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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肩膀上哭泣。更糟糕的是，她还年轻，又漂亮。所以对女人来说她是一个威胁，对男人来说是一个机会，对孩子来说是个奇怪的人。设身处地想一想，你会发现这真不是什么好处境。
好几次，我注意到我们在超市的货架之间，推着购物车的时候，人们用特殊的眼光看着妈妈。这种特殊的眼光在妈妈送我们去学校的时候也能看得到。那是爸妈离婚后的第一年，她总是穿着她的护士白大褂和白鞋白袜送我们去学校。在校门口，她总是走出汽车和我们吻别，我能强烈地感觉到，其他人的妈妈们盯着我们看。吕贝塔和我变得很不自在，离学校越近，我们就越局促不安。
“给妈妈一个吻。”有一天，妈妈弯下腰说。
“不要了，”我边说边闪开。
“不要什么？”她问。
“就是……”我耸起肩膀，皱着眉。“就是……不要啦。”
我不敢看妈妈的脸，所以我就看着自己的鞋。她弯着腰，一动不动，过了几秒，才直起身子。我听到她吸了一下鼻子。我感觉到她捋了捋头发。
等我抬眼看时，她已经开车走了。
*
有天下午，我和一个小伙伴跑到教堂的停车场玩球，教堂的后门突然开了，走出来两个修女。我们以为做错了什么事情，站着没敢动弹。但两个修女朝我招了招手。她们各自端着一个铝制的餐盘。我走近她们，可以闻到盒子里肉饼和青豆的味道。
“过来，”其中的一个对我说，把铝盘子递给我。“这是给你家的。”
我不明白她们为什么要给我食物。但我又吃不准是不是可以对修女说“不，谢啦”。所以我默默接过盘子，端起盘子往家走，心想大概是妈妈特意定的。
“你拿的是什么？”进屋时，妈妈问我。
“是修女给我的。”
她打开包住餐盘的保鲜膜，嗅了嗅食物的味道。
“是你问她们要的吗？”
“没有啊。我在那里玩球。”
“你没有问她们要？”
“没有。”
“我们不需要别人的食物，查理。我们不需要别人的施舍，你要弄明白。”
我觉得需要为自己辩护。我还不太明白“施舍”是什么意思，但我听得出来，施舍不是什么人人都想要的好东西。
“我没有问她们要！”我抗议说。“我压根不爱吃青豆！”
我们互相看着对方。
“这又不是我的错，”我说。
她从我手中接过两个盘子，把里面的食物统统倒在水槽里。她用一把大勺子，把肉饼一勺勺塞进水槽的下水口。然后是青豆。她的动作里充满了怒气，我的眼睛一眨不眨，看着她。她把所有的食物都塞进了那个小孔。然后，她拧开水龙头，打开安装在水槽孔里的搅拌机。搅拌机发出轰鸣声，一会儿轰鸣声突然变强了，说明塞进去的东西都已经被粉碎干净。妈妈移开水槽孔的盖子，关上水龙头，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好了，”妈妈转过头对我说，“饿了吗？”
*
我第一次听到别人称妈妈为“离婚的女人”，是在一次全国性的棒球巡回赛后。教练把队员们的球棒都扔在他的客货两用车的后备厢里，另一个球队有个队员的爸爸从里面错拿了我的球棒。我跑去对他说：“这个是我的。”
“是吗？”他边看着手里的球棒，边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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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这根球棒是我放在自行车后带过来的。”
他确实有理由怀疑我。大多数孩子是坐他们爸爸的车去参赛的。
“好吧，”他说着，把球棒递还给我。然后，他眯缝起眼睛，问我：“你就是那个离婚的女人的孩子吧？”
