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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进去。
*
屋子里有一点发霉的味道，隐约还有一点甜甜的地毯清洗剂的味道，好像有人（难道是殡仪馆的殡葬师？）刚刚洗过地毯似的。我从门厅的衣柜和小时候常常被我们当作滑梯用的楼梯间穿过，走进厨房。厨房里的瓷砖地已经上了年头了，墙上挂着樱桃木的橱柜。我拉开冰箱的门想去找酒喝，时至今日这已经成了我的下意识动作。
我后退了一步。
冰箱里居然放了不少吃的。
有食品盒。有吃剩的意大利面条、脱脂牛奶、苹果汁、浆果酸奶。一刹那，我觉得该不是有人搬进来住了，现在这里已经是他的家了。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把房子弃之不管所付出的代价。
我打开一扇橱门，里面有立顿茶，一瓶杉卡牌咖啡速溶粉。打开另一扇门，里面有糖、莫顿盐、胡椒粉和色拉酱。我看到水槽里洗洁精的泡沫中浸着一个盘子。我很慢很慢拿起盘子，又放下，好像努力要让它回到原来的地方。
就在这时候，我听到了什么。
声音是从楼上传来的。
“查理？”
然后又重复了一次。
“查理？”
那是我妈妈的声音。
我跑出了厨房，手指上还沾着洗洁精的泡沫。
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
那年我六岁。那是一个万圣节，学校组织一年一度的万圣节游行。所有的孩子都参加，沿着附近的街道行进一圈。
“给他买套衣服吧，”爸爸说，“店里有的是，五美元零一毛。”
但我妈妈说：“不”。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万圣节活动，所以她决定要亲手为我做一套特别的衣服：木乃伊外套。因为木乃伊是那时候的我最喜欢的恐怖形象。
她弄了些白色的旧纱布，旧毛巾，把它们扯成布条，把我包裹起来，然后再用安全别针把布条固定住。她又用了许多卫生纸和透明胶带缠绕在我身上。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弄完。出发前，我透过布条的缝隙，看了一眼镜子里的我。我成了个不折不扣的木乃伊。我耸起肩膀，前后摇摆。
“欧，你看起来可真吓人啊，”妈妈说。
她开车带我到学校。我们开始游行。越走，裹在身上的布条就越松。走过两条街道后，天开始下雨。卫生纸融化了，布条往下滴水。很快，布条就滑到了我的脚踝、手腕和肩脖上，露出了我的内衣和内裤。那时候的我，总穿着宽松式的花短裤，那是妈妈的意思，因为她觉得那样的短裤更舒服。
“看查理啊！”我边上的孩子们叫嚷着。他们都在嘲笑我。我的脸涨得通红。我希望自己能够立即消失，但是，走在游行队伍中的我，怎么可能消失呢？
走回学校操场的时候，家长们都已经拿着相机在那里等着了。我湿漉漉的，披着一堆烂布条和碎纸片出现了。我先看到了妈妈。然后她看到了我。她抬起手，遮住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你把我的一生都给毁了！”我冲她嚷道。
“查理？”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躲在后门廊下，心跳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几秒钟前，我还缓缓拖着自己的身体，力不从心地站在冰箱前；几秒钟后，我的心却狂跳不已，觉得氧气不够。我的身体在颤抖。厨房的窗就在我背后，我却不敢回头看。我已经看到过了我死去的妈妈，现在我又听到了她的声音。我身体以前也受过伤，但这一次，我想我不仅身体伤了，脑子大概也坏掉了。
我呆在那里，胸部一起一伏，眼睛不敢离开眼前的草坪。小时候，我们把那叫做后院，现在看来不过就是一小片草地罢了。我想过要穿过后院，翻到邻家的院子里去。
然后门开了。
然后妈妈走了出来。
我妈妈。
就在那里。就在门廊下。
然后她转向我。
然后她对我说，“站在那里干吗呀？外面挺冷的。”
*
现在，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解释清楚，我是怎么迈出那一步的。那一步像是让我从地球上跌了出去。如果你看到的事情和理智告诉你的不相符，那么你就得决定相信什么。我看到了我妈妈，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我听到她叫我的名字。“查理？”她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这样叫我的人。
是我的幻觉吗？我应该朝着她走过去吗？她会不会像一个肥皂泡那样消失呢？说实话，那一刻，我的四肢完全不听我的使唤，好像是别人似的。
“查理？发生什么了？你怎么浑身都是伤？”
