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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他们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唇枪舌战，毫不相让，说了用兵费用，又说割让的土地将给日本增加多少财政收入，又说台湾矿产资源，但说来说去，李鸿章就是要让伊藤再让步，而伊藤则坚守不让。
眼见赔款数额不让，李鸿章又说到利息，希望伊藤能够免除利息。他们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讨论。此外，他们还讨论了辽东割让的边界、割让境内居民的安排、换约手续、日本继续驻军的费用等非常琐碎的细节。此次会谈时间最长，结束时已到上灯时分，而其后果并无任何改变，李鸿章完全接受了日本方面的要求。双方定于后天（4月17日）上午十点钟签字。这个条约因在日本马关签署，史称《马关条约》，或称《中日讲和条约》。
这个条约承认朝鲜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承认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庸；日本获得中国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中国赔偿日本库平银二万万两；两国间此前所定所有约章均自作废，俟《马关条约》批准互换后，重新谈判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日本臣民可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可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需交纳所定进口税；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可派领事官于各口。
澳门，现代中国的原点
澳门现在的地位是远不如昔了，不过澳门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扮演过重要角色，中国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最初接触主要是通过澳门完成的；远东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也是在澳门建立的；中国开始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的门槛，也是从澳门这块土地开始的。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视角进行观察，澳门实在是现代中国的原点，是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最早的示范地。
发现东方
大约在15世纪下半期，欧洲的生产方式发生重大改变，迅速提升的生产能力迫使西方寻求更为庞大的海外市场以扩大财源和势力范围。1497年，也就是大明王朝孝宗弘治十年，葡萄牙人达?迦马发现非洲东南海岸那塔尔。第二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开辟了由欧洲直航远东的通道，真正实现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既定目标：这里才是真正的印度，而不是被哥伦布误会的印第安。
1511年，葡萄牙航海家沿着达?迦马开辟的新航线继续前行，顺利进占马六甲。又经过三年也就是1514年，大明王朝正德九年，葡萄牙商船终于第一次抵达广东海岸。中国人借用阿拉伯商人对葡萄牙的称谓，称这些葡萄牙人为“佛朗机”，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误以为他们就是位于马来半岛上的一个部族。[1]而这些东来的葡萄牙商人将错就错，于1518年冒充大明王朝在马来半岛上的属国满剌加朝贡使节，企图获得明朝官方颁发的贸易凭证。
此后半个世纪里，这些葡萄牙商人不断扩大对华贸易，只是这些贸易从总体上说在中国并不合法，所以葡萄牙商人与中国地方官府不仅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甚至时常发生武装冲突暴力事件，中国地方当局不胜其烦，葡萄牙商人也深受其苦，大家都在寻找根本解决的方案。
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磨合，中国地方政府和葡萄牙商人逐渐从陌生人变成老相识，他们终于通过各种合法乃至不合法的理由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1554年，葡萄牙商船抵达广东沿海，他们向中国地方当局谎称船上装载有送往北京的贡品，只是这些贡品在航行途中触礁下沉，不幸潮湿，他们请求广东地方当局能够破例让他们登岸晾晒。
葡萄牙商人的理由光明正大，最主要的还在于这些商人已经非常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知道怎样与中国官员打交道，他们投其所好为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准备了丰盛的礼品，这些礼品或许不过是中国人尚不知道究竟的新奇小玩意而已。可是这些小玩意打动了汪柏，汪柏还真的破例让这些葡萄牙商人登上浪白澳晾晒物品，并允许他们在那里搭建房屋短暂居住。
