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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的事件，该案不但主谋人是河本大佐，而且，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土肥原贤二、村冈长太郎也参与了策划……”
换言之，日本政府官方，对于“河本大作谋杀张作霖”的说法，是予以了正式承认的。
不但如此，还有日本战犯城野宏、伪满洲国汉奸臧式毅、日本军人仪我诚也也都留下了文字，共同指出同一个事实：是河本大作，暗杀了张作霖。这些人的证言，大同小异，在此不赘述。
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一案，不但有凶手河本大佐的自供状，还有相当多的人证：菅原宪亮、小矶国昭、重光葵。此外，还有更多的证人：城野宏、臧式毅、仪我诚也……相当多的证人证言，共同指向河本大作本人。
可是，我们毕竟又无法忽视脱启明所著的《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一书，该书所主张的“苏联特工暗杀说”，毕竟列出了据说是摘抄自苏联特务机关人事档案的有力证据。
事实上，当年的张作霖，的确是狠狠地得罪过苏联。首先，苏联立国之后，苏联国内的反叛残余——效忠沙皇的白俄军队逃亡到东北被张作霖收留，苏联抗议多次，无果而终，怀恨在心。其次，张作霖派人搜查了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逮捕并杀害了以李大钊为首的一群共产党人。对于此，苏联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也就是说，苏联的确存在报复张作霖的充分理由。
可是，历史毕竟是历史，任何谋杀案件的认定，都需要举证。
既有日本人自称是凶手，也有苏联人自称是凶手，张作霖这个疑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综合苏联、日本两方面的现有材料，进行综合的分析，认为本案不能排除有如下的可能：
1. 河本大作和苏联特工，都有暗杀张作霖的计划。
2. 河本大作抢先成功实施了暗杀，苏联特工晚了一步。
3. 苏联特工获悉张作霖死讯，回国谎称是自己所为来冒领功勋。
当然，这也只是一个假设。可是，这样的假设，就目前而言，似乎能很好地解释日本、苏联双方都有人“争当杀死张作霖的凶手”这样的怪事，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苏联间谍机关“克格勃”的档案里面，会留下苏联特工自述杀死张作霖的记录。
大家也一起来琢磨琢磨？
吴佩孚暴毙内幕
关于吴佩孚的死，其贴身心腹汪崇屏，在台湾的史料里，提供了完全不一样的说法：日本医生，是吴佩孚的铁杆哥们齐燮元请来的，而日本医生在给吴佩孚动手术之前，实际上吴佩孚已经是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了……
1939年秋，吴佩孚因吃饭时被鸡骨卡住，而患上牙病，经过中、日、德多个国家的医生治疗无效，进入高危状态，1939年 12月 4日，吴佩孚的部下齐燮元请来一个日本医生，给吴佩孚动手术，手术之后，吴佩孚当场身亡。
吴佩孚的命案是民国知名命案之一，也是最扑朔迷离的命案之一。此案牵涉牙科手术，是故意杀人还是医疗事故？由于当时没有及时进行司法鉴定，如今要回头将本案的事实真相彻底还原，恐怕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似乎只能回头检证吴佩孚身边人的说法，借以参考。
首先，我们看看吴佩孚的孙子吴运乾、吴运坤在《先祖父吴佩孚的生前身后事》一文中的说法：
