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国民性_第24节

年权贵，看到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机，也感到了自身特权丧失的危险。但是，他们不是通过加快改革进程，放弃自身的中世纪特权来增加自己的合法性，或者说用正面回应改革的方式给自己积累福荫，而是采取大幅度收回权力和资源的方式，确保自身的安全，把行政权、兵权和财权，都抓到自己手里。一方面把权力和资源收归满人，也就是收归满人权贵，一方面把权力和资源收归中央政府，力图用蛮力，一举打破自太平天国以来，中国权力结构内（中央）轻外（地方）重、满轻汉重的格局。这样的倒行逆施，到了皇族内阁出台，达到了顶点。这样的举措，不仅逆潮流而行，而且是逆改革之行，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得罪了地方实力派和立宪派绅商和士绅，让自己丧失了改革的话语权，沦为当时最有实力的绅商和士绅的敌人。这个时候，原本并不彰显的革命话语，就发出了强音，当立宪派也倒向革命的时候，清朝就寿终正寝了。

其实，近代中国的命运，自从西方列强开始叩门之际，就已经确定了。只要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亚非拉等非西方民族的命运也已经定了——或迟或早都会被拖入它们的体系，或者变成它们的殖民地，或者变成它们的小伙计。由于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相对发达的政府，对于以商立国的西方列强而言，将中国拉入自己的体系，比征服之使之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更加合算，成本更低。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西方对中国的战争，看起来就是让中国进一步对它们开放，并跟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虽然中国也有自己的世界体系、自己的天下，但是中国的天下敌不过人家的世界，我们只能一步步地被拖入它们的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所有的东方国家，自强的唯一途径，就是面对现实，学习西方，逐步改革，在改革中寻求自新自强之路。中国如此，奥斯曼帝国如此，埃及如此，日本也是如此。可惜，在这些国家中，只有日本通过自身的变法维新，让改革话语最终成为政府的主流话语，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学习西方的改革，一跃成为东方强国。而其他国家的政府，都没有完全掌控改革的话语权，一会儿失语，一会儿说话，始终在进步还是保守，改革还是因循之间徘徊，最终导致旧政权的更迭、社会的动荡，迟迟不能完成自身的转型。而这个转型，在今天看来，是迟早都要完成的，甲统治完成不了，乙也得面对，乙不行，丙还得接着面对。拖得越久，付出的代价就越大。不管谁来统治，只要意图保守、意图向后转，就注定失语。一旦失语，统治行为就必然变形，处处被动挨打，在国际上如是，在国内也如是。最终，会连自己本来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都丧失殆尽，败得非常难看。

第四篇 再谈国民性 第10章镖局的时代之困

好些行业，随着时代的变化后，会逐步消失，但由于本身的色彩，却留在了传说和小说里，让人说个没完。镖局行，就是其中的一个。

干镖局，人们很容易想起走镖押运这回事，武侠小说里每每提到，几个镖师，押着一行手推的独轮镖车，一路上喊着“和吾”的号子，碰上劫镖的强人，说茬了，两下一通乱打。一般都是镖师败绩，然后冒出来一个抱打不平的，救了镖师，保住了镖，然后展开后面的故事。其实，当年的镖局行，不仅仅是押运金钱和贵重物品，看家护院，给当官的和有钱人当保镖也是他们的业务之一。有的官员上任或者卸任回家，都得到镖局雇人保护。有的地方，连赌场和妓院，也会请镖局的人看场子。

当然，镖局给人印象最深的买卖，还是走镖。走镖最怕的是失镖，被人劫了。所以，所雇的镖师固然有两把刷子，但关键还是要跟黑道搞好关系。镖局跟盗贼一样，是吃江湖饭的，用他们的行话，是吃朋友饭的。朋友是哪个？盗贼，或者说绿林好汉。没有了盗贼，谁还雇保镖呢？话这样说，也有道理。从表面上看，护镖的跟拦路抢劫或者偷盗的是对头，镖师的功夫就是用来对付盗贼的。但走镖的人，如果次次都需要跟人硬拼死打，不惟死伤惨重，而且镖也未必能护得住，这碗饭就甭吃了。所以，干镖局的老板，必须得跟黑道拉上关系。无论是偷的，还是劫道抢人的，都得有联系。好在，那个年月，黑道也有道，东南西北，不管来头如何，未必有当家的大瓢把子，但大股小股的，彼此都有组织联系。找对了人，拉上关系，背熟了黑话，就算找到组织了。走镖的时候，如果碰上劫道的绿林中人，一般都会在道上放一个标志，镖师们一见就明白了。然后两下搭话，黑话一通，互相称兄道弟，走镖的人，有一个意思必须表达清楚，就是他们是吃道上弟兄赏的饭。一般来说，只要黑话系统一致，对答又没有什么大问题，都会和平通过的。真要开打，那是碰上了不在“组织”不讲规矩的空子。据走过镖的镖师讲，这样的事，一百回都未必碰上一次。

