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说。“要论漂亮,她才是呢。”
“是吗?她叫什么?”
“玛丽亚。查理,她真是个迷死人的小心肝,对吧?”
我该怎么回答?她们两个最后一次见面是八年前,妈妈过世的那一天。玛丽亚不过十多岁。我怎么开口说那以后发生的事情呢?告诉她女儿的生活里早已没有了我?告诉她玛丽亚已经出嫁了?告诉她我是那么不成器,以至于没资格参加她的婚礼?她过去是爱我的。她真的爱过我。过去,我下班回家,一进门她就会张开手臂向我跑来,嚷嚷着:“爸爸,抱我!”
后来发生了什么?
“我女儿因为我而抬不起头来,”最后,我喃喃说道。
“别犯傻了,”妈妈说。
她一边看着我,一边搓着手里的洗发香波。我低下了头。我是如此渴望给自己灌一杯酒下肚。我可以感觉到她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我可以听到她的手指在罗丝的头发中摩挲的声音。不能做一个好父亲是让我在母亲面前最抬不起头来的事情。
“你知道吗,罗丝?”妈妈突然开口说,“查理从来没有让我给他剪过头发。你能相信吗?他坚持要去理发店剪。”
“为什么,亲爱的?”
“噢,你知道,他们长到一定的年纪,突然之间就会摆出‘走开,妈妈,走开’的架势来。”
“孩子们常常因为父母的缘故而感到尴尬,”她说。
“孩子们常常因为父母的缘故而感到尴尬,”妈妈重复了一遍。
是这样的。青少年时期的我,常常拒妈妈于三千里外。我拒绝在看电影的时候坐在她边上。她的吻让我感到浑身难受。妈妈的好身材让我感到不舒服;她是我生活中唯一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我为此感到愤怒。我希望她能像别人的妈妈那样,穿着便服,剪剪报纸,烤烤布朗尼蛋糕。
“有时候,孩子的话最伤人,是不是,罗丝?你忍不住要问,‘这究竟是谁的孩子?’”
罗丝噗嗤一声笑了。
“但通常,他们是因为受了伤才这样做。他们想要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她朝我看了一眼。“记住,查理。有时候,孩子只是想让父母和他们一样受伤。”
和他们一样受伤?我是不是这样做的?我是不是因为被爸爸抛弃,所以想让妈妈一样感受到被抛弃的滋味?我女儿这样对我,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呢?
“我不是故意那样做的,妈妈,”我小声道。
“做什么?”她问。
“感到尴尬。因为你,你的衣服,或者……你的情况。”
“我的情况?”
她用水把沾着香波的手冲洗干净,然后接着冲洗罗丝的头发。
“一个因为母亲而感到羞愧的孩子,只不过是个没有长大的孩子罢了,”她说。
*
隔壁的房间里,有一只布谷鸟钟,微弱的钟摆声和齿轮转动的声音,打破了屋子里的静寂。妈妈开始用梳子和剪刀给罗丝剪头发。
电话铃响了。
“查理,亲爱的,”罗丝说,“能帮我接一下电话吗?”
我走到隔壁房间,顺着铃声,找到了挂在厨房门外墙壁上的电话。
“喂,”我拿起话筒。
形势突变。
“查尔斯·贝奈特?”
话筒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叫喊声。
“查尔斯·贝奈特!能听到我吗?查尔斯?”
我整个人呆住了。
“查尔斯?我知道你听着呢!查尔斯!我们发现了一起交通事故!说话啊!”
我双手颤抖,把电话挂上。
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
那时候,爸爸离开我们已经有三年了。午夜时分,我朦朦胧胧听到妹妹咚咚跑下楼,她常常跑去妈妈的卧室睡觉。我翻了一个身,把头埋进枕头,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查理!”突然,我听到妈妈压低了嗓子,呼唤我。她已经在我房间里了。“查理,你的棒球棍在哪里?”
“什么?”我在床上,迷迷糊糊用手肘把身体半撑起来。
“嘘!”我听到妹妹说。
“球棍,”妈妈说。
“要球棍做什么?”
“嘘!”妹妹又说。
“她听到了有动静。”
“屋里有贼吗?”
“嘘!”妹妹再说。
我的心跳一下子加快了。小时候,一直听人说起飞贼(我们小孩子一直以为飞贼真的会飞)翻墙入室,把屋子里的人都给绑起来。我立马联想到这些事情,并且把情况想象得更加糟糕:这个入侵者的唯一目的,说不定就是要杀我们呢。
“查理?球棍?”
