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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鉴定。
何伯毫不客气，指挥英军顺利地逮捕了29名英国逃兵，顺手也帮美国政府抓了2名美国逃兵。华尔虽非军人，但也算是教唆犯，也被一同捆绑而去。英军满载而归，俘虏们都被扭送到黄浦江畔的英国军舰上，关进了禁闭室，等待审讯。而群龙无首的洋枪队群情汹汹，一片混乱，兵变随时可能爆发。
国籍
包括华尔在内的美国人，交给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审理。
5月21日，在英国水兵的武装押送下，华尔被捆绑着押下英军旗舰CHESAPEAKE号，步行穿过外滩前往美国领事馆，一路上观者如潮。在审判中，英国军方的一名海军上尉充当了公诉人，控告华尔非法卷入战争，破坏中立，并且非法“猎头”，诱惑和煽动军事人员擅离职守。
这些指控显然证据确凿，但令英美官方大跌眼镜的是，华尔全盘否认了该法庭的管辖权——因为，他并非美国公民，而是大清帝国的臣民。英国公诉人立即对这一拙劣的谎言表示嘲讽，美国领事也表示难以相信。
参加旁听的中国代表，此时微笑离座，向法庭呈交了一份中国外交部（总理衙门）文件，上面盖满了各种公章，明确无误地表明，华尔已经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在文件的最后，赫然还有大清皇帝的批示：“准奏”！
这自然是华尔的中国朋友的杰作。毕竟，中国官方和商人们已经在洋枪队身上倾注了大量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如果华尔被判有罪，就有可能会转到美国国内服刑，洋枪队将被迫解散，上海除了区区900人的英军和1000人的法军外，将无兵防守。
面对这个只会说英语的大清臣民，美国领事只好宣布当场释放。但英国人窝了一肚子的火，华尔一走出美国领事馆，英军就将他再次逮捕，再度招摇地穿过热闹的外滩大街，押回英国旗舰。
逃走
何伯和华尔私下谈判，要求华尔停止军事冒险、解散队伍并永不再招募英军逃兵，只要答应，就能立即释放他。但华尔只保证不再招募英军逃兵。两人大吵一架，华尔被继续监禁。
何伯有个绰号，叫“好斗的吉米”（Fighting Jimmie），但这次，他的处境并不妙。如果中国政府出面要人，他毫无办法，只有放人。他唯一的选择是，在中国政府开口前，派遣英军立即占领松江，遣散洋枪队，甚至不惜武力镇压，以免洋枪队的冒险家们再度跳槽投奔太平军，酿出更大的麻烦（洋枪队后来果然集体跳槽“投敌”）。
杨坊通过谍报得悉了何伯的计划，立即向松江发出了警报。洋枪队将城防移交给清军，全部人马则扼守到城外一个战略据点，抢修碉堡，拓宽护城河，增设拒马等防守工具，还架起了大炮，严阵以待。
两天后，800名英军在离据点两英里处登陆，发现洋枪队已经准备鱼死网破，英军不敢造次，没放一枪一弹，撤回了上海。
华尔其实并没有被关押在军舰的禁闭室里，而是被软禁在一个相当舒适的舱室内，每天还有一个小时的会客时间。吴煦和杨坊派了两个美国人天天来探他，趁看守不注意的时候，用手势、记号、点头和少量耳语一点点沟通，华尔终于恍然大悟：随后的三天都将是月黑之夜，涨潮时分，将有条小舢板划经华尔舱房一侧，只要华尔能跳下水，舢板上的人就能将他救出。
这对华尔并不难：他的囚室窗户相当宽敞，而且没有任何窗条，加上已经初夏，天气闷热，平时都开着窗。
第二天晚上，当军舰上的钟敲四响时，一个身影跃入了水中。接应的舢板上闪了两下手电光，华尔这位优秀的游泳者，在涨潮的帮助下，很快就上了舢板。英国军舰立即乱成了一锅粥，“有人跳海”和“犯人逃跑”的呼喊声四起，英军还向水中胡乱地开了几枪。营救者是十分细心的，他们足足动用了30多条舢板，在军舰边上团团转，掩护着华尔迅速地脱险，在浦东上岸躲藏。
何伯派出了大队人马沿江搜索。华尔在杨坊一个朋友家猫了一天一夜，待风声过后，躲在一艘满载白菜的小帆船里悄悄回到了松江。
回到松江后，华尔立即给何伯送了封信，并非是挑衅，而是希望两人能在英军旗舰上举行一次平等的“男人对男人”的会谈。
一场差点酿成军事冲突的“猎头”风波，总算平息了。英军曾经是上海滩掌握枪杆子的唯一老大，现在也只好接受洋枪队这一竞争者的出现。
美国内战蔓延到大清
1860年代，东西方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都在上演着血腥的内战：太平天国战争（1851-1864）和美国南北内战（1861-1865）。
