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上海_第29节

是一家豪华的舞厅，老板是美国大佬路易.雷都的亚欧混血儿子，路易生前还经营过卡尔顿酒店（Carleton）和礼查饭店[27]。

可是，韦利的乐队里没有留给托马斯的位置，因为韦利已经签了钢琴家F.C.斯托弗，但是他还是想为阿隆佐和两兄弟争取一下。可惜的是，查尔斯和艾尔都是高音部的，好在查尔斯的单簧管也很出色，可以胜任。托马斯邀请这位乐队领班共进午餐。

“雷都的儿子算是半个中国人，不过，他的身份还是美国人，”在和平饭店的餐厅里，艾尔.韦利一边切着盘子里的羊排，一边说道，“只要美国保持中立的立场，日本人还会让他经营下去。这就是它的妙处啊，因为别处都被关闭了。”

托马斯点点头，心里默默合计着这顿饭吃了多少钱，起码要五块钱！他的心抖了一下，可是，不然他的队友们上哪里找工作呢？日本人一来，他们失去了一切。“我听说日本人要在法租界设一个副区？”

艾尔一边说着话，一边闲闲地将盘里的小青豆一字排开，动作利落轻巧，用他训练有素的巧手。“我也听说了，那就触到底线了。他们会干尽所有的坏事，哪里有点油水，就有他们的身影。你把手伸过去，他就给你打一针吗啡。”

“那么，音乐俱乐部呢？”

艾尔哼了一下，“如果你觉得那还能被称为音乐的话。不过除了菲律宾人，没人愿意给他们干。”在上海夜总会圈子里，菲律宾乐队是属于最低级的，他们擅长的是对时下流行的乐曲稍作改动，然后照搬演出。

“那么别的地方都会被关闭吗？”

“除了雷都的，”艾尔得意地说道，“我们要改名字了，新的名字配新的阵容， 就叫艾尔.韦利和他的有色男（Earl Whaley and his Coloured Boys），你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

“很好。”托马斯嘴上说着，心里却翻江倒海着。没有别的地方了，一年前，他会认为雷都只能算是二流的，因为他们还用了舞女，他都不会考虑上那儿去表演。可是，这个世界颠倒了，艾尔的乐队成了唯一幸存的黑人乐队，而雷都的地盘成了上海唯一能演奏爵士的地方，这一切都归功于它有一个美国的老板。而这是他唯一的可能。

他口干舌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想要来点派吗？”艾尔问道。

“柠檬蛋黄派是这里的特色。”托马斯故作轻松地说着，两块小小的柠檬派要一块钱，他只想尖叫，但他还是叫了两份。

此刻，在一个梦想正在碾成废墟的城市里，两个黑人，坐在铺着白桌布的餐馆里，四周空无一人，服务生都百无聊赖地站在那儿。“艾尔，”托马斯艰难地开了口，“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第二部 黑暗世界

THE DARK WORLD

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杜月笙去了香港，青帮随之瓦解，其中的大多数成员投靠了日本人。这些人是毫无原则的狗腿子，在主子的手下混口饭吃罢了。爵士音乐厅关闭后，在日本人的副区，也就是人们口中的“歹土”上，赌场、舞厅、鸦片馆和妓院生意兴旺，他们转而帮着日本人去敲诈勒索。在一个藏污纳垢的时代，歹土是罪恶的代名词，任何服务都可以用金钱买到，任何形式的性交易，任何名目的赌局，任何一种毒品，甚至于想取任何人的性命，都可以拿金钱去换。这是对以往时代的拙劣模仿，是恶性的集中爆发。

然而，当我为我的祖国担忧的时候，上海并没有让我失望。她和日本人抗争到最后一分钟，以二十五万条生命的代价，拿下了七万条日军的性命，日本人在中国第一次遭遇了顽强的抵抗。日本人曾经夸口，他们能够在三天里拿下上海，而这个城市用事实扇了日本人一个耳光。然而，尽管如此，我们的时代结束了，灵魂的放逐已经开始，上海变成了一座监狱，被大家称作黑暗世界。逃离黑暗世界是那时候很多人的心愿，有些人漂洋过海去了国外，有些人去了香港，也有些人去了内地，追随国民党的去了白区，追随共产党的去了红区。

我的生命里，经历了两次重生，一次是参加了这场革命运动，一次是遇见了他。和他在一起，让我知道，今后无论我们在哪里，只要他还活着，我就不会孤独。我知道，我终究是会回到他身边的，但我也同样知道，现在，我必须去北方。

.7.

