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_第1节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内容简介

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的，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如同瀑布一样，飞流直下，越来越恶化。春秋时代中国人单纯淳朴；唐代人雄健阳光，有尚武精神；进入明清之后，流氓气越来越重。而此流变与专制制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通过世界视野中对中国国民性的观察和历史视角下对中国国民性演变过程的剖析，作者认为是落后的制度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近代以来，从梁启超、鲁迅到蒋介石、毛泽东，为改造国民性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收效甚微，其根源在于制度建设与国民性改造之不同步。中国人身上并没有过滤性病菌，要改造国民性，必须从制度方面去努力。

自序

前几日，我乘公共汽车去农村。农村青壮大都打工去了，沿途停车上来的多是走亲访友的蹒跚老人。这些老人乘车大都以同样奇怪的姿态：他们蜷进座位的角落，枯瘦的手紧紧锁住边上的栏杆。那几个坐在过道包袱上的老太太神色更加紧张，她们尽量把自己的身体蜷缩到最小，眼睛不安地盯在地板上，一旦有谁上下车从她们身边经过时，她们都毫无必要地颤颤巍巍地把小脚盘起来让路，人过去许久才小心翼翼地放下来。

这就是传统的中国农民的典型神态：在自己熟悉的一亩三分地之外，他们永远是紧张的、怯懦的，似乎周围充满不可测的危险。

我想起了作家关仁山讲过的一个故事：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河北滦县进行扫荡。他们把一个村子三百多口人集中起来，叫他们挖一个大坑。村民们知道这个坑是用来埋葬自己的，然而还是一锹一镐，认认真真地挖好了这个坑。然后，三百多人全部被枪杀，埋在这个坑里。

抗日战争过去六十多年了，我们在电视上还是能看到这样的新闻：一个歹徒，两天之内，仅凭手里的一把小小的水果刀，就能在长途客车上，当着大家的面连续强奸几个女孩，全车乘客，包括其中一个女孩的亲哥哥，都一言不发。

汉语里有一个独特的词——“顺民”，我不知道还有哪个民族的语言里有。那些农村老太太的神态，就是“顺民神态”。这种“顺民神态”告诉你，他们准备在任何公权力、暴力和不合理现象面前低头。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会选择顺从，而不是反抗。

是什么，造就了中国人独一无二的“顺民性格”？

是中国独特的历史和独特的政治文化。

黑格尔说中国是个“停滞的帝国”，汤因比说中国几千年里处于“僵化状态”。如果因此而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没有发展，那无疑是错误的。几千年的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专制技术发展史。

专制制度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一种制度。为了让这一家一姓能够千秋万代享有全天下的膏脂，它尽最大可能地压缩社会其他人群的权利和利益，尽最大可能地消灭一切对专有权力的觊觎和挑战，尽最大可能地维持稳定，保持现状，防止社会发展变化。套用鲁迅在《春末闲谈》中的比喻，专制技术就是掠夺者刺在中国社会神经上的一根毒针，它使得中国社会麻痹、僵化，失去反抗力，以利于它肆无忌惮地敲骨吸髓。

因此中华民族最大的发明创造不是“四大发明”，而是专制技术。这一技术，有高深的理论，有精密的设计，有庞大的体系。从韩非子到董仲舒，它背后有许多理论提供者。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确立郡县制度，是这一技术大规模应用的开始。汉武帝“独尊儒术”给秦始皇创立的硬制度，配合上了非常适用的意识形态体系。唐太宗完善了科举制度，把社会的智力资源统一到“皓首穷经”这一条路上来，有力地从制度上控制住了知识分子的头脑。清代诸君则大兴文字狱，在人们头脑里直接建立监狱，终于把专制制度推上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峰。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停滞”“僵化”，正是专制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正反映了专制技术不断发展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孟德斯鸠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专制的原则是恐怖，专制的目的是平静。”（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因此专制技术发展史的另一面，或者说这种技术成果的体现，就是一部漫长曲折的国民性演变史。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汇的河口，传统与现代，在各个层次交错重叠。从表面上看，或者用一句学术术语，从“器物层面”上看，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是全面西化了。西服领带早已取代了长袍马褂，大巴和小汽车取代了马车和轿子。在“文化大革命”把“四旧”破坏殆尽的基础上，我们再以现代化的名义，扫荡掉古老民居，建起一幢幢面目雷同的钢筋水泥大厦。但是，这仅仅是表象。改造一座城市远比改变一个头脑容易。请问，我们那些坐奥迪、用笔记本电脑的官员，他们跑官、买官、贪污腐败的方式，和明清那些坐八抬大轿的官僚，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吗？我们那些施用化肥、使用含激素饲料、每天晚上在电视前兴高采烈地看《康熙王朝》的农民父兄，在政府、权力和暴力面前的表情，和秦汉时代，有什么不同吗？

在现代化的外衣之下，传统中国的内核正在如几千年前一样安详地、不动声色地可怕地静静旋转。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错，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变幻莫测、光怪陆离。这种错综复杂，不但让外国人迷惑，也让中国人眩晕。世界诸重要国家中，只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最为崎岖曲折，多次重复缴纳高昂的学费，依然在同一个地方不断跌倒。西方国家的事物移植到中国，似乎逃不了被染上“中国特色”的命运。到现在为止，在中国人与中国人的面对面斗争中，成功者无一不是更“中国”的人。在晚清，慈禧太后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斗争中，那个深懂中国权力运作机要的老太太胜了。在民国初，从海外回来的孙中山被土生土长的官僚袁世凯轻而易举地打败了。

因此，认识清楚古老中国的内核，是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必须做的。这是我们走下去的前提和基础。