她穿着蓝色的宽松长裤和白色的外套——她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清清爽爽，就算是清晨刚刚起床——她看起来和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模样差不多。那次看她是为了她七十九岁的生日，她戴着一副红边眼镜，那是一件生日礼物。她慢慢抬起手，用眼神招呼我走近她。我没有意识到，吸引着我的还有她的眼镜，皮肤，头发，开门的动作。那是个熟悉的动作，以前我不小心把网球扔到屋顶上去，她常常这样开门去捡球。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融化了，好像她的脸庞所散发出的光芒，温暖到了我的心底。那股热量，顺着我的脊背流下去，一直流到脚底心。那时候，有样东西轰然倒塌了，我几乎能够听到倒塌的声音。倒塌的是那堵竖在相信和不信之间的高墙。
我屈服了。
飞出地球。
“查理？”她又开口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做了一件你也会做的事情。
我抱住妈妈，仿佛永远都不会松手了。
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
那年我八岁。老师给我布置了一个家庭作业，要我准备在全班面前解释：“回声是怎么发生的？”
放学后在爸爸的烟酒店，我问爸爸：回声是怎么回事？他正在货架间，拿着一本货品登记本和一支铅笔，弯腰清点货品。
“我不知道，鸡仔。大概和打弹子差不多吧。”
“回声不是发生在山里面的吗？”
“唔？”他一边点着瓶子，一边心不在焉地说。
“你打仗的时候不是在山里吗？”
他看了我一眼。“问那个干什么？”
他又回头查看他的本子。
那个晚上，我转而向妈妈求助。她找出一本字典，我们一起坐在客厅里。
“让他自己去解决，”爸爸在一旁说。
“雷，”妈妈说，“我有权利帮助他吧？”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她帮我理解并背出了那段解释。然后我站在她面前排练。
“回声是怎么发生的？”她问。
“声源在停止发出声波后，声波继续传播，”我回答。
“发生回声必须有什么样的条件？”
“声音必须碰到障碍物反弹回来。”
“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听到回声？”
“安静，其他声音被吸收掉的情况下。”
她笑了，“很好。”然后她喊了一声“回声”，接着，用手遮住嘴，学着样子发出一声声“回声，回声，回声”。
一直站在边上看我们排练的妹妹，指着妈妈嚷道，“那是妈咪！我看到妈咪的嘴巴在动！”
爸爸打开了电视机。
“真是浪费时间，”他嘟囔道。
走调的旋律
你还记得那首歌吗？《是不是什么重要的事要发生了？》那是一首轻松的快歌，歌手通常穿着燕尾服，在大爵士乐队的伴奏下演唱。歌词这样唱道：
独自一人，走在街头；独自一人，参加派对
无论何地，你独自一人，突然意识到，
你在看着他的眼睛，突然意识到
是不是什么重要的事要发生了？
妈妈很喜欢那首歌。不要问我为什么。五十年代，电视台在史蒂夫·阿伦主持的娱乐节目开始前总播这首歌。在我的记忆中，那还是黑白片。不过，回想起那时候，好像什么东西都是黑白的。反正，妈妈认为那首歌很“摇摆”，那是她的说法——“噢，听啊，这歌很摇摆！”——每当电台里放这首歌的时候，她就会打起响指，好像指挥着一个乐队。家里有一台音响，有一年生日她得到了一张鲍比·达林的唱片，里面有这首歌。每次吃完晚饭，洗碗碟的时候，她就放上这张唱片。那时候爸爸还在。他通常坐在一边读报纸，她会走到他的身后，轻轻敲打他的肩膀，嘴里唱着：“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了？”。通常，他是不会抬头的。然后，她会走到我这里，一边唱，一边假装把我的胸脯当成鼓来敲。
你在“二十一”餐厅吃饭，想着不能点太多，
拒绝了巧克力慕司蛋糕，要了一颗无花果，
突然蓝色的天边，走来少女或少男，
那么，是不是什么重要的事要发生了？
我想笑——特别是她唱到“无花果”的时候——但因为爸爸连头都没有抬，如果我笑出声来，感觉像是对爸爸的背叛。但妈妈开始挠我痒痒，我就忍不住了。
“重要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她接着唱，“大男孩，大男孩，大大大男孩。”
有一阵子，她天天晚上放这首歌。但爸爸离开我们以后，她就再也没有放过。鲍比·达林的唱片就此搁在了架子上。唱机上积起了灰尘。起初，我还以为是因为她对音乐的口味变了，因为我们孩子通常就是这样，这一阵觉得约翰尼·雷是个很棒的歌手，过一阵觉得还是吉尼·文森特更棒一些……后来，我才意识到，她是不想让那首歌触动到那个“重要”的伤心往事。
屋子里的人