在中国内战中指挥着洋枪队的华尔，此时不得不分神考虑祖国的召唤。因为英国方面支持美国南方邦联，英美两国持续紧张，第二次英美战争一触即发，而华尔是在远东地区唯一能抗衡英军的美国人。
这期间，一艘名为特伦特号(Trent)的英国邮轮，差点点燃了英美之间的战火。1861年11月7日，特伦特号驶离哈瓦那，船上载着两名特殊客人：美国南方邦联的代表詹姆斯?梅森(James Mason)和约翰?斯利德尔(John Slidell)，他们计划前往欧洲定购武器和战舰。这时，北方军队正在战场上连连失利。
第二天，北军军舰圣亚辛托号(San Jacinto)拦截了特伦特号，逮捕了南方使节，并将其带往波士顿拘禁。消息传到英国，伦敦为之群情激愤，议员和将军们纷纷要求政府向美国施加压力：一是必须立即释放南方使节，二是必须向英国政府道歉和赔偿，否则，将对美国宣战。此时，英国政府掌舵者正是激进的扩张主义者巴麦尊勋爵（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同时期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他的“杰作”之一。
英国立即进行了战争准备，一支满载8000人的庞大舰队进驻加拿大，同时对美国实行严格的军事禁运，硝石、火药和其他所有军用品都在禁运之列。
英美之间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而在远东，美国并无任何军事力量，因此将希望寄托于华尔身上。
华尔自然是一诺无言。美国人进行了精心的布置，一旦英美战争爆发，在中国和日本的美国人，将在华尔的统一指挥下，以洋枪队为主要武装力量，向上海、长崎等地的英国舰队发动袭击。
华尔的洋枪队，因为有中国政府的强大支持，无论在粮饷弹药还是人员补充方面，都尽得主场优势，令英国人相当忌惮。当时的上海，不仅笼罩在太平军战争的恐惧中，还时刻担心英美在这个东方大都会大打出手。
英美的史料对这一冲突有相当详细的记载，而在中国的史料里却很难找到其痕迹。以吴煦、杨坊与华尔关系之密切，应当不可能不知道华尔暗中计划对英作战，或许，大清国面对这英、美这两个谁都惹不起的主儿，明智地保持了“中立”。何况，英国人伙同法国人在华北大打出手，把咸丰皇帝逼出了京城，有美国牛仔能出面教训下傲慢的英国人，也是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但是，面对英国的挑衅，林肯总统选择了退让。他顶住了巨大压力，命令美国驻英大使亚当斯向英国政府道歉，表示“圣亚辛托号”是自行其是，并没有得到政府训令。同时，他下令无条件释放了两位南方使节，完全满足了英国人的要求。
一场足以改变美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危机，被林肯总统的柔软身段化解。远在中国的华尔也松了一口气，他的洋枪队终于避免了挑战英国远东舰队的艰难一战。
1862年9月，华尔在浙江慈溪阵亡后，美国驻中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专程向林肯总统作了报告。报告中，蒲安臣还向林肯转交了一笔巨额捐款：华尔这位大清国的“洋家将”在弥留之际，请求公使向林肯总统转交1万两白银，供讨伐叛逆的南军之用。
这应该是美国政府在内战中收到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
中外军事合作
华尔是少数正式加入中国国籍的洋人，并且还娶了杨坊的女儿，当中国将军、拿中国俸禄、做中国女婿，他成了地地道道的“华籍美人”或“美裔华人”。
无论在生前还是身后，华尔都得到了大清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奖赏。一方面，大清政府需要树立这样一个洋典型，另一方面，并不懂中文的华尔也展现了协调中国官场的卓越能力。华尔之后，其继任者白齐文（Burgevine）、戈登(Gordon)，以及更晚时候在北洋舰队和中国其他军政机构服务的众多洋干部，除了担任海关总税务司长达四十多年的赫德(Robert Hart)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再达到华尔那样与中国官场琴瑟和谐的地步。这样的协调能力，加上在战场显赫的胜利记录，令华尔在美国和中国都赢得了相当的声誉。但美国方面因为内战正酣，这一在远东彰显美国精神的英雄，长期都被忽视了，颇令后世的美国史家们愤愤不平。
