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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正经的官员都是科举出身，对业务不熟，即使有心作弊也力有未逮，真正说了算的，其实是胥吏。所以，户部的胥吏，在六部胥吏中最为神气。据说乾隆年间，号称是乾隆私生子的福安康，在皇帝面前被宠得一塌糊涂，到了报销的时候，也得贿赂户部的胥吏，不贿赂，就是不给你办事。
不过，部员也好，胥吏也罢，想要弄钱，都是从账上想办法。各地的银两真的解到部里，尽管看着白花花的元宝眼热，一般来说都没法打主意。户部的银库设管库大臣一员，由四个侍郎中的一个兼任，另设郎中（类似今天的厅长）一名做司员，具体负责，下面有若干胥吏做库书，最后是十二名库兵。库书不能进库，进库运送银两的只是库兵。库兵出入，另有兵丁严加监视。进库工作，即使是寒冬腊月，也必须脱光衣服，全身赤裸。出库时，要跨过一条板凳，以示两腿之间没有藏银子，而且两手向上一拍，叫声“出来了！”，表明嘴里和手间都没有藏银子。
但是，尽管如此，清代的库兵还是可以偷银子，而且非偷不可。他们的偷盗，也是管库的胥吏操作出来的。其实，这些库兵都是胥吏们找来的。找来之后，不但要经过严格的思想教育，让他们以偷银子为业，于得踏实、干得放心，而且要练习如何用谷道夹带元宝。所谓的谷道，就是肛门加直肠。找来合适的人选，让他们服用一种特别的药，据说服用之后肛门两边的骨头会比较软。当然，更多的时候还是练习，不断地用东西往肛门里塞，把肛门和直肠逐渐撑大，直到可以自由塞进拿出，才算大功告成。练成之后，再利用关系把他们找来的人选补为库兵，然后就可以偷银子了。据说，每名库兵每天出库，可以带出八十两左右的银子。应该说，每名库兵在工作结束后，都会在库里往屁眼里塞银子，大家彼此都不回避。然后带出来，跟这些胥吏分赃。后来，据说某些管库大臣也参与此事，大家都分一份，具体偷的人，就是库兵。
这样日积月累，偷出的银子其实也不少。清代制度虽严，但依旧是个无法在数目上管理的王朝。点验是很麻烦的，而且点验的结果是很可能丢得更多。所以多少年来，从皇帝到户部尚书，大家虽然都有耳闻，但只能睁眼闭眼。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的确相当超群。但恰恰在这方面，也显示得特别突出。《水浒传》中十字坡的孙二娘说过，饶你奸似鬼，喝了老娘的洗脚水。在那个时代，皇帝和大臣基本上都要喝胥吏的洗脚水。不管你怎样防范，总会有人想出办法来，破解你的防范，瓦解你的制度。对于库兵的防范，连跨板凳、拍手说话这样的细节都想到了，还是被人用肛门给钻了狗洞。
实际上，中国人对于制度限制特别在意，不仅规定详细，还屡下禁令，防范唯恐不严。但是另一方面，似乎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破解的招法总是略高一筹。再好的制度，设置之初都可以实行一段，效果还好，但时间一长，问题就出来了，直至制度完全虚设，土崩瓦解。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不仅仅是王朝本身，更重要的是王朝的制度。每项制度都会经历一个从有效到流弊，再到瓦解的过程。相当多的人，似乎都是在如何破解制度限制上下功夫。
因为在每个王朝，官员不消说是吃权力饭的，其他的胥吏和衙役，以及跟在胥吏和衙役后面的人，都属于附生在权力之上的人。明清两代实行官员低俸制，仅仅靠薪水，官员生活得半死不活，胥吏及以下当差的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他们必须靠制度的弊端才能吃饭，吃好饭。把制度弄得弊端丛生，他们才好上下其手。他们上下其手，主持的官员也跟着有好处。这么多攀在体制内的人惦记着把制度弄坏，制度当然不可能不坏，是吧？
第二篇 官场戏与梦 第10章闲衙门的闲话
古代中国中央政府的衙门，有个演变的过程，按道理，制度的转换是新的淘汰旧的，但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比如秦汉之制，三公九卿，后来三公逐渐废了，变成三省六部，但作为九卿遗迹的各个监、寺却依旧存在。直到清朝，还保留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和太子詹事府，基本上都无事可做。清朝不预立太子，太子詹事府根本没有意义，但也保留，说是要留着一些四、五品的官职，作为翰林升迁之用。
