因此，当下人将纸笔奉到自己面前请自己作序时，在座的宾客都假意推辞，因为他们都知道，今天的潜规则就是：文章是阎都督女婿的，如果自己不知深浅接过来，就是极度的无礼。
但是，年仅二十多岁的王勃显然没有明白这潜规则，当纸笔传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居然没有推辞，毫不客气地接了过来！满座皆惊，阎都督更是怒形于色，拂袖离席而去。
王勃似乎什么都不知道，落笔便写，阎都督在帐中总觉得心下不甚了然，于是叫家人去看王勃写的什么，随时向自己汇报。一开始，家人报说：“他落笔先写‘豫章故郡，洪都新府’。”阎都督冷笑说：“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过一会儿，家人又来报：“他现在写的‘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阎都督收起了轻蔑的笑容，沉吟不语。许久，家人又来报：“现在写的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阎都督大惊：“此真天才！当永垂不朽！”于是从帐后出来，宾主尽欢。
宴会结束的时候，阎都督肯定没有当初的悔意了，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名字被列在《滕王阁序》里（都督阎公之雅望，綮戟遥临），与这篇文章一起传之千古而不朽的话，他也许更会庆幸今天邀请王勃的举动，更会庆幸王勃的无礼，因为如果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和大家一样世故，对潜规则了然于胸，就不会有今天的盛会，更不会有这传世的杰作了。
西晋名士、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为人豪放不羁，《世说新语·任诞》中说，阮籍的嫂子回娘家，阮籍竟然不顾男女之大防，去跟嫂子告别，当别人讥讽他不懂礼法的时候，阮籍反唇相讥：“礼岂为我辈设邪？”
礼法束缚得越来越紧，于是无所措手足，这也许是《滕王阁序》成为千古绝唱的最大原因。从汉代的经学到唐代的儒家道统，再到宋代的程朱理学，中国人的锐气和想象力被消磨殆尽，唐诗宋词不复存在，读书人所有的智慧都耗在了八股文中，耗在了无聊的礼节和谦让之中，耗在了暮气沉沉的内敛和稳重之中。
王勃走下滕王阁，在大家的祝福声中离开南昌，继续踏上探望父亲的旅程。几个月后，他乘坐的船遇到台风，王勃溺水，惊悸而死，年仅二十七岁。《滕王阁序》里有一句“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这里的终军是汉代人，他自荐去招降南越，时人壮之。后来，他被叛军杀害，年仅二十六岁，人们都惋惜地称他为“终童”。但是，不管是王勃，还是终军，都用自己短暂的人生书写了一个永恒的辉煌。终军死后，南越终于归附朝廷，成为中华大家族的一员；王勃死后，人们把他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一起并称为“初唐四杰”，王勃居于四杰之首。于是，唐诗的大门由四杰为我们缓缓打开，门后，将是一个光耀万邦、流芳千载的世界。
还诗歌一个男儿身杨炯
诗歌的发展像一条长河，上游的每一颗水滴对下游都或多或少地起着作用。唐诗的产生，与齐梁诗歌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484—493年）形成了一种诗体，进而成为一种诗风，这种诗风注重声律，平仄协调，音韵铿锵，对仗工整，是中国诗歌史上格律诗的开端，也成为唐朝格律诗的先声。而说到齐梁诗歌，又不得不提到另外一种诗歌体裁：宫体诗。宫体诗以流行于梁朝太子萧纲的东宫而得名，其特点是“伤于浮艳”，（《梁书·简文帝本纪》）其内容和文风，颇有点现在的下半身写作的味道。它以描写宫廷生活为基本内容，“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隋书·经籍志》）写来写去关键词只有一个：女人。经常是从美人头上的发簪一直吟咏到美人的鞋底方才罢休。如简文帝的《咏内人昼眠》《咏舞》《独处怨》等诗歌莫不如此，以至于后面的《咏娈童》，描写达官贵人玩同性恋的乐趣，就更让人恶心了。上有好之，下必从之，由于太子殿下以及一帮文士的提倡，宫体诗就成为影响一百多年的诗歌主流。《隋书·李谔传》说当时的诗“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可以说已经病入膏肓。
初唐四杰都是英姿逸发的少年天才，王勃十四岁入朝为官，而杨炯更是九岁就被举为神童，上元三年（676年）应制举（见上章注）及第，被授予校书郎官职。也许是由于年少得志，杨炯为人也恃才傲物，他曾经讽刺当时的朝臣为“麒麟楦”，有人问他原因，他说你看玩杂耍的艺人，把画着麒麟样子的布蒙在驴身上，翩翩起舞，待到结束，把布拿下来，驴子还是驴子，并没有变成麒麟。由于他出言无忌，得罪了许多人，于是被找了个借口，贬到梓州当司法参军。
杨炯在诗歌上的性格和他在官场上的性格一样，也是锋芒毕露，绝不妥协，当听说四杰的排名自己在第二的时候，他说：“吾愧在卢（照邻）前，耻居王（勃）后。”宰相张说曾经说，杨炯文思如泉涌，比卢照邻强，也不亚于王勃。更重要的是，杨炯对当时流行的齐梁诗风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自觉担负起了改革文风的重任，王勃去世之后，杨炯在为他作的《王勃集序》中说，龙朔年间以来的诗歌，只会从小处入手，雕章琢句，……毫无风骨可言，更无刚健气象，希望能改革这种弊端，以光大诗歌的事业。（“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琢……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蔽，用光志业。”）
于是，杨炯在诗人们还沉迷于石榴裙下的时候，从楼台亭阁走出来，走向了高山，走进了大漠，走进了更广阔的天地，更广阔的人生，用自己的诗歌，为后人杀出了一条血路，这条血路，指向秦时的明月汉时的关隘，指向不可攀登的蜀道，指向雄浑的大海，指向真正属于唐诗的境界。
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跃马疆场，建功立业，似乎是男儿心中永远不会磨灭的梦想，中唐的李贺曾不无感慨地长叹：“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此诗一洗齐梁诗歌的脂粉气，于初唐诗歌的绮靡中横空出世，塑造了一个投笔从戎、出征边塞的书生形象。战火烧到国都附近，书生毅然废书从军，一个“自”字，表现的是男人的血性，壮士的豪迈，这与莺莺燕燕春春的宫体诗人，自不可同日而语。颔联写将军领兵出征，直捣敌人巢穴；颈联避免直接描写战场，而是从画面（凋旗画）和声音（杂鼓声）两个细节下手，描写了战事的激烈，也表现了战士们的勇猛；而末尾的结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更是出语不凡，斩钉截铁，铿锵有力。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删稿》中说：
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
王国维认为，气质、神韵，乃至于技巧、细节，其实都是派生的，只有境界才是根本，作诗是如此，人生也是如此。人生最怕的就是境界狭窄，气象狭窄，居于井底往往还自得其乐，寻章摘句，如同庄子笔下的鹌鹑麻雀，满足于在树丛中飞翔（枪榆枋而后止），却还嘲笑高飞的大鹏，认为后者是没事找事，自讨苦吃。庄子感慨地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这里的知与年，其实也就有境界的含义在里面。而拥有大境界者，才能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走出凡庸和狭小，走入宽广和宏大。
杨炯和其他三杰，用自己的主张和诗歌为唐诗打开了境界的大门，使唐诗终于走出了贾宝玉脂香粉浓的大观园，走入了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