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绝对排斥武力,只要参加了和平的议会政治,任何政党都应交出手中的军队,使军队成为国家政权的工具,而不应该成为政治家手中的筹码。孙中山等革命党的领袖们为民国制定了民主宪法,但他们在宋教仁案发生之后的本能反应不是借助法律的武器解决问题,而是诉诸武力,进行所谓的“反袁”斗争,由此开启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武力革命之先河。而袁世凯作为合法的总统,事实上也没有遵守民主宪法所赋予的义务和权力,他期望从肉体上消灭政治上的对手,并利用合法总统的身份命令属于国家的军队为其个人政治利益服务。民初的政治家们都没有遵守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这既是民国初年政治黑暗的根本原因,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之所以会从文化上解决中国问题的直接背景。
政治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只有首先解决政治问题,其他一切问题才会有转机。如果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即便在文化上来一次革命,彻底否定传统,实行全盘西化,也无法解决问题。文化问题、经济问题附丽于政治,反过来说,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能促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反过来就会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期望二十年不谈政治,期望以二十年的时间为政治的良性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可能是找错了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了严重分歧,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思想家热衷于组建政党,从事政治斗争,期望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可能和他们已经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选择并不正确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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