反过来，如果江湖上的盗贼想进城耍耍，城里的镖局也得照顾，管吃管住，还得防着别让官府把贼给拿了。住在镖局的贼头真要是让官府拿了，那么以后这镖局就不要走镖了。当然，贼进城，是耍耍的，不是来作案的，所以官府里做公的也乐得放一马。即使不放，也不行，因为镖局一般都有靠山，朝里有人。即使北京城里的五城公所、九门提督，也不能随便坏了规矩，拿镖局里的“客人”。

干镖局行，就是吃黑白两道，两道都得有人，有人就畅通无阻。但是，这行在晚清却遭遇了另外的难题。首先是洋枪，尤其是后膛的快枪出现之后，让镖局遇到了新问题。以前，讲不通可以打，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都没话说，但对方如果有快枪，一声枪响，这边就不行了，再好的身手，都是白给。绿林好汉还好说，都是道上的弟兄，碰上专门跟镖局作对的杂嘎子，就麻烦。所以，镖局很快适应时代，也开始练枪，镖师们人手一支短家伙。好的镖师，不再单单武艺高强，枪法还得好。但是到了闹义和团的时候，洋枪却成了麻烦。当时，北方的城市满大街都是义和团，人家人多势众，说了算。人人都知道，义和团不喜欢洋玩意，洋枪除外，但可有一条，只许他们用，不许别人有。镖师们走镖，又不能不带，带上了，不碰上义和团还好，碰上了，弄不好就要检查，查出来洋枪，轻则搜走没收，重则给你上黄表，判定你是好人坏人，黄表烧了，如果灰不往上飘，你的麻烦就大了。就算不杀你，单单搜走枪支，这个镖也没法走了。

现代化对镖局的另一种冲击，是轮船和火车。随着这两种交通工具越来越发达，银行、钱庄和商家的银两，不再用笨办法——劳驾镖局的独轮车了，而是走轮船和火车，又快又保险，运的量还大。劫火车的匪徒，在晚清还没问世。再到了后来，连官府和官员的银子，也走了现代化的捷径。不仅镖局没有了传统的用武之地，连票号也没了生意。于是，进入民国之后，镖局就基本上歇了。

第四篇 再谈国民性 第11章当年的西医之困

近代基督教四下传教，西医是最好的敲门砖，只有在中国例外，因为中国自己有医生。而且中国的医生，不是下九流，而是正当职业。好些儒者也深通医术，读圣贤之书，做朝廷的命官，顺便给人抓方看病，也是常有的事。当然，只读了汤头歌就敢给人看病的庸医，也从来都有。不管怎么说，古代的中国不缺医生。所以，当年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们进入中国，选择的是做西儒，以读书人的身份进来，用儒学的语言，借西方的科技用品，比如三棱镜，来打动中国的士大夫。不用说，这种做法，一时间很是奏效。

不过，到了清代，由于罗马教廷的顽固态度，中西之间的礼仪之争，使得这种“西儒”传教法风光不再。再次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还只能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老法子，以医行教。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大多是医生。不管有多少人只信中医而不信西医，但是，传教士们却只能固执自己的医术，像姜太公一样，等着患者上门。

好在，再次来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们，已经由他们的政府打开了中国的政治大门，不用过分担心被中国人以武力驱逐。西医的敲门砖不够合适，但一时半会儿，也只有这个能用。等到传教士们再度想起利玛窦的高招，已经是19世纪末的事了，即便如此，天主教的神父们也坚决不肯，肯的都是新教中人，像李提摩太、林乐知这些人，再度跟中国的士大夫交朋友，成了维新志士的启蒙老师。