老屋的厨房里有一张橡木圆餐桌。有天下午，还在上小学的妹妹和我突发奇想，试图用餐刀在桌上刻下我们的名字。刻到一半，听到开门的声音，妈妈下班回来了。我们赶紧把刀扔回到抽屉里去。妹妹随手抓起一个她能够得着的大家伙，也就是一个半升容量的苹果汁盒，放在桌上，企图遮住我们的作品。妈妈进门的时候，还穿着护士制服，胳膊里还抱着一摞杂志。“妈妈”，我们的招呼打得又急又快，让她立即意识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因为，她的脸上立马有了“你们两个小孩子又干了什么调皮事”的表情。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当时的情景一看就很不对头，才下午五点半，我和妹妹就坐在平常本应该空空如也的餐桌旁，桌子中间放着半加仑苹果汁。
反正，她抱着杂志，用胳膊肘把那盒苹果汁推开了一点，看到桌上刻着“查”和“吕贝”几个字——我们还没来得及全部刻完——她的喉咙里先发出响亮的、像是非常生气的喘气声，然后大声嚷道：“好么，非常好么！”我的小脑袋瓜想：或许我们干得还真不赖。好就是夸赞的意思，对不对？
事情发生的时候，爸爸不在家，外出旅行了，妈妈威胁我们说，爸爸回家来肯定会发脾气的。那天晚上，妈妈做了肉饼塞蛋——这道菜是妈妈照着菜谱学着做的，菜谱说不定就是她从那些杂志里看来的——我和妹妹坐在餐桌旁，忍不住瞟我们的作品。
“你们把这张桌子彻底给毁了，”妈妈说。
“对不起，”我们嘀咕道。
“说不定，你们的手指还会被刀切到。”
我们坐在那儿听妈妈的教训，头低低的，好像很忏悔的样子，但其实我们心里都在想着同一件事情，只不过妹妹说了出来。
“那，是不是让我们把名字刻完呢，至少那样就完整了？”
听她这样说，我差不多屏住了呼吸。妹妹太勇敢了。妈妈狠狠瞪了她一眼，但旋即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妹妹也笑了出来。我呢，笑得把满嘴的肉饼沫子都喷了出来。
我们再也没把那名字刻完过。桌上永远留下了“查”和“吕贝”的字样。爸爸回家发现这件事情后，自然免不了吹胡子瞪眼。但后来的那些岁月里，在我们离开椒谷海滩镇很多年以后，我觉得，其实妈妈还挺喜欢我们在家里留下了一些印记，尽管那些印记不完整，还缺了几个字母。
*
现在，我又坐在了这张餐桌旁，我看到了那些刀痕，还在那里。我还看到了我的妈妈——或者是她的鬼魂，管她是什么呢——她从另一个房间里拿来了一瓶消毒药水和一块毛巾。我看着她把消毒药水倒在毛巾上，然后抓住我的胳膊，把我的衬衫袖子撸上去，好像我是一个从秋千上摔下来的小孩。或许你会想：在这样荒谬的情景下，为什么不大声地把疑问说出来呢。这一切，显然都是不可能的，首先要问的就是：“妈妈，你不是死了吗？”
我只能说，事后想来，这样问，就好比我现在跟你能解释清楚一样，是有道理的。但在当时，看到死去的妈妈再生，我的震惊程度让我无力去求证其真实性。那像是一个梦，或许我身体的一部分在做梦，我不知道。假设你已经失去了妈妈，你能想象看到她又站在了你面前，近到伸手可以触摸，可以闻到她的气息吗？我知道我们已经埋葬了她。我还记得葬礼的情景。我还记得自己象征性地往她的棺木上掀了一锹土。
但是，她现在就在我面前坐了下来，用毛巾擦我的脸和手臂，看到那些伤口，她皱起眉，小声嘟囔道：“看看你！”——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我内心的感受。那一刻，温情冲塌了我心里的防线。已经很久没有人愿意和我靠得这般近了，愿意这样温柔地帮我卷起衬衫的袖子。她关心我。她为我而紧张。我已经失去了让自己活下去的自尊，而她却在这里帮我擦伤口，我又感觉到了自己是个儿子；我倒在她的怀抱，就像晚上睡觉倒在枕头上那样自然。而且，我不希望这一刻结束。这就是我所能提供的最好的解释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我就是不希望它结束。
“妈妈，”我喊，声音微弱。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说过这两个字了。死亡夺走了妈妈，好像也把那个词儿给永远地偷走了。
“妈妈？”
那其实只是一声哼哼，一声因嘴唇的颤动而发出的断断续续的哼哼声。可是，这个世界上纵有千言万语，还有哪两个字，你从嘴里喊出来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
“妈妈？”
她用毛巾轻轻柔柔地擦擦我的手臂。
“查理，”她叹了口气，“看看你闯的祸。”
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
那一年我九岁。我在镇上的图书馆。图书登记柜台后的那个阿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