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住宅，取名“游存庐”，后世称为“康公馆”。
游存庐的装修可以用一个词儿概括：豪奢。
几栋房子的装修姑且不谈，仅看庭院布置，就得花不少钱：一个曲折的大池塘，能在里面划船，上架两处木桥，池内放养了500条大金鱼。院内种有1200多株树，有从日本买来的樱花400株，从苏州买来的红梅数十株，还有开绿色花的梨树等。菊花、玫瑰、牡丹等花草更是不必说。更厉害的是，园内还养了两只孔雀、一只麋鹿、一只猴子等。
晚年的康有为除了在张勋复辟时客串了一把配角之外，几乎没做什么大事儿。他有两大爱好：一是投资房地产，二是四处游玩结交朋友，有时候两者结合起来，在游玩中投资赚钱。
除了“游存庐”，康有为还修建了三处别墅——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会泉的“天游园”。
“一天园”占地三十余亩，位于西湖的丁家山，康有为到杭州时看中此处，花钱买了下来。从1920年起开始建设，前后分11期，四年后才完工。此处山花烂漫，能俯瞰全西湖，水天一色，清心悦目。康家直到抗战爆发后才将其出售。
杨树浦的“莹园”毗邻吴淞江，属于短期投资，筑成仅一年多时间，就卖给了日本人。
青岛的“天游园”原是德国在青岛设租界时建筑的提督署，当地称之为“提督楼”，一战德国战败，撤出青岛。此提督署成为官产，1924年康有为将其买下，改名“天游园”并加以扩建，用于夏日避暑。
除了投资房产，康有为一年卖字也能赚不少钱。康夫子的字，即便在中国书法史上也能占有一席之地。他并不忌讳将此当作生意，明码实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上海、北京各大书店还放置“康南海先生书润告白”，中堂、楹联、条幅、横额、碑文等，有求必应无所不写。官僚军阀、富商地主趋之若鹜，据有关统计，此项收入，每月就能为康夫子进账1000银元。
康有为超级会赚钱，但是开支也惊人。此公好美人，六房妻妾生了12个子女（长大成人的有2子4女）。大小老婆的脂粉钱、公子小姐的零花钱，每月马马虎虎都上千。家中女佣男仆就有40几个，加上管家账房、司机厨子、园丁保镖，以及负责守门的几个印度人，雇人的工资又去了好几百。
另外，康夫子颇有任侠之风，家中常驻的门生弟子、新朋故友，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全都能享受到贵客般的款待。遇到囊中羞涩的青年才俊上门求助，康有为基本上是慷慨馈赠。
康有为喜欢大宴宾客，书画大师吴昌硕、诗人陈三立、教育家蔡元培等都是他常请之人。他也好收门徒，如画家徐悲鸿、刘海粟均是拜门弟子，得其相助不少……梁启超曾称颂康有为：“爱才养士，广厦万间，绝食分甘，略无爱惜。”
据有关学者统计，康家最热闹的时候，平均每四天就要吃掉一石大米，约160斤。仆役每天采购日用品得用汽车拉。他在上海期间，每年花费不下于1万2千银元。
1927年3月，在上海过完70大寿的康有为担心北伐军对其不利，将家搬到青岛。当月29日，康有为在赴宴后腹痛难忍，先后请了两位医生来诊断，其中一位日本医生诊断其为食物中毒，并开了药。30日，康有为精神好了些，自以为毒已清除，可到了31日凌晨5时，康有为却感觉非常不舒服，据其弟子、前清举人吕振文和其外甥李云光的记载，康临终前“七窍出血”。对于康有为意外身故的真相如何已不可考，但康的去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人的终结。
亦真亦幻“大槐树”
从明嘉靖年开始，“大槐树”开始出现在关于移民的传说中，成为北方人群对祖先历史的集体记忆，并经过清初的修谱牒、碑文逐渐凝结为一个精神意象。而至清末民初，“大槐树”已经不再是山西移民的家园象征，而成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成为现代民族主义话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1999年1月，《山西移民史》一书出版，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树了。”