浪白澳位于澳门西南数十里，孤岛悬海，水土恶劣，很不适宜人类居住和生存，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居民，所以葡萄牙商船虽然在浪白澳登陆，但他们实在很难使用这个港口。得寸进尺，葡萄牙商人觉得中国地方当局既然已经准许他们在浪白澳登陆居住，为什么不可以将条件稍好的澳门划拨给他们使用呢？费尽周章几经波折，他们终于获得在澳门建筑房屋居住的许诺，同意他们在那里从事和平贸易，但条件是必须向中国地方政府课以百分之二十的贸易税。这个临时性的制度安排不仅开启了中国与葡萄牙之间关系的新时代，两国之间从此大致结束了连年不断的沿海武装冲突，而且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纪元，葡萄牙人和后来源源不断东来的西方人不断蚕食、扩大居住范围，澳门从此成为西方世界进入远东抵达中国的桥头堡和一个重要基地。
葡萄牙人东来，并不是中国人第一次与西方接触。中国与西方国家曾经有过很久远的交往史。早在宋元、汉唐，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人已和西方世界有过直接往来和交流。物质的贸易、文化的互换，乃至宗教的传播都曾在东西方留下不少印痕。然而由于文化屏障，中西双方在此之前虽有交往，但实际上相互敌视相互猜疑，并没有多少心灵上的交流和文化上的认同。中国人恪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祖训，严夷夏之大防；西人则以猎奇的心态看待这个东方古老大国和不一样的文明。
自从葡萄牙人获得在澳门的居住权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来到澳门的西方人开始用力经营澳门，建立进入中国的前沿基地，竭尽全力向中国内地渗透。1562年，新即位的葡萄牙国王指令印度总督派员出使中国，加强联系。明朝政府实在不太明白葡萄牙的用意，这个联系并没有真正建立。然而在这一年，也正因为葡萄牙国王的这个指令，耶稣会传教士培莱思（Francoisperez）抵达澳门，开始筹划向中国内地传教。不久，澳门已有分属耶稣会、奥斯定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修会的传教士。在此后多年里服务于明清两代宫廷中的传教士，差不多都是由澳门登陆然后长途跋涉进入北京，像供职内廷，专事绘画的西洋“画工”郎世宁等，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进入中国内地。[2]甚至到了大清王朝宣布禁教，宣布将那些传教士驱逐出境时，也是要求这些传教士必须经澳门而返国。[3]澳门成为西方来华人士的必经之地，也是西方人进入中国之前接受中国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方面训练的重要基地。
澳门能够成为西方人士进入中国的重要基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培莱思踏上澳门土地后，他就梦想着早些进入中国本土传教。1565年，培莱思通过各种办法终于到了广州，他在那里用葡萄牙语和中文上书广东布政司，请求中国政府允许他上岸居住传教。上书大意谓：
“本人自幼年读书，深知各种科学。职在周游世界，宣传上主教律。闻知中国地大国强，又系圣贤之邦，敢请允许与彼等相处，借以沟通本人所携来之教义。此外并请求赐予一安身之所，俾能常常为朝廷效力。年老体衰，实已不堪海上风浪之苦，并特借此地举行在海上所不能举行之祭祀典礼，祈全能上主加佑朝廷及其国家与官吏。”[4]
负责接待的明朝官员态度友善，接过上书，并询问培莱思所读何书，所奉何教，如何教人得救等道理。
对于中国官员的询问，培莱思以《圣经》“十诫”作答，中国官员甚感满意，遂嘱随从将一块粉红丝巾系在培莱思的脖子上，表示培莱思是一位信奉上帝的读书人。紧接着，布政司官员又问道：“你会说中国话吗？”培莱思答称不会。于是中国官员说：“那么最好你先去做学生，学习我们的中国话，以后再做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解你们的教义。”明朝政府用最简单的理由否决了培莱思的请求。
这个并非重要的理由给传教士特别是后来的范礼安一个重要启迪，使他们很快意识到要想进入中国，除了等待中国政府政策变化外，他们主观上能够做的事情无疑是要尽快学习且学好汉语。所以，在拒绝入境后，培莱思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返回澳门，修建长久性寓所。这所寓所很快又被改建为学校，在那里创建了澳门第一所耶稣会会院，开始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和中国人中间进行传教活动，培训人才，等待适当的机会进入中国内地。这所学校就是后来在澳门非常有名的圣保禄学院，这个学院先后培养出一大批知晓中国文化的传教士，成为明清两代来华传教士的一个重要摇篮。