我看着他，无言以对。离婚的女人？这个词听起来好古怪，我从来没有把这个词和妈妈联系起来。人们通常会问我，“你是雷·贝奈特的孩子吧？”我不知道哪种问法更让我不舒服，是这个听起来很古怪的新称谓，还是那个熟悉的、但已经不再是我爸爸的那个人的名字。
“那你妈妈，怎么样啊？”他问。
我耸耸肩。“她很好。”
“是吗？”他说。他在观察我脸上的表情。“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我感觉妈妈好像就站在我的背后，我是她和前面这个人之间唯一的阻隔。
“她很好，”我重复道。
他点了点头。
某些人的点头是不可信的。我就没有相信他的点头。
*
如果那天是我开始熟悉“离婚的女人”这个字眼，那么，我还清楚地记得，是什么时候，它变成了一个让人惧怕的名词。那天，妈妈让我去食品店买一些番茄酱和卷饼。为了少走一点路，我绕到院子后面。转过隔壁家的房子，我看到学校里两个年级比我高的孩子，正鬼鬼祟祟靠在一起。其中那个颇为健壮的孩子，雷恩，似乎是想挡住胸前一样什么东西，不让我看到。
“嗨，贝奈特，”他招呼我，语速显得有些急促。
“嗨，雷恩，”我回答。
我看了看另外一个男孩。“嗨，卢克。”
“嗨，鸡仔。”
“去哪里？”雷恩问。
“范尼利食品店。”
“噢，是吗？”
“是的。”
他藏在衬衫后面的手伸了出来。原来他拿着一个望远镜。
“用这干吗呢？”我问。
他转过脸看看后面的树。“这可是军用物资，”他说，“是双筒的。”
“能够放大二十倍，”卢克补充道。
“让我看看。”
他把望远镜递给我，我举起来，放到眼前。镜筒的四周还带着体温的余热。我朝上看看，又向下看看。先看到模模糊糊天空的颜色，然后是一片松树，然后是我自己的脚。
“他们打仗的时候用这个来侦查敌人，”卢克说。
“这是我爸爸的，”雷恩说。
我最恨听到爸爸这两个字。我把望远镜递还给他。
“再见，”我说。
雷恩点点头。
“再见。”
我继续往前走，但总觉得有些什么不对劲的地方。雷恩刚才迅速把脸转向树丛的方向的样子，让我心生疑窦。所以，我又绕过那幢房子，躲进树丛，想看看他们究竟在做什么。接下来，我所看到的那一幕，现在想来依旧能让我怒火中烧。
那两个人，紧紧挨着对方站着，他们不再面对着树丛，而是朝着另外一个方向，我家的方向。他们轮换着举起望远镜。随着他们望远镜的方向看去，镜筒正对着妈妈卧室的窗口。我看到她的身影从窗框边闪过，看到她把双手举过头，我立即意识到：下班回家，换衣服，卧室。我感到自己的身体一下子变得冰冷。有一样东西在我的身体里，从脚底心一下子蹿到了脑脖子上。
“噢，耶，”我听到雷恩小声欢呼着，“看那个离了婚的女人……”
我觉得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那么愤怒过，以前没有，以后也再没有过。我的双眼冒着怒火，向比我年长的他们冲了过去。我从他们背后扑上去，一把抓住雷恩的脖子，拳头像雨点般，落在一切正在移动的事物上。一切。
散步
妈妈穿上了白色的粗呢外套，然后稍稍晃了晃肩膀，让外套妥妥帖帖落在身上。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妈妈常去给那些年老得无法出门的老太打理头发。她挨家挨户地去，让这些老太太们能继续享受美发的权力。她说她有三户人家要去。我随她穿过车库，脑子里依旧一片混沌。走到房子外面。
“想不想沿着河走过去，查理？”她说，“一天中的这个时候非常美好。”
我无语，点点头。自从躺在湿草丛里，看着撞成了一团的车皮，时间过去有多久了？我还尝得出嘴里的血腥味，疼痛像波浪一样，一阵阵向我袭来，这一分钟还没事，下一分钟就浑身疼痛起来。但我不知怎么就在这里了，走在老镇的街道上，穿着呢子外套的妈妈走在我边上，我还替妈妈拿着她装了美发工具的紫色塑料包。
“妈妈，”我终于鼓起勇气问：“你怎么会……？”
“怎么会怎么样，亲爱的?”