一九三八年的冬天，中国的北方土地被分割得七零八落，形成了日占区、白区、红色根据地以及军阀割据并存的局面。红色根据地是在延安，陕西省的北面，那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地方，浑浊的黄河水，滔滔缓流，切割出了黄土高坡上的沟沟壑壑，可是，在宋玉花的心目中，那里是金子堆出来一般的宝地。

即使身为一个党员，宋玉花还是不能直接奔向延安。她要先到西安，西安属于白区，还是蒋介石的地盘，但是对于任何想进入延安的左翼人士来说，这里是一个中转站。宋玉花孤身一人来到这里，身上没有可证明她身份的书面介绍信，她知道，在被接受之前，她有可能需要在八路军联络处停留数周，接受审查。北方的组织非常严密，那里是军事中心，不同于上海，上海的组织其实不过是宣传机构。直到现在，她才想到，也许在她出来之前，应该接受陈鑫的建议，请他写信介绍自己的身份。

的士从驳杂错落的建筑群前面驶过，她叫司机不要停，因为她看见了前方有一个庙，在连成一片的低矮院落中非常显眼。“去那里。”她对司机说，一只手轻轻地触碰了一下缝在衣服里面的一个小包，那里有二十七颗钻石，她一路从上海带了出来，这些贵重的石头，成了她的一个负担，她不想带着它们去找八路军。

关于这些石头，她对谁也没说起过，但是最让她心里不安的是，她瞒过了托马斯，不过，那也只是现在。她知道，会有一天，她会拿出这个小包包给他看。可眼下，她得先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它藏起来。

到了庙前，她拿上行李，下了车。寒风中，她在这个陌生城市的小街上慢慢地走着，路两旁，是沿街院落的外墙，光秃秃的毫无特征。附近也没有类似公园这样的地方，她或者可以把小布袋藏到岩石下面。

她走进了庙里，对着佛像，双手合十，心里在思忖着。庙里没有别的香客，一个穿着烟灰粗棉长袍的光头僧人在一边看着她，她往一个瓷罐里投了几个铜板，和尚的脸上露出了微微的喜色。她取过一炷香，点上，跪在蒲团上拜了下去，她需要一个答案。

“女施主，”待她立起身来，僧人上前，浅浅一揖，“你看上去面有倦容，如若需要地方休息，那边有个小房间，请随意。”说着，他微微一点头，离开了。

她感激地道了谢，庙里很冷，但高高的围墙挡住了寒冬的朔风。她走向了大殿一侧的小耳房，房间里空空荡荡，只有一个蒲团供香客打坐歇息。从一扇很小的窗子望出去，是杂草丛生的后院。她看到，草地上立着好几个石碑，显得后院拥挤逼仄，这些石碑看上去很古老，上面刻满了字，字迹已经斑驳。她心里默默数了数，共有十来块石碑，石碑群的中间，是一棵枝干扭曲多瘤的老树，老树的枝丫光秃秃的，没有一片叶子，在二月的寒冷中肃杀着。小院的围墙很高，挡住了外面的视线。这里，会是她的避风港吗？如果她想退缩，这里的门会向她打开吗？她不想彻底跨过八路军的那道门槛，除非能留出一条退路，让她能够回到托马斯的身边。她出去绕到后院，在斑驳的墙面上寻找松动的砖块。

半个小时后，她回到了街上，一身轻松。她终于卸下了负担，那个装着几颗冰冷的石头的小布包，藏在贴身的衣衫里，烫得仿佛能灼出一个洞。这个小布包终于有了去处，她感到自由，轻快。现在，和任何一位共产主义信仰者一样，她也能够毫无负担地迈着轻松的步履，走进八路军联络处了。

当她走进联络处的时候，她以为时光倒流了。这里是一间简陋的平房小间，窗户上没有玻璃，糊着一层发白的宣纸，外面的阳光，经过过滤，照进房间里，变成了一种模糊的乳白。一张粗鄙的木头桌上，有一部手摇式电话，使它有别于普通的民居。房间里还有几个人，都穿着肥大的裤子，上衣也同样是松松垮垮的，腰间都系了一根宽宽的皮带。

她自己穿着一条简洁的长裙，低帮靴子，外面套了一件御寒的棉衣。就这一身衣服，还是她精心挑选过的，尽量显得朴实无华，是她心目中无产阶级的模样。可是，她往那儿一站，还是流露出一种不经意的富贵之气，引得别人都朝她看。

