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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是那么纯真，那么年轻，那么……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永远过去了。照片像是在嘲笑我的缺席。你不在那里。这个现在和我女儿生活在一起的男人，我认都不认识。而我的前妻认识他。我们的老朋友们认识他。你不在那里。再一次，我在重大的家庭事件上缺席了。这一次，我的小姑娘不会再拉起我的手，安慰我；她已经属于另外一个人了。他们连问都没有问我。他们只是通知了我。
我看看信封上，落款用了夫家的姓氏（玛丽亚·朗，而不是玛丽亚·贝奈特）。信封上没留他们的地址（为什么？难道害怕我去看望他们吗？）我沮丧到了极点，万念俱灰。我唯一的孩子拒绝我介入她的生活，好像锁上一扇铁门不让我进去。你去敲门，他们听不到。如果活在这个世界上，却无人理睬，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活着没有什么意思，那为什么不自我了断呢？
所以，我决定自杀。
那样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那样做更多的是因为：做了又怎么样呢？
跌跌撞撞回到上帝怀抱，
歌谱了一半，曲唱了半首，
有谁知道，他肿胀的双脚跋涉了怎样的路途，
征服过哪些平静的，或是痛苦的山峰？
我希望上帝给他微笑，拉起他的手，
说：“你这个逃学的可怜虫，多情的傻瓜啊！
生命之书难以破解；
你如何能够不留在学校里呢？”
(诗歌，作者查尔斯·汉森·唐维，被抄录于鸡仔贝奈特的记事本)
鸡仔想一了百了
收到我女儿的来信是在周五，接下来的那个周末，我是在昏醉中度过的，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记不清了。星期一早上，尽管洗了个长长的冷水澡，我上班还是迟到了两个小时。在办公室待了不到四十五分钟，我就支撑不下去了。我的脑子要爆炸了。那地方像个坟墓。我先溜到复印间，然后躲到卫生间，再蹿到电梯间，我没有穿外套，也没有拎公文包，这样，就算有人注意到我的走动，也不会想到我是要从公司开溜。
那样做蛮愚蠢的。根本没有人注意我。那是一家大公司。我的存在与否，丝毫不会影响到公司。现在看来，在电梯到停车场的那段路上，我走完了作为那家公司雇员的最后一段旅程。
*
接下来，我用公用电话给我的前妻拨了个电话。她在上班。
“为什么？”她一拎起话筒我就问。
“鸡仔？”
“为什么？”我重复了一遍。积蓄了三天的焦躁、愤怒，爆发出来的就只有那么三个字。“为什么？”
“鸡仔。”她的语气弱了下来。
“连个邀请都没有？”
“那是他们的想法。他们觉得……”
“觉得什么？安全？怕我来搞破坏？”
“我不知道……”
“我成了瘟神了？是不是？”
“你在哪里？”
“我是瘟神？”
“别说了。”
“我看我还是走了算了。”
“听着，鸡仔，她也不是小孩子了，而且如果……”
“那你就不能为我说两句？”
我听到她吸了一口气。
“你要去哪里？”
“你就不能为我说两句？”
“我很抱歉。事情挺复杂的。还有他的家庭。而且他们……”
“有人陪你去参加婚礼吗？”
“噢，鸡仔……我在上班，知道吗？”
那一瞬，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单，那孤单好像压住了我的肺，让我根本无法呼吸。没有什么好再说的了，不论是这事，还是其他任何事。
“好吧。”我无力地说：“打扰了。”
话筒那端又传来片刻的寂静。
“你要去哪里？”她问。
我挂上电话。
*
接着，我又喝醉了，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我先去了泰德酒吧。那里的酒保是一个身材瘦削、长圆脸的小伙，可能和我女儿嫁的人差不多大。回家后，我又往肚子里灌了一点酒。我撞在了家具上，还在墙上乱涂乱画。我好像还把那两张结婚照扔进了垃圾桶。大约是在午夜时分，我决定要回家，我的意思是回椒谷海滩镇的老家，那是我长大的地方。那地方开车过去要两个小时，但我已经有好多年没回去了。我在屋子里转着圈，像是要为回家做准备。但终结之旅并不需要准备什么东西。我到卧室里，从抽屉里拿了把枪。