华尔创立的洋枪队开创了中外军事合作的先河（有关晚清在1860年的对外军事合作，请参阅本刊2008年10月刊《龙旗下的英国舰队》），最终成为大清国的一支“特种兵”和“开放部队”，而洋枪队雇佣和训练的中国士兵，也令西方人第一次认识到了中国人也可以成为优秀的军人。
在对华尔的洋枪队的管理之中，清王朝也体现出了相当的灵活性和开放态度。在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太平天国纵横大半个中国的内忧外患之中，清王朝能够仅仅依靠给政策，就不费朝廷一两军饷、一粒军米而建立其这样一支先进的“洋团练”，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其还有着相当顽强的生命力和应变能力。
梁启超曾经评价说：“李鸿章平吴大业，固由淮军部将骁勇坚忍，而其得力于华尔戈登者实多……盖本朝绝而复续，英法人有大功矣。”华尔对延续清朝政权功劳卓著，或许这正是他在清代被捧上神坛而后又被后世彻底妖魔化的真正原因？
宋教仁呼吸政治文明的新空气
1913年初春，就在宋教仁遭暗杀前不久，上海《民立报》发表一篇署名“崇拜英雄”的浙江读者来稿，比较国民党三大领袖：“听孙（中山）先生演说，理想高远，是一大哲学家；听黄（兴）先生演说，诚坦动人，是一大实行家；听宋（教仁）先生演说，条分缕析，是一大政治家。”
《民立报》记者徐血儿曾发表《当今之政治家》一文，直言宋教仁有沉毅的魄力，运用的手腕，尤其有系统的政纲，而且能坚持政见，不屈不挠，属于“当今第一流之政治家，而无有可以企及者也”。
冬天还没有结束，宋教仁告别故乡湖南桃源，抵达长沙，然后由武汉顺江东下，在安徽、上海、浙江、江苏等地一路演说，言论风采，倾动一时，在长江中下游刮起了一股“宋教仁旋风”。此时国会选举即将揭晓，他领导的国民党已胜券在握，各路捷报频传。按《临时约法》的规定，一旦国民党占有多数议席，身为党魁的他就将出任国务总理，组成纯粹的政党内阁，这是他一贯的政治理想，他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在湖南时他就考虑过新内阁人选，曾和当地国民党人讨论，由谭延闿担任内务总长兼湖南都督。他想利用谭和袁世凯的世谊（其父亲和袁的叔祖父袁甲三是拜把兄弟），在未来府、院之间起协调作用。此计划曾电告北京的国民党总部，袁世凯密探也得到了这一消息。
他到杭州西湖正值雪后初晴，登南高峰，他还写下一首踌躇满志的《登南高峰》诗，其中有“徐寻曲屈径，竞上最高峰。……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等诗句。
3月份揭幕的国会选举结果毫无悬念，国民党以绝对优势获胜，如果不考虑跨党因素，国民党在参议院获132席，占48.2％，在众议院269人，占了45.1％，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在参、众两院相加仍不及国民党的2/3，当选议员平均年龄仅36岁，其中2/3以上在国内或国外受过新式教育。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的国会选举，虽有选举资格的一些限制（受教育程度和财产等），全国确认具有选举资格的选民只有4000多万，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10（真正参加投票的人数更少，有些研究说只有400万人左右，占全国总人口的1％），而且有贿选等不正常的现象，但大体上仍不失公平。国民党的获胜与当时的时势有紧密的关系，但离不开这位年轻而成熟的政治家在后面运筹帷幄，在前台奔走演讲。
辛亥革命发生不久，当时享有“革命文豪”声誉的章太炎发表宣言，说孙中山长于议论，是元老之才，“总理莫宜于宋教仁”，说他“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
直到1920年他为宋教仁日记作序，仍一口咬定他有宰相之望。
当时舆论认为宋教仁有当总理的私心，所以才主张内阁制，结果在组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时，孙中山提名他为内务总长也遭到许多人反对，他只能屈就法制局长，但他看得很淡。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他在新内阁中虽只是农林总长，却隐然是整个内阁的中心，因为政策的内动力在他身上。在这个位置上，他洞察了混合内阁不可为，虚有其名的挂名式政党内阁同样不可为，一心组织纯粹的政党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