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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红，湿手指冻得刺痛，不能弯曲，双眼流眼泪。可是妇女们还是不停地聊天，相互讲述各种不同的故事，用特殊的勇气去对待一切人和事。
娜塔利娅·科兹洛夫斯卡娅讲故事讲得最好。她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妇女，很有朝气，长得很结实，有一双讥讽人的眼睛，说话特别伶俐和尖刻，受到所有女伴们的关注，大家有事情都跟她商量。她干活十分麻利，衣服穿得整洁，而且还有一个女儿在中学读书，所以她受到人们的尊敬。每当她弯着腰背着两筐湿衣服从溜滑的小道上下来时，大家都会高兴地迎接她，关切地问她：
“女儿还好吗？”
“还好，谢谢，上帝保佑，她在念书。”
“等着吧，她将来会当太太的！”
“要她念书就是为了将来能当太太。那些贵族老爷和保养得很好的太太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也都是我们这些土百姓出身。学问越多，手就越长，捞到的东西就越多，而谁捞得越多，他的事业也就越神圣……上帝派我们下凡的时候都还是个傻孩子，而回去的时候却要求我们是聪明的老人，就是说，得学习。”
她说话的时候，大家都默默地仔细地听着，她说得有条有理，十分自信，大家当面背后都称赞她，为她的吃苦耐劳和智慧感到惊讶，但是却没有一个人仿效她。她把棕色长皮靴的筒子剪下来一段，做了一副袖套，这样她就不用把袖子卷到肘弯上，也不会把袖子弄湿了。大家都说她想出了好办法，可是谁也没有照她这样去做。当我学着她的样子做时，她们却取笑我：
“啊呀呀，你倒在娘儿们那里学到本事啦！”
她们也谈论她的女儿：
“这倒是一件大事！又要多一位太太了，容易吗？不过，也许还没有完成学业，就死了……”
“要知道，即便是有学问的人，也不一定能过好日子。瞧，巴希洛夫的女儿念了许多书，念书念书，结果自己也成了女教师，既然是女教师，也就意味着是个老处女了……”
“不错，不识字也照样嫁人，只要有点可取之处，就有人娶你……”
“女人的聪明不在脑子里……”
听到她们这样没羞没臊地谈论自己，我既觉得奇怪又有点难为情。我知道水兵们、士兵们、挖土工人是怎样谈论女人的，也见过他们总是相互吹牛，吹嘘自己骗女人的手段如何巧妙，与女人交往如何才能持久。我觉得他们对待“娘儿们”的态度含有敌意，他们在谈及自己的胜利时，往往都带有自我吹嘘的成分，他们的话里虚构多于真实。
洗衣女工彼此没有谈及自己的风流韵事，不过她们在谈论男人时，我也能听到一种嘲讽的含有敌意的东西。我想，说女人是一种魔力，这句话或许是对的。
“不论你如何绕来绕去，也不论你跟谁相好，到头来你还得回到女人身边去，你是跑不掉的。”有一次娜塔利娅这么说。有个老太婆用感冒似的声音对她喊道：
“除此之外，还能到哪里去呢？连那些修道士、隐士都离开上帝，到我们这儿来了……”
这些话我是在山沟底下，在洁净的冬雪都掩盖不住的肮脏的破棚里，在如泣如诉的溪水声和捣击湿淋淋的破衣衫的响声中听到的。她们不知羞臊地恶意地谈论所有种族和民族是从哪里来的秘密。这些谈话使我产生了一种胆怯的厌恶感，使我在思想和感情上都远离了周围那些令人厌烦的“浪漫故事”。从此我对“浪漫故事”的理解便与肮脏的下流故事牢牢地联系在一起了。
不过在山沟里待在洗衣女工中间，在厨房里跟勤务兵在一起，在地下室跟挖土工人在一起，终究要比待在家里有趣得多，在家里老是重复刻板、单调的语言、概念和那些事情，只能让人感到难受、无聊。老板一家子就是吃、病、睡觉，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不是准备吃，就是准备睡，跳不出这个圈子。他们谈论罪恶，谈论死亡；他们非常怕死。他们就像磨盘周围的谷粒，争先恐后地拥挤着，时刻等待着自己被磨成粉末。
空闲时候我就到柴棚里去劈柴，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但很少能做到，那些勤务兵经常要走过来，谈论他们院子里的事情。