按道理说，六部都是有事可干的，明清由于没有宰相，六部的权力比前朝还要大些。但是，自打1860年朝廷被洋人逼着设置了一个总理衙门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洋人只是要清廷设一个外交部，因为他们不愿意按清朝的规矩跟礼部打交道，因为那意味着他们就成了清朝的藩属。但总理衙门设置之后，把所有跟洋人洋务沾边的事都管了。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这样的事越来越多，都给总理衙门管，等于是侵越了六部的职权。开始的时候，六部不知道怎样跟洋人打交道，乐于放手，但放着放着就发现事情糟了，好多自己固有的职权领域都被人家践踏了，自己又无可奈何。其中，工部的职权被侵越得最为严重。这是自然，因为工部管的就是各项工程，而洋务的大头就是工程。按道理，无论是开办国营厂矿还是修建舰船，都该是工部的传统职权，现在由于洋务的关系，基本上跟工部没关系了。
在六部中，工部原本排名最后，由于操持贱业（工程，粗活）的缘故，在官场的俗称上占了一个“贱”字。被挤对得无事可做，也不做抗争，抗争也抗争不了。随着国势日衰，原来可以做的皇家园林工程，也渐渐可有可无，到了戊戌变法的时候，这个部也已经是可有可无了。变法裁撤了一些监、寺，没有动工部，那是因为不想一步到位，有太大的动作。因为如果动了工部，就等于彻底动摇旧的科层官僚制，以西方的新式科层制取而代之了。但是即便如此，戊戌变法失败后，所裁撤的衙门都恢复了。
不消说，古代官僚制的本意，当然是要干事的。但是，由于官本位的缘故，官员本身还意味着荣华富贵，因此官僚制还得有一个养人的功能。不干事的闲人，也得养着。宋朝的闲衙门最多，因为宋朝的国策就是养士，把士大夫用官职养起来，不让他们到外头捣乱。其他的王朝没这样大张旗鼓，但也得养。于是，无事可做的闲衙门，就只能让它们存在着。当然，这也是为什么戊戌变法裁撤了几个闲衙门，会引起舆论那么大的反弹的缘故。西太后发动政变，违背祖制，公然在皇帝成年期就临朝称制，但恢复了裁掉的衙门，多了几个官职，就马上官心、士心大悦了。
不过，没事干的衙门里面的人，可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是闲官，即使到了皇帝那里，也是如此。大家心照不宣，假装都很忙，勤于公务。皇帝也假装不知情，当他们很忙。当然，凡事总有例外，还真有这样的老实人，实话实说。这个人名叫秦树声，进士出身，官做到工部郎中。郎中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官员，正四品。在光绪末年，此人被外放做知府。按规矩，外放官员依照惯例，皇帝得召见，于是秦树声就见到了光绪皇帝和西太后。所谓的召见，也就是问几句闲话，什么时候中的举，进士哪科，家乡何方，等等。那日，西太后随便问了一句，你经常到署（衙门）吗？按规矩，只消回答“是”或者“常到”也就是了。可是秦树声偏偏回答：“不常到。”西太后很诧异，忙问为何。秦回答，因为无事可做。西太后接着问，你们的堂官（即部领导，尚书和侍郎）常去署吗？秦答道，也不常去，因为无事可办。
接下来，军机处连忙把秦树声发到了地方，远远地派到云南曲靖做知府。这个家伙实话实说，捅破了窗户纸，如果太后较起真来，把个衙门撤了，多少人的饭碗都砸了。好在西太后是个明白人，知道闲衙门养闲官也是朝廷的义务，并没有深究。无事可做的工部，一直到新政中期才合并到了商部，变成农工商部。这个工字，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工程，而是工业了。
第二篇 官场戏与梦 第11章牙兵牙将的故事
牙兵牙将，多见于晚唐和五代十国时期。那时军将均有自己的旗帜，这样的旗多半是三角形的，边缘呈犬牙锯齿状，人称大牙，将在旗在。军将的亲卫，多在大牙之旗左右，人呼之为牙兵；而亲卫之将，则称牙将；军帐之门前，必树牙旗，人称牙门。后来有人把牙与衙混淆，牙门变成衙门，把牙将称为衙将，唐五代时还真就有衙内指挥使的官衔，主掌牙兵。而对于做节度使的军阀而言，这样的牙将大多数是他们的义子，所以后来骄横跋扈的纨绔子弟也被称为衙内。
晚唐五代，是个军阀时代。晚唐的藩镇，各个节度使都是武夫，当年安史之乱中安史的余党。他们之所以能保持一个半独立的割据地位，就在于他们手中的军队。当年的唐朝皇帝急于还京享福，不肯下功夫剿灭安史余党，让这些余党名义上承认朝廷领导就凑合了，大家各行其是，地位父死子继，如果朝廷敢说半个不字，就刀兵相见。