我清了清喉咙。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我住这里，”她说。
我摇了摇头。
“不，”我小声说，“你已经不住这里了。”
她抬头看了看天。
“你知道吗，你出生的那一天，天气跟今天一模一样。有点冷，但很舒服。我是黄昏的时候被推进产房的，记得吗？（妈妈说话的语气，让我觉得应该回答她，‘噢，是的，我记得。’）那个医生，叫什么名字来着？莱珀索？对，莱珀索医生。他让我一定要在六点以前把孩子生出来，因为那天晚上，他老婆给他准备了他最爱吃的晚餐，他说他可不想错过。”
这个故事我已经听过了。
“炸鱼条，”我小声附和道。
“炸鱼条。想不到吧？这么简单的东西。至少也应该是牛排，才说得过去吧。哎，算了，我才不管呢，反正他吃到了他的炸鱼条。”
她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些许调皮。
“而我呢，得到了你。”
我们又走了几步。我头疼欲裂，用拳头敲了敲额头。
“怎么了，查理？是不是很痛？”
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我却无法回答。痛？我应该从哪里说起呢？撞车？翻车？三天来靠酒精维持的生命？婚礼？我的婚姻？抑郁症？过去的八年？我还有不痛的时候吗？
“我好久没有感觉这么好了，妈妈，”我回答。
她继续往前走，眼睛注意着路旁的草丛。
“你知道吗，我和你爸爸结婚后的三年里，一直想要一个孩子。那个时候，结婚三年还不生孩子，算是很长的时间了。人们开始议论，是不是我身体有什么问题。我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
她轻轻吸了一口气。“我不能够想象没有孩子的生活。有一次，我甚至……等等，让我看一看。”
她带着我，朝我们院子一角的一棵大树走去。
“这是有一天深夜，我睡不着，”她拍打着树干，摩挲着树皮说，好像要挖掘出一件宝藏。“哦，还在呢，”她说。
我凑过去，看到树干一侧上刻着“求求你”几个字母。小小的，弯弯扭扭的字。要仔细看才看得清，但确实是那几个字。“求求你”。
“不是只有你和吕贝塔才在木头上刻字呢，”妈妈笑着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祈祷。”
“祈祷有个孩子？”
她点点头。
“为了生我？”
又是点点头。
“在一棵树上？”
“树每天都向上看，望着上帝的方向。”
我做了一个鬼脸。
“我知道，”她举起双手，像是向我投降。“你总是老一套，妈妈，”她模仿我的口气说道。
她又摸了摸树皮，发出了轻轻的吁声。她似乎在回忆自从我降生以来发生的所有事情。如果她知道了我的状况，又会有怎样的感慨呢？
“现在，你知道妈妈是多么希望把你生出来了吧，查理，”妈妈的手松开树干，“做孩子的，常常会忘记这些。他们觉得自己的降生是个负担，而不是父母实现了的心愿。”
她拉了拉外套。我想要哭。实现了的心愿？有多久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温暖的话了。对此，我应该心存感激，感到羞愧，并对自己的自暴自弃感到后悔，对吧？但是，那一刻我心里想的是酒，我想要喝上一杯，最好是几杯。我渴望陷入酒吧的昏暗之中，在灯泡微弱的光晕下，我渴望尝到让人麻木的酒精的滋味，看着一杯杯的酒变空，知道自己喝得越快，就越快超脱于这个世界。
我走近她，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我多少有点期待着我的手会直接穿过她的身体，就像我们在鬼片里看到的那样。但是，没有。我的手落在她的肩膀上，我可以隔着衣服感觉到她瘦弱的身躯。
“你已经死了呀，”我脱口而出。
一阵风突然翻卷起地上的落叶。
“你不要想太多了，”她说。
*
宝儿·贝奈特是个能说会道的人，大家都这么说。但是，不像其他善于讲话的人，她同样善于倾听。在医院里工作的时候，她倾听病人的诉说；在炎热的夏天，坐在折叠式的沙滩椅上，她倾听邻居们的闲聊；她喜欢听人讲笑话。她会笑得弯下腰去，顺势推推讲笑话的人的肩膀。她是个好听众。她很迷人。那是人们对她普遍的看法。有魅力的宝儿。
但显然，这些都只是爸爸的手还揽着她肩膀的时候的情形。离婚以后，离开了他的臂膀，其他女人就不希望这样一个有魅力的女人离他们的丈夫太近了。
就这样，妈妈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就好像得了鼠疫一般。她和爸爸以前不是一直同邻居们玩扑克吗？结束了。不是常常收到邀请，去参加生日派对吗？再也收不到了。每年七月四日的国庆野外烧烤会还是举行的——到处可以闻到炭烧的味道——但是没有人邀请我们参加。圣诞节，照例会看到别人家的屋子前停着许多车，透过客厅窗户可以看到许多大人走来走去。而我们的妈妈却待在家里，和我们在一起，和面粉做饼干。
“你不去那个派对吗？”我们问她。
“我们在这里不就是个派对吗，”她这样回答我们。
她让我们觉得，留在家里是她自己的选择。就我们三个。很久以来，我以为新年之夜就该待在家里，在冰激凌上洒上巧克力糖浆，在电视机前吹喇叭敲铃铛。直到有一年，我吃惊地发现我同龄的少年玩伴都利用这天晚上，偷家里酒柜中的酒喝，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总在这一晚穿戴整齐，八点一到就出门了。
“你的意思是，新年的晚上，你被你妈套牢了？”我的伙伴问我。
“是啊，”我悲哀地说。
但是，事实是，我魅力十足的妈妈，被我们套牢了。
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
老爸离我们而去的时候，我已经过了相信圣诞老人的年纪了，但吕贝塔只有六岁，她还相信那不是个游戏：她留下一些饼干，写一张纸条，圣诞夜乖乖上床，然后偷偷摸到窗边，指着星星问：“那是圣诞老公公的驯鹿吗？”
我们三个人一起过的那第一个十二月，妈妈想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