不管怎么说，传教士医生的出现，都意味着中国冒出来一些不一样的医生。只要有这样的医生存在，无论敌意有多深，不管门庭多么的冷落，总难免会有一些中医或者巫医都医不好的病人家属，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把病人送上门来。医治这样的病人，风险很大，获得名声的机会也大。19世纪的时候，西方的医药界好些药物还没有问世，风靡20世纪的抗生素当时连影儿都还没有，西医的看家本事不过是外科手术。尽管条件有限，当年的传教士医生在中国做的无非是些小手术，这样的手术依然使得他们赢得了两方面截然相反的名声。道理很简单，虽然当年送到传教士医生面前的病人，未必真的是不治之症，但手术的结果，依然只能是两个结果，治好，或者治不好。治好了，他们就成了可以起死回生、妙手回春的神医，被治愈之人很快就入了教，如果他碰巧是个士绅，那么整个一个宗族或者村庄都可能成了基督徒。一个双脚畸形的男童，被西医用石膏固定得以矫正，一个身患白内障的士绅被当众拨开白翳，睁开眼睛看见东西之后，传教士医生的声名马上就会传遍附近的城乡，为教会带来众多的信徒。由于中医在外科手术方面，实际上是缺门，有的中医治疗枪伤，非但不会把子弹开刀取出来，而且还浇上水银，希望水银把子弹自动化掉。所以，西医这方面的优势，就显得格外突出。当年中国人的体质，也很令这些洋医生震惊，如此简陋的设备、简单的消毒，手术完了之后，居然恢复得相当快。为凸显手术的效果，一个来自英格兰的传教士医生回忆说，他们在奉天行医的时候，碰到比较有把握的手术，甚至公开在大庭广众中做，以扩大宣传。但是，再好的医生，做手术总难免有失败的，更何况当年的手术条件那么恶劣。一旦这种动刀子割肉的手术失败，由此带来的恶果也是相当可怕的。当年遍布中国城乡的种种关于传教士的传闻，什么挖心取肝、挖眼睛做药之类，都跟传教士医生的失败的手术不无关系。当年的好些打教案件，都跟这种谣传有关，好些传教士医生也因此而丧了性命。在中国，凡是摊上动荡岁月，乱民打砸西医的医院，也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在西医救治的人中间有能人，这种事情就会被避免。1910年长沙抢米事件中，一个美国医生的医院，就因为曾经救治过一个著名的帮会老大（帮他取出了腿上的子弹），而得以幸免。

当年的西医，就是在起死回生和挖心剖肝的两面传闻中在中国生存着。在不同的中国人眼里，他们或者是天神（不是天使），或者是恶魔。相对而言，恶事的传播效果要更大些，所以，只有在政府在开明的知识分子带动下，逐渐接受西化，对西方采取完全开放态度之后，他们的命运才得到了根本性的转机，否则，好些西医就只能以传教士的身份生活，靠教会的资助，像孙中山这种接受西医教育的中国人西医，在中国的土地上，连吃饭都成问题。但是，没有过多久，随着晚清到民国的政府持续西化，到了民国的国民党统治初期，一些中国人的西医，居然可以策动起一场废止中医的运动，由政府出面，全面打压中医。到了今天，人们开始把西医治不好的病人，送给中医来治了。风水轮流转，当年西医的困境，落到了中医头上。

第四篇 再谈国民性 第12章教案的赔偿

自打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允许西方的教会大规模进入中国（严格地说，应该是重返中国），中西之间有关传教的纠纷就没有断过。1864年，随着被视为洋教产物的太平天国的失败，这样的纠纷进入了一个高峰期。这样的纠纷当时被称为“教案”，大的教案往往伴随着房屋的焚毁和人命的损失。有的教案，往往会牵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弄不好就刀兵相见。

体现在教案上的冲突，当然有文化意义上的。理念的差异和习俗的冲突，落实在一些具体的事务上，体现为权力和权益的争夺，没准就会酿成事端。但更多的往往是两种群体的纷争，信教和不信教的人，两下互相看不上。加上清政府不乐意西方教会进来，在面上又挡不住，每每希望士绅和民众自己起来替他们抵挡，用民间的力量拒西方势力于国门之外，在教案处理上胡乱断案，有意挑唆士绅民众和西方教会之间的关系，增加他们之间的敌意。结果使得教案冲突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激烈，直到酿成义和团运动这样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事件。当然，有些教案，原本就是社会上的匪类，借着民众对教会的敌意，趁机打劫作乱，属于普通的刑事案件。

不管哪种教案，只要出了事，就得解决。当地的官府倒是喜欢葫芦僧乱断葫芦案，但教会背后有西方国家的支持，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尤其是法国，当年是天主教的护教国，凡是天主教出事他们都管，也乐意管。看那段的教务教案档案，总能见到法国人的身影。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