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_第9节

士人对庄子和佛学的兴趣头一次超过了儒家经典，由此导致了玄学的兴起。

哲学是非功利的产物。在西方，哲学是贵族们的专利，因为他们没有物质生活的压力，可以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超功利的玄思之中。魏晋时代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萌芽于类似的环境之中。在南渡的士人之中，流行着一种时髦的活动，叫做“清谈”。其形式类似于现在的辩论会，人们挑选一个清幽安静的场所，比如园林重屋之中，或者山水之畔，坐在胡床之上，铺开棋子方褥，靠着斑丝隐囊，手拿麈尾（和拂尘差不多）娓娓而谈。他们激烈地辩论人究竟该怎样活才算快乐？究竟什么样的人格才是最理想、最完美的？如何协调个体和社会、“自然”和“名教”的关系？这种辩论往往通宵达旦，数日不休。

因此，魏晋时代第一次出现了人的觉醒，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一时期的文学，主题集中在对人生意义的追寻，对死亡的思索和哀伤。像曹氏父子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如《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这种对彼岸世界的思考，是修齐治平时代士人无暇也无意顾及的。

魏晋士人思考的结论是，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一时一事的物质得失，也不在于把活生生的生命去做僵硬的伦理教条的注解，而是在于心的自在，真性情的释放。“竹林七贤”就是这股思潮的典型代表。这个文人群体优游于山林之间，以纵酒谈玄、放任洒脱著称。

他们人品各异，观点有别，人生际遇更不相同。但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认为人活着应该不受“名教”的约束，而应该向自我、人性、真情回归。他们主“我”重“情”，特别强调一个“真”字。因此，才出现了种种后人不解的行为。

和“竹林七贤”一样，魏晋士人普遍以“真”为美，珍视真本色、真性情。晋书上说：王羲之少年时代，就很有个性。郗虞卿听说大族王氏家中，几个孩子都英俊不凡，就命媒人到王家选婿。其他几个孩子都竭力修饰自己以以待客，只有王羲之，袒着肚子躺在东床上，神色自若地吃着胡饼。媒人回去告以此情此景，虞卿说：“这个吃胡饼的人才真是好女婿啊。”于是把女儿嫁给了王羲之。(《太平御览》卷第八百六十）。

魏晋时代画坛巨匠顾恺之身上“魏晋风度”更为典型。此人喜好清谈，“好矜夸”“好谐谑”“率直通脱”，好吹牛，好开玩笑，史称他言谈举止，“痴黔各半”，也就是说，有时很机巧，一语道破天机。有时又很难解，让人莫名其妙。被时人称做“三绝”(画绝、才绝、痴绝）。他年少轻狂，曾经袋里无钱，却在瓦棺寺写捐百万，最后靠画维摩诘一躯，赢得看画人一捐逾百万。这种传奇式的故事，在春秋之后实在不可多得。

东晋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353年，三月初三，晴空如洗，天气绝佳。浙江绍兴市西南十三公里的兰亭，四十一名峨冠博带的文人，正列坐在清澈的兰溪之畔，纵酒欢会。他们把一种叫作羽觞的轻便酒杯放在水上，任其顺流而下，流到谁的面前，谁就要饮酒赋诗。众人诗兴大发，很快得诗三十五首。席中五十岁的王羲之更是逸兴遄飞，他命人取出特制的鼠须笔和蚕茧纸，借着酒意，即席挥毫，为众人写下了一篇诗序。

坐中诸人可能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天将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一个永远的纪念日。连王羲之也没有意识到，他平生最重要的作品，已经在他微醉之时不经意间诞生了。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衰落时代，却是中国艺术史上一个无比辉煌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与中国书法一样，中国绘画、文学、音乐、舞蹈、雕塑等都出现了突破性发展。顾恺之、陆探微等在中国绘画史上划时代的大家纷纷涌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山水田园诗，诞生了陶潜、谢灵运、谢朓等大诗人。在音乐领域，诞生了《广陵散》这样直指内心的千古绝唱。