我摇摇晃晃走到车库，找到我的车，把枪放在方向盘旁的储物箱里，把夹克衫扔到后座，或者是前座，也有可能那件夹克衫早就在车上了，我不清楚。车发出刺耳的声音开上了街道。城市很安静，街灯闪着微黄色的光，我准备回到人生开始的地方，结束我的生命。
跌跌撞撞回到上帝那里。就这么简单。
我们骄傲地宣布：
查尔斯·亚历山大·贝奈特出生了
8磅11盎司重
诞生于11月21日，1949年
雷奥纳多和宝琳·贝奈特
（来自鸡仔贝奈特的文件中，1949年）
天很冷，且飘着小雨，幸运的是高速公路上几乎没有其他车辆。我的车在四条车道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你可能会想，会希望醉成像我这样的司机，应该会被警察拦下，可奇怪的是，居然没有。途中，我还把车开进一个二十四小时便利店，从一个留小胡子的亚裔店员手中买了六罐啤酒。
“来张福利彩票？”他问。
多年来，我已经练就了在烂醉如泥时保持正常嘴脸的本事——能让“酒鬼”变成“行人”——于是我假装把这个问题琢磨了一下。
“这次就算了，”我说。
他把啤酒装在一个袋子里。看到他的注视，我注意到他眼睛里的那两个黑眼珠，心想：这该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最后一张脸了。他把找零的钱，推到我面前。
*
路牌上写着：“椒谷海滩，出口，1英里”。在公路上看到这块牌子的时候，两罐啤酒已经下肚了，还有一罐倒在了前面的座椅上，洒得到处都是。刮雨器左右摇摆，我努力让自己的眼睛不闭上。我恍恍惚惚想着：“出口，1英里”，想着，想着，就看到了另一块路牌，写着另外一个小镇的名字，这才意识到已经错过了出口。我狠狠地敲着汽车的仪表板，然后在公路中间就地来了个急转弯，逆向行驶起来。路上没有其他车辆，就算有，我也顾不上了。看到那个出口近了，我猛踩油门。突然，一个坡道就出现了——可居然是一条进入式的，而不是出口坡道——车轮擦着地面，发出尖厉的啸叫声冲入坡道。那条坡道绕了好几个圈，我打足了方向盘，车子转着圈，急速下行。
突然，两股巨大的光束冲我直射过来，像两个大太阳，然后传来了卡车喇叭的轰鸣，接着是猛烈的撞击，我的车飞出护栏，重重落在地上，然后往下冲。到处是碎玻璃，啤酒罐飞来撞去，我紧紧抓住方向盘，车突然向后仰，让我的肚子压住了方向盘。不知怎么我拉开了车门把手。我记得眼前闪过黑色的天空，绿色的野草，耳边传来雷鸣般的巨响，有样东西从高处结结实实地砸下来。
*
睁开眼，我发现自己躺在一片湿漉漉的草地上。车被半埋在一块被撞倒的大广告牌下。显然是我的车把这块雪佛兰经销商的广告牌给撞翻，并碾了过去。在古怪的物理力学的作用下，我肯定是在汽车翻转之前，被甩了出去。你刻意去寻死，死却放你一马。谁能对此做出解释呢？
我慢慢地，痛苦地站起来。后背全湿透了，浑身疼痛。天依旧在下雨，周围很安静，只有几只蟋蟀的鸣叫。通常，到了这种地步，你肯定会想，我一定庆幸自己还活着。但其实我没有那样想。我抬头去看高速公路。雨雾中，我看到了那辆迎面撞上来的卡车。它躺在那里，像一艘巨大的沉船。卡车的前车厢被狠狠砸过，好像被人拗断了脖子一般。有一个车头灯还亮着，射出的光柱照着泥泞的坡道，玻璃碎片发出钻石般的光芒。
那个驾驶员去哪里了？他还活着吗？受伤了吗？他还活着吗？在流血吗？在呼吸吗？那一刻，如果是个真汉子，应该爬上去查看一下情况。但在那一刻，勇气却不是我的强项。
所以，我没有那样做。
我垂着双手，掉头向南走，那是家的方向。我是个懦夫。我已经失去了理智思考的能力。我像一具僵尸，一个机器人，意识中没有了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其实那个时候，我早把自己给忘了。我忘了我的车，撞上的卡车，车厢里的手枪，我都扔在了脑后。碎石在我的脚下发出沙沙的声音，还有蟋蟀在鸣叫，像是嘲笑我的存在。
*
走了有多久，我说不清。反正走着走着，雨停了，天边传来第一缕曙光。我已经到了椒谷镇边上，那里有座大水塔。水塔的外壳已经有些生锈，它就矗立在棒球场的后面。在这样一个小镇，爬水塔是每个人的童年的组成部分。我和棒球伙伴们常常在周末，腰里插着喷漆罐，爬上这座水塔。