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一章 爱罗先珂和李鸿章

说到中国国民性，我们还要从欧洲人和乾隆皇帝的那次见面讲起。

公元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世界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英国的一个外交使团成功抵达中国，使团的目的是和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使团的团长叫马嘎尔尼。这个人是英国资深的外交家，二十多岁时就曾经做为特使，被英国国王派往俄罗斯进行重要谈判，在舌战中一举成名，此后飞黄腾达，做过爱尔兰事务大臣、格林纳达总督和马德拉斯总督。他走遍了大半个世界，这一年五十六岁，本来已经打算退休了。英国国王给他提供了很多有吸引力的官职，让他随便选择，他都拒绝了。他这一生该见的都见过了，该做的都做过了，心满意足，已经没有什么遗憾。

但是一听说国王要派他前往中国进行访问，他一下子兴奋起来，立刻同意了。原来他是一个“中国谜”。

中国谜？是的，那个时代欧洲有许多中国谜，也就是向往和崇拜中国的人。那个时代欧洲不仅有中国谜，还有中国热：一股向往中国的热潮。

明代后期，随着环球航道的开通，一些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到了中国之后，所闻所见让他们感觉非常震撼。他们没有想到，中国幅员这么辽阔，历史这么悠久，文化这么发达。当时欧洲四分五裂，战争连绵。中国却是个统一大帝国，几千年来一直沿续着一种文明。在传教士看来，中国有贤明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健全的行政机构，比欧洲强太多了。传教士在发往欧洲的信中，对中国大加赞赏，还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翻译到了欧洲。因此欧洲文化界的许多著名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大感兴趣。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他家的小礼堂中，毕恭毕敬地供奉上了孔子的画像，他称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德国大数学家莱布尼茨被称为“狂热的中国崇拜者”，他认为中国拥有“人类最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文明”。

今天的中国积极向西方学习，与世界接轨。那时欧洲学者们却说，要向中国学习，要与中国接轨。伏尔泰说，“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莱布尼茨甚至建议：“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

马嘎尔尼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谜，他一辈子最向往的事就是去中国。能到中国去，对他来讲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他已经走遍了世界各大洲，从加勒比海到印度，但神秘的中国对他来讲仍然是一个谜，一个让他魂牵梦绕的谜。在并不知道自己可能出使中国时，他已经在诗句中这样表达了对中国的向往：“仿佛我游览中国幸福的海滨，攀登她无比自豪的杰作万里长城。眺望她波涛汹涌的江河，她的都市与平原，她的高山岩石和森林。越过北方疆界，探研鞑靼旷野，不列颠冒险家从未到过的地方。”（转引自《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他曾经在梦中多次游历了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国家，如今有机会梦想成真，他怎么会不激动万分呢？

1792年秋天，马嘎尔尼率领一支由三艘军舰，和七百多人组成庞大使团，由英国的朴次茅斯港出发前往中国。经过九个月的艰难行驶，他们终于抵达了中国海面，见到了梦寐以求的中国。

但是一到中国，英国人就开始了一个又一个的吃惊。他们发现中国和他们想象的如隔天渊。他们经历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剧变。

欧洲人传说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他们传说，中国是以孔夫子的理论来指导的国家，整个国家就和一个大家庭那样亲爱和睦。“皇帝被认为是臣民之父……总督被认为是一省之父，知州为一州之父，他们像一家之父照料管理家庭生活那样，用同样的权威、关心和慈爱来主持工作”。统治者是“充满了仁慈”的，老百姓则是诚实而礼貌的。莱布尼茨说，中国老百姓“服从长上，尊敬老人……中国（即使）农夫与婢仆之辈，日常谈话或隔日会面之时，彼此非常客气，其殷勤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然而亲临其境的英国人却发现，事实与此截然相反。英国人发现，中国政府的统治充满“暴虐，压迫和不公”，而老百姓对政府的态度则是“畏惧，欺瞒和忤逆”。

英国人与中国官员的首次交往，就让他们看清了这个帝国维持秩序的基本手段：暴力。到达浙江沿海后，英国人需要一个熟悉海路的人把他们领航到天津。他们登陆定海，对当地总兵提出了这个请求。总兵对英国人极其热情，一口答应，不过与英国人设想的出资招募不同，定海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

英国人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巴罗说：“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又有两个人被带了进来，他们似乎比先来的人都更能胜任这项工作，却又早都不再下海，而是经商有成，无意再重操旧业。他们跪着恳求免除这趟劳役，但是毫无成效。皇帝的谕旨是不得违抗的。他们徒劳地哀告道，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一幕让英国人不寒而栗，在欧洲这是不可想象的。走出了中世纪的英国人信奉的是“权力源于人民”“人格独立与平等”“法律至上”“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它是国家的义务”。他们发现中国的信条则与此相反：“权力源于皇帝”“官员至上”“国家的需要压倒一切”。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除非是在一个专制的，其子民不知有法而只知有暴君的国度，这是不能容忍的。”

让英国人更震惊的是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并不如传说中的高。歌德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道德。”伏尔泰通过《中国孤儿》这样表达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们的国朝是建立在父权与伦常的信义之上的，是建立在正义、荣誉和守约的信义之上的。孝顺忠信礼义廉耻是我们立国的大本。”

英国人却注意到，在暴力统治下，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出现了很大的扭曲，缺乏自尊心，冷漠、自私、麻木。中国政府派了一些人上船来伺候英国人。那些中国人给英国人留下了这种印象：“撒谎、奸诈，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英国人说：“他们一有机会就偷，但一经别人指出就马上说出窝藏赃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饭时，我们的厨师就曾想厚颜无耻地欺骗我们。他给我们上两只鸡，每只鸡都少一条腿。当我们向他指出一只鸡应有两条腿时，他便笑着把少的鸡腿送来了。”

当然，更让英国人吃惊的是中国人的冷酷无情。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巴罗说：“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