自由洒脱的“玄学”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创造力，使魏晋南北朝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复制的传奇。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衰落时代，却是中国文明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井喷时期”。在这漫长而动荡的四百年，中国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呈现出缤纷绚丽、异彩纷呈的壮观景象。它是中国历史上“人的觉醒”的时代，“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这是由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的。大思想家和大艺术家往往都诞生于时代的撞击之中。因为乱世往往打开了新的思维空间，在思想文化方面提供了多元生机。因此，在士族社会中，最有突破性和创造性的时代，不属于汉代，不属于盛唐，而独独属于魏晋南北朝这个纷纭复杂、号角声不断的时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动荡时期春秋战国，催生了先秦诸子，催生了百家争鸣；第二个大动荡时代魏晋南北朝，则催生了中华文明和艺术质的突变，为以后隋唐帝国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八章 大唐的雄健与阳光

如果你穿越回大唐的长安，你会惊讶于唐代妇女的服饰。

传统的中国女装像粽子，把手和脸之外的所有地方都严严实实地包裹住，似乎春光稍泄天就会塌下来。但是盛唐的长安，居然出现了西方妇女那样袒胸露乳的“时装”。这种服装领子开得很底，不着内衣，胸乳半露于外。为了充分突出细腻的肌肤，裙子往往以轻纱为质地，露肩裸背，行步之间，春光四射。唐诗中这样描写这种风韵：“粉胸半掩凝晴雪”（方干《赠美人》）；“雪胸鸾镜里”（温庭筠《女冠子》）。

唐代女人的“自由度”不光表现在服装的惊世骇俗上。唐代人还没有学会裹小脚、谈道学、立牌坊，没有发明出那么多莫名其妙的清规戒律。离婚改嫁在唐代是家常便饭，丈夫固然可以“休妻”，妻子不高兴了也可以“离家出走”。因为再嫁不难，人们一嫁再嫁，也不以为耻。就以公主为例吧，唐肃宗以前唐代前期几位皇帝的公主中，再嫁者达二十三人之多，三嫁者则有三人。

在唐人那里，性还没有变成需要遮遮掩掩的罪过，文人们甚至用华美的词赋公开歌颂性爱，比如白行简的《天地交欢阴阳大乐赋》。唐代人在性上比较随便，男女“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也”。大历年间的民女晁采，与邻家男孩文茂“自由恋爱”，“乘间欢合”。晁母得知之后，居然说：“才子佳人，自应有此。”遂把晁采嫁给了文茂。所谓节烈观念在唐代虽然也有人提倡，但实践者不多，在《古今图书集成》所列烈女节妇中，宋代有267人，明代达到36人，而唐代只有51人。

唐代上层社会，对“性”更是持宽容甚至放纵的态度。文人狎妓是公开的时尚，李白这样无职无官之人固然可以“千金骏马换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白居易这样的“高级领导”也公然养妓。后世宋人读到这些，惊异之余，不胜感叹：“可见当时郡政多暇，而吏议甚宽，使在今日，必以罪闻。”

后世所谓“脏唐臭汉”，指的就是唐代上层社会的淫乱之风。确实，唐代的王公贵族们在这方面是有点离谱了。武则天公开养“面首”就不说了，唐中宗的韦后先后与武三思、杨均、马秦客等人私通，为史所明载；唐肃宗的女儿郜国公主在丈夫早卒之后恣情纵欲，阅人无数，“秽声流闻”；唐顺宗的女儿襄阳公主下嫁张克礼后，性情“纵恣，常微行市里，有薛枢、薛浑、李元本皆得私侍，而浑尤爱，至谒浑母如姑”。唐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嫁给了房玄龄的小儿子房遗爱，婚后这公主嫌一个老公不够玩，还跑到外面找和尚和道士。为了补偿，她找了两个美女供老公享用，夫妻之间“各行其是”，生活倒也相当“和谐”。