我指了指衣柜。我的胸脯上下起伏得厉害。她找到了我用的那根黑色的路易斯维尔牌球棍,妹妹松开妈妈的手,跳到我床上。我的双手死死撑住床垫,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
妈妈轻轻推开门。“待在这里别动,”她小声说。我很想告诉她,她拿球棍的姿势错了,但她已经出去了。
妹妹靠着我,浑身发抖。和她一起躲在床上,我觉得很羞耻,所以我踮起脚尖,走到房门边。妹妹跟在后面,紧紧拉住我睡衣的一角,差点把我的睡衣给扯坏了。
贴着走廊,我可以听到房子里每一个轻微的响动,每一声响动都让我觉得是拿着刀的贼在走来走去。我好像听到了一声闷响。我听到了脚步声。我觉得有个凶神恶煞的男人正爬上楼梯,来抓我和妹妹。然后,真真切切的,我听到了撞击的声音。再然后,我听到了……人说话的声音?是有人在说话吗?是,不,等等,那是我妈妈的声音,是不是呢?我想跑下楼梯,又想跑回房间,躲到床上。接着,我听到了另一个声音——是另一个人在说话吗?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咽了口唾沫。
一会儿,我听到了关门声。重重的关门声。
然后是越走越近的脚步声。
妈妈的声音响了起来。“没事了,没事了,”她不再压着嗓子,快步走进房间,摸摸我的头,然后向妹妹走去。她放下球棍,棍子落在地上,发出“哐啷”一声。妹妹还在哭。“好了,好了,现在没事了,”妈妈说。
我一屁股靠到墙上。妈妈抱起妹妹。她长长吁了一口气。我从没有听过别人呼出这样长的气来。
“是谁?”我问。
“没有,没有人,”她说。但我知道,她在说谎。我知道是谁来过了。
“过来,查理,”她伸出一只手。我挣扎了一下,她拉了我一把。“吻妈妈一下。”但我拒绝了她。为了这件事,我一直很生她的气,一直到我长大成人,离开家的那一天。我知道那天晚上来的是谁。我生气,是因为她没有让我爸爸留下来。
“好了,罗丝,”我回到洗衣房,听到妈妈说,“再过半个小时,你就会变得很漂亮了。”
“亲爱的,是谁的电话?”罗丝问我。
我几乎无法摇头。我的手指在发抖。
“查理?”妈妈问我,“你没事吧?”
“没,没……”我艰难地回答道,“电话接起来没有人。”
“可能是推销员,”罗丝接口说。“他们常一听到男人接电话的声音,就把电话挂了。他们只喜欢和像我这样的老太太说话。”
我坐下。我突然感到精疲力竭,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了。刚才发生了什么?电话上的那个声音是什么人?怎么会有人知道我在这里,还不来抓我?我越想,越觉得头昏脑涨。
“你累了吗,查理?”妈妈问。
“让我,让我……静一静。”
我闭上眼睛。
“睡吧,”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但我分不清是妈妈说的,还是罗丝说的。是的,我已经不清醒到了那种地步。
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
那一年,我15岁,到了第一次刮胡子的年龄。我的下巴和上唇都长出了乱蓬蓬的胡髭。有天晚上,吕贝塔睡着后,妈妈把我叫到浴室。她买了一把吉列安全刮胡刀,两把可替换的不锈钢刀片和一罐伯玛牌剃须膏。
“你知道怎么用吗?”
“当然”。我说。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用那玩意儿。
“那你来试试看,”她说。
我挤了点刮胡膏到手上,然后沾了一点到脸上。
“要先揉一揉,”她说。
我揉了揉,脸颊和下巴处起了泡沫。我拿起刮胡刀。
“小心点,”妈妈说,“顺着一个方向刮,不要上上下下地动。”
“知道,”我说,语气里带着点恼怒。在妈妈面前刮胡子让我很不自在。这事该由爸爸来教我。她知道这一点。我也知道这一点。但我们都没有开口点破。
我按照她的指示,顺着一个方向刮去,看着刮胡泡沫渐次退去,露出一道皮肤来。当刮胡刀转过下巴,往下走的时候,刀片卡了一下,我感到一阵刺痛。
“啊呀,查理,你没事吧?”