最常来柴棚里找我的是叶尔莫兴和西多罗夫。前者是一个瘦长的驼子，卡卢加人，他全身布满了又粗又结实的青筋，脑袋很小，一双浑浊的眼睛。他又懒又愚笨，动作迟缓不灵活，不过见到女人他就像牛一样发出哞哞的叫声，身体向前倾，好像要倒在女人脚下似的。他能很快地把厨娘和女佣弄到手，速度之快，让全院子的人感到惊讶。他有熊一般的力气，大家都怕他。西多罗夫则是个瘦得皮包骨的图拉人，老是忧心忡忡的样子，说话小声细语，咳嗽也小心谨慎，一双眼睛闪着怯懦的亮光。他非常喜欢朝黑暗的角落里瞧，无论是小声说什么话，还是静静地坐着，他都总是瞧着最黑暗的角落。
“你在瞧什么？”
“也许会跑出一个耗子来……我喜欢耗子，这些耗子老是悄悄地跑来跑去……”
我常替勤务兵代写寄往农村的家信和情书，我很乐意做这种事，不过在这些人中我最喜欢替西多罗夫写信，他每星期六都要给他在图拉的妹妹写一封信。
他请我到他厨房里去，跟我并排坐在桌子旁边，两只手使劲地揉着他刚理了发的头，凑近我耳边小声地说：
“好，写吧，开头还是老样子：我最亲爱的妹妹，祝你健康长寿！接着你写：一卢布收到了，只是你没有必要给我寄钱，谢谢你。我什么也不要，我们过得很好。其实我们的生活并不好，像狗一样。不过这一点你不要写。你就写：很好吧！她还小，只有十四岁，干吗要她知道呢？现在就你自己写吧，按照别人教你的写吧……”
他从右边把整个身体压过来，一股热气和臭气吹到我的耳边，小声地不停地对我说：
“叫他不要让小伙子们抱她，摸她的乳房，千万不要！你写：如果有人对你说亲蜜的活，你千万不要相信他，那是他想骗你，糟蹋你……”
他极力想要憋住咳嗽，灰色的脸涨得通红，两腮鼓起，眼睛里流出了眼泪，他无法安定地坐下来，推了我一下。
“你别妨碍我！”
“不要紧，你写吧！……尤其那些老爷们，更不要相信，他们是蒙骗姑娘的老手，他们会说好听的话，什么话都会说，一旦你相信了他，他就会把你送到妓院里去。你如果攒下了钱，就交给神父，他要是好人，定会帮你存起来。不过最好还是把钱埋在地里，谁也看不见，只是要把埋钱的地方记住。”
听他这种被气窗铁皮叶子的吱吱声压住了的低语是很不好受的。我转身看着被煤烟熏黑了的炉口，看着布满苍蝇屎的餐具，厨房也脏得难以置信，臭虫成堆，到处散发出呛人的焦油、煤油和煤烟的气味。炉灶上、木柴上蟑螂在爬动，真让人心灵沮丧。我可怜这个士兵及其妹妹，难过得几乎落泪。难道可以这样生活吗？难道这就是生活得好吗？
我不再听西多罗夫的低语，而自己写，写生活的无聊和难受。他却叹口气对我说：
“你写了很多，谢谢你！现在她会懂得该害怕什么了……”
“什么也不要害怕！”我生气地说，虽然我自己也害怕许多东西。
士兵一边咳嗽一边笑着说：
“怪物，怎么能不怕呢？那些老爷呢？上帝呢？……这种人还少吗？”
收到妹妹的信后，他就不安地请求我：
“快，请你给我念一念……”
他就这样逼着我把那写得潦草不清、简短和空洞得令人遗憾的信连念三遍。
他是一个善良、温和的人，但是对待女人，他也和所有人一样，像狗一般粗野和简单。我有意无意地观察过他们与女人的关系，亲眼看到这些关系从开始到结束的发展过程快速和肮脏得令人惊讶。我看见，西多罗夫用抱怨自己军人生活的手法去引起女人的善良感情，用甜蜜的谎言把她们迷倒，得手后便把自己的胜利讲给叶尔莫兴听，厌恶地皱起眉头，啐着唾沫，就像是喝了苦药似的。这种行为刺痛了我的心，我非常生气地问这个士兵：为什么大家都要去骗女人，对她们撒谎，然后又去玩弄她们，再把她转给另一个人，并且常常打她们？
他只是静静笑一笑说：
“你不要去关心这些事情，这都不是好事，这是罪过！你还小，对你来说太早了……”
有一次我得到一个更明确的答案，让我永远忘不了。
“你以为女人不知道我在骗她吗？”他一边眨巴着眼睛，一边咳嗽着说，“她都知道！她是自愿受骗的。在这种事情上大家都在撒谎，就是这么回事！全都很可耻，谁也不爱谁，不过是玩玩罢了！这是真正不要脸的事。等着瞧吧，将来你自己会晓得的！这只能在晚上，要是白天，就得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在柴房里，真的。干这种事，上帝要把你撵出天堂的。所有干这种事的人都要倒霉……”
他说得这么好，这么郁闷，并带有悔恨的意味。这使我对他的浪漫故事多少有点谅解，我对他比对叶尔莫兴更友好一些。我恨叶尔莫兴，千方百计地嘲笑他，激怒他，这一点我做到了。于是他常常在院子里追我，想报复我，可是由于他十分笨拙，所以很少得逞。
“这种事是禁止的。”西多罗夫说。