这些床笫秽闻其实反映出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妇女解放”的年代。在其他朝代，女人们“笑不得露齿”“行不得动裙”“站不得依门”“出门不得露面”。而唐代的女人不但可以在上元节、端午节、七夕节出来游玩，平时也可以自由参加种种娱乐活动，如《开元天宝遗事·探春》记载：“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唐人的女权意识在历史上空前绝后，不但出现了上官婉儿、韦后、太平公主等一系列弄权的宫廷女性，更产生了唯一的女皇帝。这种宽松的环境使唐代女人性格独立而刚强。《隋唐嘉话》记载，任瓌的妻子柳氏是著名的妒妇，甚至连皇帝的账都不买。唐太宗赐给任瓌两名宫女做为小妾，柳氏说什么也不同意。唐太宗听说，不相信天下有敢违抗圣旨的女人，遂召柳氏入宫，说如果你还不从命，就赐你毒酒自尽。柳氏居然昂然不屈，说死就死，没什么大不了。唐太宗命宫女拿来一杯醋，谎称毒酒，柳氏竟一饮而尽。搞得唐太宗也无可奈何，最后只好命任瓌在别的地方再盖一处住宅安置两名宫女。“吃醋”这个词就是因此诞生的。当然，刚烈表现并不全是妒妇，而更多的是侠女。阅读唐代小说，你会发现其中女性大多侠气逼人。比如打抱不平的荆十三娘，为民除害的李诞女，以及夜奔李靖的红拂。她们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或报恩复仇矢志不渝，或身怀绝技铲除邪恶，个个刚猛豪侠，与其他朝代中国人喜欢的女性形象大异其趣。

唐代之所以如此被今天的中国人推崇，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现代气质”。与“妇女解放”类似，唐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具有“体育精神”的朝代。中国皇帝多不喜欢运动，独唐代除外。马球是唐代的“皇家运动”。唐代贵族马球风气之盛，在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属罕见。甚至在金城公主出嫁西藏这一外事活动中，还出现了“马球外交”。据记载，“景云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这是一场由吐蕃球队与唐代宫廷球队举行的一次马球对抗赛。球赛最终结果，以临淄王李隆基、嗣虢王李邕、附马杨慎交、武秀为一方的唐代球队获胜。特别是后来登上皇位的李隆基在这场比较中发挥十分出色，“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中宗甚悦，赐强明绢数百段，学士沈佺期、武平一等至皆献诗。”后来直到花甲高龄，唐玄宗仍打球不辍，同羽林军将士在骊山脚下的球场上驱马争夺。唐玄宗以后，宫廷球风更盛，唐僖宗李儇甚至曾经说过：“若开马球进士选，我当为状元。”他在逃亡期间，也不忘身带马球。

唐代的种种与众不同，都源于这个朝代的宽松、自由。而这种宽松自由，又是因为数千年汉族文化中那优质、健康、成熟的部分，和北方少数民族天真、刚劲、开阔的气质的偶然结合，催生了独一无二的自然、丰盛、灿烂。盛唐是中国人永远的回忆，也是中国历史不可超越的顶峰。那是中国人最自信、最放松、最自由的如同鲜花着锦的一段时光，不但绝后，而且空前。

唐代皇帝是胡人。李氏家族父系到底是不是汉人迄无定论，但是母系是胡人则毫无疑问。陈寅恪说：“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唐王朝是在中国经历了十六国至南北朝近三个世纪的大分裂、大动荡及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之后，在隋代短暂统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李渊的生母、皇后、一个儿媳均为鲜卑人，他有十九个女儿，女婿近半数为少数民族。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生母和皇后都是鲜卑人，唐高宗李治的曾祖母、祖母和生母是也都鲜卑人。即使李氏一族本是汉族，几代连续杂交混血，使中国最伟大的皇帝之一的唐太宗李世民最多只有十六分之三的汉人血统。而唐高宗李治，最多只有三十二分之三的汉人血统。从隋炀帝蒸父妃、唐太宗纳弟媳、唐高宗以父亲的才人武则天为皇后、唐玄宗以儿媳杨玉环为贵妃等种种事事看，他们的风俗习惯的确带有浓重的“胡风”“胡气”。

少数民族做皇帝，唐代并非空前绝后。但是唐代与元代、清代完全不同的是，唐代皇帝的少数民族血统是隐蔽的。盖古人观念之中，父亲提供了全部的遗传基因，母亲只提供了血液营养而已。所以在社会心理上，唐代帝王从来没有被当做少数民族看待。这是隋唐与元朝和清朝至关重要的区别。唐代皇帝既不必像元代与清代皇帝那样，对汉民族及汉文化抱着恐惧提防心理，同时又拥有根植于少数民族血液的蓬勃生命力，因而也就造就了他们博大开阔的胸怀与视野。正如陈寅恪所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伟业。”

这种“胡气”使唐初诸帝有着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心态。唐太宗宣称，他没有民族歧视心理：“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他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唐代公主和亲于史可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