“……1939年12月4日，北平大雪。日特头子川本会同大汉奸齐燮元携日本军医前来强行‘治疗’。家属欲阻拦而不得，齐燮元说：‘大帅是国家的人，一切由国家主持安排，家属无权过问。’我们后来得知，当时是由我父亲（吴道时）扶护头部，母亲也在侧，川本、齐燮元现场监督。日本医生用手术刀在水肿的右腮下气管与静脉的部位一刀割下，血流如注，先祖父顿时气绝。当时有人喊了一声快打强心针！日本医生在医药包里寻找一番，表示没带强心针，旋即跳到床上抢救，进行人工呼吸，强压胸腔及心脏。事后想来，这番抢救动作，无非是再施手脚，加速死亡。母亲从屋中出来时，痛哭失声，告诉我们：‘天塌了！’噩耗一经传出，楼上下、院内外一片大乱，哭声震天。祖母当场昏厥。亲随张劭溥拔出手枪要打死日本医生，日本医生在众多警特掩护下鼠窜而逃。当时的情景，给我们的印象十分深刻，直到如今，还历历在目……”
显然，吴佩孚的孙子们一口咬定：日本医生是故意杀死吴佩孚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吴运乾、吴运坤二人，当年的年龄分别为 8岁、10岁。他们的证言，只有参考价值，恐怕不能单独成立事实。
我们再来看吴佩孚生前的随员、英文翻译陈文会在《我所知道的吴佩孚》这册资料中的说法：
“……当吴氏（吴佩孚）患牙疾恶化之时……大汉奸齐燮元主张请日本牙科大夫伊东丰作及外科医生寺田幸夫，皆未得家人同意，后由川本、冈野等带至吴宅，或谓其带至之时，即有意不利于吴氏。伊东旅京甚久，治牙系其专业，兼有时名，何致拔牙之后，复经消毒反形增剧，甚至大汗淋漓不止，音带已哑致不能发音，此诚令人大惑不解，吴左颊红肿，医谓脓血填溢为害，议请寺田稍动手术，俾脓血向外溃流，但颊之与喉，部位悬隔，何以一经开刀及喉部，奇离如此，索解莫由，吴氏病卧在床，妻子未离左右，儿媳扶头，齐燮元在场，寺田开刀，致哎哟一声，立与世辞，伊东等借去取强心剂为词溜出吴宅，伊东未溜之时，宅中随从人等，势与伊东、寺田拼命，经吴夫人含悲忍痛拦阻方平息，当伊东在楼上治牙之时，吴之旧部（我在场）约百余人在楼下静候消息，一闻逝世，莫不失声痛哭，如丧考妣，吴氏死后，物议朋兴，集矢于日本军部，为平息众怒，爰请吴之秘书长陈廷杰与参谋长张佐民至电台，讲吴氏逝世经过。陈、张无仪秦之舌，亦无法代为辩护……”
可见，作为吴佩孚随身翻译人员的陈文会也认为：日本医生是故意杀死吴佩孚的。
在吴佩孚死亡的现场，还有一个部下叫李炳之，也在《我所知道的吴佩孚》中写下了如下的证言：
“……吴佩孚几天之前吃饭，被鸡骨头卡在了金牙里，嗓子肿了，吃不下东西，曾经找日本大夫伊东来拔牙，将牙拔去之后，肿也没消，仍然饮食不进，今天又由齐燮元介绍另外一个日本大夫前来诊治，在场的只有（吴佩孚的妻子）张佩兰和齐燮元二人，据大夫说：‘非动手术不可，但不上医院、不用麻药，就动手术。’连张佩兰也认为不妥，但齐燮元坚持说：‘不要紧，没问题。’于是就由日本大夫动了手术，一刀子进去，只听见哎呀一声，吴佩孚就断气了，现在日本大夫还没走，已经过了三个钟头，大家都在等待吴佩孚缓过这口气呢……不久，请来了一个德国大夫，上楼匆匆一看，急忙下楼来，用中国话说：‘不行了，没有脉息了……’”
李炳之的言辞比较中立，他既没有认定日本医生故意杀人，也没有为日本医生开脱。
我们再来找一个证人，此人叫张绍程，是吴佩孚儿媳妇的叔父。张绍程的说法，也收录在《我所知道的吴佩孚》中。原文照录如下：
“……吴佩孚……患了牙症，本来病并不严重，初请中医郭某敷石膏药……拖延了时间，口腔发炎，家人改请德国医生史蒂夫斯诊视，经化验说是白细胞多、红细胞少，恐转入败血症，最好住院开刀动手术，家人劝吴佩孚住院，但吴佩孚坚持不进德国医院，但是想请德国医生到家中来开刀。德国医生认为吴佩孚家中卫生环境及设备条件不适宜动手术，于是不来。齐燮元看德国医生不来，则改请日本医生。吴佩孚的家人不同意，但是吴佩孚并不反对日本医生来。齐燮元说：‘（吴）大帅是中国的重要人物，德国医生不来，就该请日本医生，如果你们不同意，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谁担负得起责任？’吴的家人于是只好听从齐燮元，请日本医生伊东来开刀……动手术时，张佩兰执吴的左手，（儿子）吴道时执右手，（儿媳）张义先扶吴佩孚的头部，日本医生伊东的手术器械简单，而且没用麻药……在刀割处一勾，吴佩孚当场气绝身亡……医生说身体太弱，没有办法挽救，勉强打了一支强心剂，当时吴的卫队有几人，一直吵闹，责问伊东，齐燮元急忙阻止，不让卫士们吵嚷……”