对此，洪洞县志办主任张青作为一个致力“大槐树”研究将近三十年的地方学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论断：“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无论从时间上，从地域范围上，从组织规模上来说，无疑是中国移民史上的顶峰，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移民，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根据张青的统计，从在明初洪武至永乐的50年间，从洪洞大槐树下出发的移民运动达18次，有汉、蒙、回、满四大民族参与，大槐树的移民始祖姓氏为1230个，直接移民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天津、陕西、安徽、江苏、甘肃、宁夏、广西、湖北、山西等18个省（市），600多个县份。而后经过历代转迁，大槐树的移民又遍及全国乃至海外，“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大槐树移民的后代”，总人数超过两亿人。
然而，在“大槐树”成为中国移民史上最为闪耀的关键词的同时，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无数的大槐树后裔，都在一次次发出疑问，为何规模如此巨大、影响如此广泛的移民运动，却不见诸于正史的记载？大槐树移民到底是一场真实的历史事件，还是一部被建构的历史？为何数以亿计的人，都把“洪洞大槐树”作为遥远的故乡？
至今，这些问题仍然是未能完全解开的“历史之谜”。
“但不见诸史，唯详于谱牒”
张青认为大槐树移民的规模为中国移民史之最，依据是其“有志可稽，有谱可查，有函可依”。事实的确如此，各地数不清的家谱记载了“吾族本山西洪洞人”。几百年来，更有众多的大槐树后裔不断地前往洪洞寻根问祖。
然而，当人们开始探究大槐树的背后时，所遇到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为何只有在家谱里，才能见到这场移民运动的无所不在？早在1921年，山西的同盟会会员赵戴文在为《洪洞古大槐树志》一书做序时，就曾为大槐树的影响之大甚为感慨：“吾晋洪洞县大槐树，声噪于直、鲁、燕、豫人之口……至今直、鲁、燕、豫之人，历其地者，无不以为先祖之古迹，肃然生敬焉。”但是让他遗憾的是，这样的一场移民运动“但不见诸史，唯详于谱牒。”
不仅仅是正史没有记载这一事件，就连移民的发生地洪洞，在从明至清所修的6个版本的县志中，也都对大槐树只字未提。
研究者只能以各地的家谱作为进入“洪洞大槐树”的主要依据，当寻根者前往洪洞寻找故土时，他们的依据也是手中泛黄的家谱记载。然而，目前可见的最早提及大槐树、老鹳窝的家谱是修于公元1586年（万历十四年）的江苏丰县刘家营刘氏族谱，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吾家世居山西洪洞县野鹳窝，世远代更，未易追数。元末大乱，我始祖考讳顺，偕始祖妣尹氏去山西洪洞，至丰壤，见其土沃俗美，于城北三十里许，相其地，遂止舍焉，名其村曰‘刘家营’。”是时，距离明初的山西移民运动，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
在之前的族谱和碑文中，虽有关于山西的记载，但并没有“大槐树”的影子。如在河南濮阳市胡村，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 三月的《细城岗任氏先陇记》载：“仆家世大同，因兵燹，后徙居今郡治之东南细城村”；随后，“洪洞”开始在家谱中出现，如修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 的河南长垣县西了墙村《王氏家谱》载：“我始祖讳实，晋之洪洞县大王庄人也。洪武定鼎之初，我二世本支祖讳义，迁居长垣县合阳里西了墙村。”
大槐树、老鹳窝在明末的家谱中开始屡屡出现。到了清朝，尤其是康熙年间以后，拥有类似记载的家谱数量急剧增加。在张青等人搜集的谱牒材料中，各地大槐树后裔的家谱绝大多数创修于清朝中后期，其中关于洪洞大槐树、老鹳窝的记载比比皆是，如康熙二十九年修的新密郑氏族谱载：“其先世山西洪洞人也。”康熙末年所修的河南洛阳西山岭头李氏家谱载：“后人欲知木本与水源，山西平阳洪洞县。大槐树镇户千家，洪武诏下迁。山西洪洞县内迁万户，李氏族中八百三。”乾隆年间修的临清张氏族谱载：“张氏系出于山右之洪洞。”乾隆四十三年修的郑州郭氏族谱载：“吾姓自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迁于郑州西南隅台果村。”道光二十三年修的温县王氏族谱载：“由山西洪洞县携四子迁巩之南河。”光绪十三年修的菏泽王氏族谱载：“始祖原籍山西洪洞县老鹳窝木查村。”