藩镇的模式，在晚唐五代得以大规模复制。大小的军阀横行天下，大到称王称帝，小到割据州县，靠的就是一支军队，而控制军队的唯一法宝，就是有一支核心的亲卫军牙兵。当年的牙兵牙将，都是胳膊粗力气大、能征善战的壮士，其中的佼佼者往往被藩镇统帅收为义子，或者直接用自家的子侄统帅牙兵。他们就是军人政权的支柱，打仗的时候靠他们冲锋陷阵，平时靠他们弹压其他的军人。牙兵待遇好，权力大，做了不法之事没人敢追究。牙兵和他们的家属，在那时都是军人政权的特权阶层。
当然，牙兵不是傻瓜，知道自己地位的重要，脾气也就日见其大。主仆的位置，慢慢就掉过来了。早在藩镇时期，镇帅们就得小心伺候着牙兵，要什么就得给什么。喝酒的时候，每每亲自打牙板唱小曲，讨牙兵们的好。人的欲望是没边儿的，而镇帅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到了欲壑难填之时，牙兵们就要琢磨着换上面的人了。这样一来，原本的支柱就变成了祸害。所以，这样两种事在这个军阀时代频繁发生，不是镇帅引入外来的武力突袭牙兵，将他们连男带女一并杀光，就是牙兵们杀了镇帅，另立他人。但是，镇帅杀了牙兵，还得重招新的牙兵，然后牙兵再度骄横，周而复始。周而复始的结果，是骄兵悍将愈加骄横。到后来，某些镇帅做了皇帝，牙兵们也跟着升级，不满意了就换皇帝。整个五代，总共加起来不过五十三年，居然经历了五个朝代，平均每个朝代不过十年多一点点，军将们换皇帝跟换尿布一样，换朝廷如换老妈子一样。像后周殿前大将赵匡胤被部下黄袍加身的故事，在五代上演了好几回。出现叛乱，皇帝遣将出征，将士们嫌赏赐品少，那么到了前线就临阵倒戈，在敌人那里再领一份厚赏，当然，接下来就是反叛者做皇帝了。
都说晚唐五代是骄兵悍将的天下，但所谓的骄兵悍将，就是牙兵牙将，统治者最依赖也最信赖的那么一群武人。军人的统治，没有文治，没有道义，文官虽然还有，但也就是征税和歌功颂德、拍马屁的工具。在统治者看来，安邦定国只能靠长枪大剑，毛锥（毛笔）是没有用的，文人为自己争地位，也只是说，毛锥可以在征税的时候记记账。晚唐五代，天下精壮尽入军中，军人统治，兵强马壮，看起来强大无比，被统治者根本无法反抗。但这样的统治，实际上内里脆弱极了，因为没有任何道义上的合法性可言。如果统治的基础只剩下一些强横的武人，无论统治者对他们怎么好，待遇如何优越，最终都是欲壑难填，反噬是早晚的事儿。无需外部力量来攻，就是自己依赖的亲信武力就会颠覆他们自己。一旦这些牙兵牙将明白了维系这个天下唯一的指望就是他们的时候，你想不让他们骄横都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加码，用越来越多的物质赏赐来维系他们的忠诚。可是，当这个世界唯一通行的语言就是强力之时，就没有人挡得住这些胳膊粗力气大、武艺高强之辈用强力来说话。所谓的忠诚，就是物质交换，一旦主子填不满自己的欲壑之时，忠诚就飞到九霄云外了。也正因为如此，五代的王朝才如此的短命，也没法不短命。不止中国，世界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古罗马末期，皇帝靠禁卫军治天下，自己也就成了禁卫军的掌上玩物，换来换去，玩来玩去，罗马也就玩完了。
孙子云，兵者，凶器也。刘邦说，以马上打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他们说得都对，都是常识，可惜这样的常识不是所有人都明白。
第二篇 官场戏与梦 第12章兵以食为天
中国古代的士兵，大多是职业兵。兵农合一的尝试，最后一次是朱元璋在明初搞的，他建立了卫所制度，有地，可以屯田。幻想着他们的士兵平时种地，战时杀敌，不费国家的饷，不吃百姓的粮。结果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军队一旦种地，就成了奴隶制的农场，军官成了奴隶主，士兵成了农奴。而种地的农奴放下锄头再拿起刀枪，基本上就没法杀敌效命了，因为精壮的劳力都逃光了，同样是种地，谁乐意做农奴呢？嘉靖年间，沿海这么多卫所，连几个倭寇都奈何不了。想要对付外敌，哪怕是倭寇这样层次的外敌，只能重新招募士兵，所谓的戚家军，就是这样出来的。就这样，废弛的卫所还像阑尾一样在那里，但真正的军队却是招募来的镇兵。
这样的镇兵，进入清朝之后变成了绿营。满人八旗很厉害，但中国太大，十几万的八旗兵不能包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