说到禁止，这事我知道，但说人们会为此倒霉，我却不相信。我是看到有些人不幸，但我也常观察到那些情人们眼中异乎寻常的表情，感觉到一种恋人们特有的幸福。看到这种心灵的欢乐，总是令人愉快的。
不过在我的记忆里，生活到底是越来越枯燥，越来越严厉了，它好像永远在我每天所看到的那种形式和关系里牢牢地凝固了，感觉不到，除每天不可避免地出现在眼前的东西之外，还可能有什么更好的东西。
但是有一次这些士兵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使我非常感动。
院子中的一所住宅里住着一个本城最好的裁缝铺的裁缝，他不是俄罗斯人，很文静、谦虚，他的妻子个儿矮小，没有孩子，她一天到晚都在看书。在嘈杂的院子里，到处都是酒鬼。这两口子无声无息地在这里住着，毫不引人注目，从不接待客人，自己也从不外出，只有在节日才去看看戏。
丈夫从早晨一直到晚上很晚都在上班，妻子像个未成年的小姑娘，每星期上图书馆两次。我常常看到，她摇晃着像个跛子那样迈着小步走在堤坝上，像中学生那样，用皮带捆着书，一双小手戴着手套，显得朴素、欢快、清新、洁净。她长着一张鸟一样的脸，眼珠子转得很快。她全身都很漂亮，就像一个摆在梳妆台上的瓷娃娃。士兵们都说，她右边缺少了一根肋骨，所以她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很奇怪。不过我倒喜欢她这个样子，这样一下子就可以把她同院子里的其他太太——军官太太们区分开来。军官太太们虽然嗓门很高、服装华丽，臀部垫得高高的，却仍然显得陈旧，好像她们在黑暗的杂物间里，在各种无用的废物堆中待的时间太长了，并且被人遗忘了。
院子里的人认为这位裁缝的娇小的妻子是一个神经病，说她是因为念书失去了理性，以致不能料理家务，她丈夫得亲自到市场上去买食品，亲自吩咐厨娘做午饭和晚饭。厨娘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非俄罗斯女人，性情阴郁，一只眼睛是红的，并老是湿漉漉的，另一只眼睛则眯成一条粉红色的细缝。可是太太自己呢——人们都说太太连猪肉和小牛肉都分不出来。有一次她去买香芹菜，却可笑地买了洋姜回来。你们想想看，多糟糕啊！
在这所房子里，他们三个都是陌生人，好像是偶然地落到这个大养鸡场的笼子里来了，使人想起那些山雀，由于怕冻，便从气窗口跳进了一家又闷又脏的住所里。
忽然勤务兵们告诉我，那些军官老爷想出了一个主意，要跟娇小的裁缝妻子玩玩令人难堪的恶作剧：他们轮流地几乎每天给她写一张求爱的纸条，称赞她如何美丽，她给他们带来多大的痛苦。她便给他们回信，请求不要打扰她；至于她引起他们的伤心，则表示歉意，并求上帝帮助他们打消对她的爱慕。军官们接到这样的字条后便聚在一起朗读，嘲笑这个女人，然后又用另一个人的名字给她写信。
勤务兵们一边把这故事讲给我听，一边笑骂裁缝的妻子。
“倒霉的傻瓜蛋，瘸婆娘。”叶尔莫兴低声说，西多罗夫也小声地附和着说：
“所有的女人都喜欢人家去骗她。她们全都明白……”
我不相信裁缝的妻子知道人家在笑话她。于是我决定去把这件事告诉她。等她的厨娘去地下室的时候，我沿着黑黑的楼梯跑到这位娇小女人的住宅里。进了厨房，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便走进她的房间里。裁缝的妻子坐在桌子旁边，一只手端着一只粗重的金色茶杯，另一只手拿着一本打开的书。她吃了一惊，把书按在胸口上，小声喊道：
“这是谁？奥古斯塔！你是什么人？”
我以为她会拿书或茶杯向我扔过来，便马上快速地、不连贯地对她说了。她坐在一张很大的深红色的圈椅里，穿一件天蓝色宽大的室内布拉吉，下摆缀着丝绒边，领口和袖口也滚着花边，一头淡黄色的卷发披在肩上，像一个天使。她靠在椅背上，用一双圆圆的眼睛看着我，开始时有点儿生气，后来露出诧异的微笑。
当我把一切都说完之后，却失去了勇气，便向门口走了。她叫了一声：
“站住！”
她把茶杯放在茶托上，把书扔在桌子上，然后叠起双手，用沉厚的成年人的声音说：
“你是多么奇怪的一个孩子……走近一点过来！”
我很小心地走过去。她抓住我一只手，用小小的冰凉的指头摸摸我的手，问道：
“没有人叫你来对我说这种话吧，没有吧？那好，我看得出，我相信，是你自己的主意……”
她松开我的手，闭上眼睛，小声地拖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