她向我伸出双臂,但马上又缩了回去,好像突然意识到她不该这样做。
“不用担心,”我说。我觉得我可以继续刮下去。
她在边上看着。我继续刮。剃须刀在我的下巴处和脖子间游走。刮完后,我看看妈妈。妈妈用一只手掌托住自己半边脸,看着我,微笑了。“我的天,你还真学会了,”她轻声说,语调里故意带上了英国腔。
这让我觉得挺快活。
“现在去洗脸吧,”她说。
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
那是一个万圣节。那一年,我十六岁,已经过了挨家挨户去索要糖果[6]
的年龄。但妹妹还是吵着要我在晚饭后带她出去——她认定天黑以后出去讨糖果能够讨来更好的——我勉强答应了,因为我的女朋友琼尼应允和我们一起去。读大二的琼尼是学校拉拉队的队长,而我那个时候可是学校棒球队的明星队员。
“让我们走远一点,这样我就可以要到以前没有见过的糖果,”妹妹说。
室外挺冷的。我们把双手插在口袋里,从一家走到另一家。吕贝塔把所有讨来的糖果都装在一个棕色的牛皮纸购物袋里。我穿着棒球夹克,琼尼穿着拉拉队的套头衫。
在一户人家门口,妹妹敲了门,门一开,她就兴奋地喊道:“不发糖就捣乱。”
“哦,亲爱的,你是谁啊?”开门的女人说。我猜她和妈妈差不多年纪,但她的头发是红色的,穿着家居服,眉毛画得很糟糕。
“我是个海盗,”吕贝塔说,“哇呀呀。”
那个女人笑了,往妹妹的口袋里扔了一小块巧克力,她那样子,好像是往银行里扔了一个分币。巧克力落在袋子里,发出“扑通”一声。
“我是她哥哥,”我在一旁说。
“我,我是……我和他们一起的,”琼尼说。
“你们的父母我认识吗?”
她又拿出一块巧克力,准备往纸袋里扔。
“我的妈妈是贝奈特太太,”吕贝塔回答。
那个女人愣了一愣,捏着巧克力的手缩了回去。
“你是说贝奈特女士?”她问。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那个女人脸上的表情变了,两道画过的眉毛向下拧在了一起。
“你们好好听着,宝贝儿。回去告诉你妈妈,我丈夫不需要她天天在他店门口,穿得花枝招展的晃来晃去。告诉她休想打主意,听到了吗?休想打主意。”
琼尼转头看我。我的脖子一下子红了。
“这块巧克力也给我吗?”吕贝塔问,她的眼睛还看着那块巧克力。
那个女人把巧克力举到了胸口前。
“走,吕贝塔,”我闷声说,拽着她就走。
“有什么样的妈妈,就有什么样的孩子,”那个女人说。“你还什么都想要。回去告诉你妈,休想打什么主意。休想,听到了吗?”
她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已经落荒而逃,跑到了她家院门口草地的中间。
罗丝道别
我和妈妈走出罗丝家的时候,太阳光更强了。罗丝一直送我们到门廊的尽头,她站在那里,拐杖靠在铝制的门框上。
“好了,再见了,亲爱的罗丝,”妈妈说。
“谢谢你,亲爱的,”她说,“希望很快再见到你。”
“当然会。”
妈妈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亲。我必须承认,妈妈的手艺真是不错。罗丝的头发现在又整齐又有型,她好像比我刚看到她的时候,年轻了好几岁。
“你看起来真不错,”我告诉她。
“谢谢你,查理。我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要去呢。”
她调整了一下扶拐杖的姿势。
“什么地方?”
“我要去见我的丈夫。”
我没敢追问她的丈夫在哪里,怕答案是老人院,或者医院这种地方。所以,我敷衍道:“哦,是吗?那可不错。”
“是啊,”她轻柔地说。
妈妈从自己的衣服上拉下一个散落的线头,然后看看我,笑了。罗丝往后退了几步,这样,她就可以把门关上了。
妈妈扶着我的胳膊,小心走下台阶。我们走到街边,她向左指了指,我们便转弯向左。这时候,太阳已经直直地照在我们身上了。
“我们回去吃午饭,怎么样,查理?”她说。
我几乎笑出声来。
“怎么了?”
“没什么。好呀,吃午饭。”这听起来是很有道理。
“你现在感觉好一点了吧?——刚才你在罗丝家打了一个小盹呢。”
我耸耸肩,“可能吧。”
她慈爱地拍了拍我的手。
“她快要死了,你知道吗?”
“谁,罗丝?”
“嗯。”
她对着太阳眯起眼睛。
“我不懂,她看着挺好的。”
“她今天晚上就要死了。”
“今晚?”
“对。”
“但她不是说要去见她丈夫吗?”
“她是要去的。”
我停下了脚步。
“妈妈,”我问,“你怎么知道?”
她脸上露出了微笑。
“因为,我已经帮她准备好了。”
3.中午
鸡仔上大学
我猜想,妈妈生命中最快乐的那一天,是我去上大学的那天。至少,在那一天开始的时候,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的专长,大学给了我一笔棒球奖学金,相当于一半的学费。妈妈告诉亲朋好友的时候,只说我拿到了“奖学金”,她喜欢这个词,虽然大学招收我,更多的可能是为了让我给校队打棒球,而不是为了让我读书。
我还记得妈妈开车送我去大学的那一天。天还没有亮,她就起床了,等我下楼的时候,餐桌上已经有满满一桌子好吃的在等着我了,煎饼、培根、鸡蛋——就算家里有六个人,也吃不了那么多。吕贝塔想和我们一起去,但我的回答是绝对不行——我的意思是,有妈妈陪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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