为了开辟、拓展远东新教区，罗马教廷于1567年任命葡萄牙人加奈罗（MgrMelchiorCarneiro）为中国、日本教区第一任主教，并从印度移驻澳门，直接管理中国、日本教区。加奈罗就任后，在澳门创建医院和收容所，不断扩大耶稣会的影响力，并将进入中国本土创建教区作为奋斗目标，注意健全和发展组织机构，注意汉语人才的培养，寻找进入中国内地的机会。
当时，明王朝并不是绝对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广州，规定外国人在每年春秋两季可以两次进入广州，但不允许他们在广州过夜，更不能在那里长期定居。这个政策直到范礼安出任掌管远东传教事务视察员时才逐步改变。
范礼安初到澳门在1578年。在澳门，范礼安开始从文化层面深入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感到中国是一个秩序井然、高贵而伟大的帝国。面对一个具有如此深厚文化、学术修养的民族，唯有那些在学识上和品德上同样具有较高素养的外国人，才能赢得中国人的信任，获取在中国居留并传播西方文明的机会。同样，范礼安也相信像中国这样一个聪慧勤劳的民族绝不会将懂得其语言和文化的有教养的耶稣会士拒之于门外。于是他牢记耶稣会总会长临行前的嘱托，设法“再度点燃沉睡之中的远征中国的热情”，“希望开始皈依庞大中国的计划”[5]，决定指派若干神父潜心学习中文，希望能尽快打开迄今为止还对传教士关闭着的中国大门，让一些神父不仅能够进去，而且能够居住下来，生存下去，进而能够向中国人传布基督福音。以范礼安为代表的传教士通过在澳门与中国人实际接触，逐步建立了对中国文明和中国人的新看法，重新发现一个和他们前辈认识并不一样的新东方。[6]
西方经验展示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与民间也通过澳门这个地方，在与西人的直接交往中逐步体会西人的善意与执意东来的宗教情怀，逐步改变对西方的看法。东西方在实实在在的交往中不经意地发现对方的优长之处，所以在晚明很长一个时间段里，尽管中国政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中西之间的交流却在一种坦然的正常气氛中进行。如果不是发生后来明清易代的政治变动，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一直维持着晚明时代的气氛，相信不仅中国文化能够启蒙西方，影响西方后来的历史进程，而且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也必将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中国文化的形态，影响着中国文化乃至政治的进程。而在这个“东西方相互发现”的过程中，澳门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自西人入住澳门后的四百年间，至少在英国人占领香港之前，澳门不仅是东西方贸易交往的枢纽、东西方社会与文化交流的平台，而且西人与中国人在澳门杂处，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形态。澳门在西人的直接管理下，一直充当着西方经验在东方的试验基地和示范场所的功能，这对中国后来接受西方文化很有用处。中国后来之所以愿意踏上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在西人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走上变革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在自家土地上久已看到西方化并非想象中那样恐怖与可怕，在适度压力下，中国人完全能够走上与西方人同样的道路。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在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在各大中心城市出现大批租界之前，澳门就是中国了解西方的一个重要窗口，对于促动中国后来的变化起到非常重要的功能。西方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教育体制等在澳门的试验与示范，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启发了中国人的觉悟。
在葡萄牙人踏上澳门土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澳门的主权仍在中国政府手里。只是由于定居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越来越多，华人也在逐步增加，社会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问题总会出现。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根据自己的西方经验，于1560年自行选举产生一个自治组织，由一名驻地首领（CapitllodeTerra）、法官和四位较具威望的商人构成，行使社区内部事务的管理权力。这个自治组织其理论根据或原初模型似乎是地中海的城市共和国组织形态，由这些葡萄牙商人将之移植到远东，所以很像是一个“商人共和国”，也是后来澳门议事会的雏形。
澳门早期的这个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