在那张木头桌子的后面，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她身材敦实，灰白的头发剪得很短，像一顶帽子一样扣在头上，她递给宋玉花一张表格，让她填写。宋玉花伸手取过一支钢笔，在墨水里蘸了一下，一落笔，劣质的笔尖就把薄得透明的表格扎出一个洞。她扫视了一下表格，小心翼翼地填写起来。表格的内容很简单，她很快就填上了自己的姓名籍贯等基本信息，以及宣誓加入上海分部的过程。除此之外，没有地方可以填写其他内容，她就在表格下方的空白处说明了一下自己的英语特长，然后交还给那个老女人。那个女人面无表情地在表格上盖了一个章，然后点点头表示收下了她的表格。

没有任何人问起她有什么技能，第二天，连给她指派临时任务的负责人也没问。结果，她被分配到洗衣房工作，给部队领导们洗被单和军装。她自己的衣裤都是拿到渭河边去洗的，那是黄河的一条支流，河水浑浊得像泥浆。她就在河边的石头上，搓揉她的衣服。她的手上起了水泡，开了口子，一夜下来，还没愈合，第二天又裂开了。她以前没有做过这些粗活，但她不在乎，也不在乎给领导的衣服上浆熨烫。

然而，夜晚却是最难的。只要一躺到她的单人床上，盖上毯子，她就会开始做自己的梦。闭上眼睛，他就来到了她身边，每一个夜晚，他们都在一起，他在她的心里长大，充满了她的全身心。她愿意这样半睡半醒的时间停留得长一些，和他多待一会儿，然后才渐渐在黑暗中沉睡。当白天来临，他就褪去了，那是她甜蜜的秘密。

不久，她就发现，自己想他的那种方式，就像在杜月笙身边时，想着她的革命事业，她的党。那些埋藏在心底的秘密，是她的私密空间，是她的另一个世界。抬头看看四周，身边也不乏年轻的男子，他们和她一样，也是刚刚来到这里，参加革命。但是，没有人对她有任何吸引力，她自己的隐秘世界更加美好。

她把头发剪短了，剪成和这里的女性一样的发型，齐耳根的短发，这对于她来说，几乎是一次对自我的挑战。在这里，她的脸也第一次晒黑了，没多久，刚烈的北风把她的皮肤吹得干裂发红，摸上去会疼。这里的年轻女孩都喜欢扎上皮带，把腰勒得紧紧的，但是她不喜欢那样，她的上衣总是松松垮垮的，头发也不像别的女孩那样剪得齐刷刷的。

晚上，她会去夜校上课，这些课是为新来的人开的。起先，她对这些课程充满期待，终于可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共产党的理论了。可是，去上了课才发现，在课堂上，她被问得最多的是关于上海。几乎每个学员都认为上海是个没有根的城市，居住着来自于别处的人们，他们根本都是异乡人，没有归属感的人。其实，事实并不如此，绝大多数的上海人，包括富有的阶层，在情感上依然和自己的家乡相连，他们会经常回乡探亲，扫墓，祭拜祖祠。这些学员还认为上海是一只大染缸，精神的染缸，一旦进入其中，跳进黄浦江也洗不干净。这些都是对上海的传统成见，而在这个课堂上，她就是上海的代表，所以，她学会了尽量少说话。但是，这么陈旧的观点，让宋玉花意识到，他们并不比杜月笙或者蒋介石高明到哪里去，只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而已。

在其他方面，这里是进步开放的，真诚地欢迎着向往革命的年轻人。在这里，她被接受了，有了一份工作，虽然只是分配在洗衣房工作，但这是她第一次能够自食其力。她发现，和她同住一个宿舍的其他女孩也都心怀感激，她们比她年轻，和她不同的是，她们没受过多少教育。这些女孩都是刚刚参加革命，以前没接触过进步组织。相处下来，她还发现这些女孩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她们都是为了逃离原来的生活才来到了这里。一个女孩是为了逃避包办的婚姻，另一个女孩是为了躲开婆婆的虐待，还有一个女孩是因为老家被日本人占领了。她们未必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但这里是她们暂时躲避的地方，在这里她们获得了自由。她们所有人，包括宋玉花在内，都在这里找到了栖身之处。

早春的一天，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欢闹的声音，她赶忙冲出洗衣房，跑出去看个究竟。她先是听到了嘹亮的歌声，接着，看见了一队学生模样的孩子，大约有二三十个男孩和女孩，戴着鲜艳的头巾，背着帆布背包，唱着节奏鲜明的进行曲，大踏步地从远处走来。

“他们是一路从重庆走过来的。”站在她身边的女孩子说道，一边用一块手帕擦干双手。

宋玉花吃了一惊：“那起码有一千里。”

“所以有足够的时间练习啊。”女孩咯咯地笑着。

这些孩子，唱着歌，沿着尘土飞扬的街道向前迈步，在宋玉花的眼里，仿佛是一群天使，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