到了民国时期，甚至出现了由山西之外的省份，经洪洞迁徙的记载。如民国四年（1914年）清源北营村王氏族谱抄本载，其始祖于明代由陕西红庙迁到洪洞大槐树，经官分拨到清源北营村；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修的清源长头村孟氏族谱也写道：“其系山东孟轲后裔，先祖迁陕西，后迁山西洪洞，元时因均赋均丁，始祖孟和奉遂迁至现址。”
1926年，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选定河北定县为“华北实验区”后，在当地进行了社会调查，并于1933年由李景汉编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出版，书中记载，在接受调查的62个村庄中，共有10445户，分为110姓，除了极少部分例外，村民大都认为先祖是在明初从山西洪洞迁来定县的。
如今谱牒中所载的大槐树后裔密布于广阔的华北区域，尤其以河北、河南、山东三省最为集中，在这三个省份里，各有七十多个县（市、区），其居民多自认为是洪洞大槐树移民后裔。在河北，邯郸县地名办在地名普查中发现，在全县12个乡镇250个村庄里，有一半以上村庄自认是从洪洞迁来，理由便是“有家谱、碑文可稽查”。在山东，据嘉祥县地名办的调查，全县70%以上的自然村，其村民都认为先祖自明朝洪武、永乐年间迁来山东。
与这些家谱一起广为流传的，是众多有关明初山西迁民的传说。“燕王扫北”说的是朱棣起兵靖难，造成中原、江北地区“千里无人烟”。战后，登基称帝的朱棣不得不从洪洞大槐树移民到空虚之地。“三洗怀庆府”讲的也是类似的故事。元末天下大乱，朱元璋与元朝的精锐部队在怀庆府一带反复攻战，当地居民反复无常，元军来支持元军，朱元璋来支持朱元璋。眼见着战事毫无进展，朱元璋在暴怒之下，下令常遇春率军把怀庆府百姓斩尽杀绝。领命的常遇春带兵在怀庆府杀了三个来回，直到此地鸡犬不留。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便下令由人烟密集的洪洞向怀庆府移民。
“打锅牛”“脚趾甲复形”“背手”“解手”的来历等，则描述了大槐树下迁民的过程：移民们留恋自己的家乡，官府就贴出告示说：“不愿迁徙者，到大槐树下集合，限三天内赶到；愿迁徙者，可在家等待。”告示一出，山西各地的乡民纷纷扶老携幼，汇合到洪洞大槐树下，官府却突然“变卦”，众多的官兵包围了大槐树下手无寸铁的百姓，强迫他们立刻迁徙，不忍离别家园的人们痛哭失声。官兵强迫人们登记，领取凭照，并用刀子在每人的小脚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防止中途逃跑。有牛氏兄弟五人，将一口铁锅打破，各执一块，作为后代的认亲标志。在路上，移民的手臂由于长时间被捆绑而变得麻木，但是时间一长，大家也习惯了，到了新家园也习惯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在押解途中，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要解手”，于是到后来，“解手”就成为大槐树移民后裔所说的上厕所的代名词（在对“湖广填四川”的民间记忆中也有，类似“解手”的传说）。
在一个又一个村落中，人们伴随着“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的民谣出生、老去。在不断发酵和成长的“大槐树”族谱和传说中，“故土洪洞”的普遍认知，扎根在无数人的内心深处。
族谱里的“大槐树”
与无数“大槐树族谱”的产生和急剧增长相应的是家谱体例的完备。明成化七年（1471年），黄岩谢氏重修族谱，“参用欧、苏家法”，“篇有序，序有义”，把族谱分为七项内容；金坛段氏做族谱，则“先之图，次以家传，又以先世遗文与凡儒硕诗文为段氏作者”，再加上谱序，共有四项内容；江西丰城游氏做族谱也是先列本族世系图，以表世系，次之谱，以记其行实，而后列历朝诰赦及名儒的词章，再加上谱序，共有五项内容。至此，明代宗谱的体系大致定型。明万历以后，各地编撰的族谱更多，体例也更加完整。
在体例之外，有明一代，各地宗族对修谱的时间间隔也更为注意，短则十年一修，长则三十年或五十年一修，以补充新材料，使族谱充实、完整。
根据长期关注并搜集大槐树移民资料的研究者黄泽岭的观察：“在嘉靖年间以后，宗谱的编修已经相当正规化和经常化了，这是嘉靖中后期宗族发展的结果。”
在明代中后期出现的这种现象，是在以往的中国所鲜见的。从先秦到魏晋，编撰族谱曾是王公和士族的专利，一直到南北朝时期，一般人等还是不被允许修家谱。唐朝建立后，随着意在抑制山东旧族和江南世家的《姓氏录》《姓族系录》《元和姓纂》《皇室永泰谱》《皇唐玉牒》等一系列巨制官谱的问世，私修家谱之风开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