张绍程作为吴佩孚的亲戚，他也没有就本案的性质，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我们再来找一个证人。这个证人，是吴佩孚晚年的贴身幕僚，名叫汪崇屏。汪崇屏写了一篇《吴子玉先生幕中见闻》（注：吴子玉即吴佩孚），收录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4年出版的《汪崇屏先生访问纪录》当中。
在这本访问纪录中，汪崇屏所讲述的吴佩孚死亡的全过程如下：
“……（碎骨头嵌进牙缝）饭后，找了一个日本人叫伊藤的给他治疗，伊藤没有什么政治作用，我们大家都找他镶过牙，认为很满意，他不是牙医，只是个镶牙的，他将吴佩孚的牙拔掉了，但是没有消毒，因而进入了病菌……晚上牙床就肿了……吴佩孚的家人将姓曹的中医找来，此人是有名的庸医……草草开了方子，吴佩孚晚上 10点吃的药，刚过 12点病情就恶化了，吴佩孚之死，就死在这个江湖医生的手里……到了（12月 4日）凌晨 2点钟，人已经差不多要完了，将他的儿子找来准备后事……结果又吃了（曹中医）的一服药，进而发烧……吴于 12月 4日逝世，逝世前两天，病已严重，即使日本医生不开刀，他也绝无痊愈的希望……请了德国医生史蒂夫斯来诊治，发现吴的白细胞太少，非常危险，需要手术……至 12月 3日深夜，吴佩孚知道自己不行了，将孙丹林找来吩咐后事……12月 4日晨，德国医生要求入院开刀，吴不肯去……这时齐燮元、符定一、川本带了一位日本医生（姓石田）来，吴佩孚坚决不肯让日本医生治，齐燮元又气又急，对张夫人说：‘你们老爷不让日本人给他看病，是怕日本人害死他！’齐燮元说罢，带了川本、石田等人上楼，强行给吴佩孚施行手术，我当时对齐燮元说：‘（吴）大帅已经不行了，为什么还要让日本医生担此恶名？让他（吴）安静离去吧。’齐燮元问日本医生。日本医生点点头，说：‘也许还可以治。’结果一刀下去，吴就断气了。齐燮元哭着下楼，顿时大家一片哭声。一些年轻将士在楼下闹，说要打死那两个日本人。川本和石田躲在楼上，一动不敢动。我当时对他们（年轻人）说：‘（吴）人已经完了，还闹什么？凭良心说，他们（日本医生）也是为吴先生好。’川本、石田被困在楼上停了大半天，才被送走，十分狼狈……”
可见，作为吴佩孚贴身心腹的汪崇屏，他的说法则截然相反：吴佩孚并非死于日本医生故意杀人。（注意：汪崇屏晚年生活在台湾。）
那么，侵华日军那边的人，对于吴佩孚的死，又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历史当事人、侵华日军高层人员今井武夫，在《今井武夫回忆录》中的说法：
“……组成对华特别委员会……决定以土肥原贤二为目前的负责人……（建立傀儡中央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吴佩孚身上……吴佩孚提出的出马条件与日本军不一致……我（今井武夫）认为吴佩孚是旧军阀，不得人心，期待其出马无益……土肥原贤二采纳了我的意见，打消了推举吴佩孚的意图……后来随着汪精卫南京中央政府工作有了起色，土肥原贤二策动吴佩孚的设想自然也就不积极了……因此，促成吴佩孚出马的工作至此中断，重新改为以开封为起点，利用吴佩孚的声望致力怀柔杂牌军……但是，吴佩孚在当年12月4日因治疗牙病引发了败血症，突然死亡，这项工作也就结束了……吴佩孚死后，重庆政府对其大加赞扬……而他们对吴佩孚本人的真实（亲日）想法却无从知道……”
显然，今井武夫认为：吴佩孚仍然对日军有利用价值，他的死亡是突发事件，与日军无关。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日本军人——陆军省人事局额田坦的证言，收录在《土肥原秘录》里面：
“……我只见过（土肥原贤二）仅有的一次大惊失色，那是在 1939年 12月他对华北工作告一段落，从参谋本部来到畑俊六大臣官邸汇报，正当他在会客室等候之际，我因向大臣请示人事问题也同时在座，这时，参谋本部电报班的军官仓皇赶来，交给大将（土肥原贤二）一封电报，顿时见他（土肥原贤二）惊慌失措，慌忙进入大臣办公室，我当时也感到震惊，事后才知道，是因为经他苦心谋略且成功在望的吴佩孚突然死去，使他大失所望……”
额田坦的证言，说明了土肥原贤二在得知吴佩孚死亡的消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