现在，我又站在了这座水塔前。湿漉漉的我，一把年纪，失魂落魄，浑身酒气，恐怕还害别人丧了命，因为在事故现场，我压根没有看到卡车司机。不过，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反正，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已经完全无须考虑了，我坚定地认为，这会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夜。
我在水塔下找到了往上爬的梯子。
我开始往上爬。
梯子绕着水塔转来转去。我爬了很长时间。终于爬到了塔顶，我喘着粗气，一下子瘫倒在那里。虽然糊里糊涂的，但记得我脑海里还有个声音在责备自己：怎么临了还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不堪呢！
站在塔上往下看是一片树林。树后面是那个棒球场。我爸爸就是在这个棒球场上教我如何打棒球的。眼前的景象还是勾起了一些让人悲伤的回忆。为什么童年总是缠着人不放，就算你潦倒至此，就算你自己也难以相信自己以前也是个孩子。
天慢慢亮了起来。蟋蟀的叫声更响亮了。我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回忆：小玛丽亚躺在我的胸脯上，她的皮肤散发着痱子粉的香味；然后，我好像看到自己闯进她的婚礼，湿漉漉的，脏兮兮的，就像我当时那样。音乐停住了，每个人都惊恐地看着我——玛丽亚是最为惊恐的那一个。
我低下头。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留恋我。
我跑了两步，抓住扶手栏杆，翻越而过，人飞了出去。
*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无法解释。我撞在什么地方，我怎么会还活着，我没法告诉你。我所能想起来的就是旋转和噼里啪啦的声音，擦着，碰着，最后是“嘭”的一声。我脸上的这些疤痕？我估摸着就是那时候留下的。我应该下落了很长一段时间。
再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周围全是掉落的树枝、树杈、树叶。石头压着我的胸口和肚子。抬起下巴，我看到了：年少时的棒球场，沐浴在晨光中，还有球场边的两个球员候场区，以及投手站立的地方那撮隆起的尘土。
还有，我妈妈，我去世多年的妈妈。
2.早晨
鸡仔的妈妈
爸爸曾对我说：“你要么是妈妈的好宝贝，要么是爸爸的乖儿子，但不可能把两者都给占全了。”
就这样，我选择了做爸爸的乖儿子。我学他走路的样子。我模仿他深沉的，有些沙哑的笑声。因为他喜欢棒球，所以我总是戴着我的棒球手套，他扔出来的球，我竭力去接，虽然有时候球很重，打在手上，疼得让我几乎忍不住哼哼。
学校放了学，我就奔到爸爸在卡夫街上经营的卖烟酒的店，一直呆到晚饭时间。我的玩具就是店里的空纸箱。等到下班，爸爸就开着一辆天蓝色的别克轿车，我们一起回家，有时候，爸爸会把车停在车道上歇一会儿，点上一支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听听广播新闻。
我有个妹妹，叫吕贝塔。那时候，她最中意一双粉红色的小芭蕾舞鞋，无论去哪里都穿着。记得我们一家人去镇上餐厅吃饭的时候，妈妈会抱着她去女厕所——她粉红色的小鞋子滑过瓷砖地板——而我则跟着爸爸去男厕所。所以，在我小小的脑海里，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安排的：我和他，她和她。女士。男士。妈妈的。爸爸的。
爸爸的乖儿子。
我是爸爸的乖儿子，直到一个炎热、而无云的春天的早晨。那是一个星期六，我上五年级。那天我要参加两场棒球比赛，对手是由康纳管道工程公司赞助的红雀队，他们总是穿着鲜红色的羊毛球衣。
我穿着运动长袜、戴着棒球手套走进厨房的时候，太阳已经把厨房照得暖暖的。我看到妈妈坐在餐桌旁抽烟。妈妈是个漂亮的女人，但那个早晨，她看起来一点也不漂亮。她咬着嘴唇，没有抬眼看我。我依然记得，我闻到烤糊了的面包片的味道，我以为她是因为早餐没有做好而不开心。
“我就吃点麦片好了，”我说。
我从碗橱里拿出一个碗。
她清了清嗓子。“你的比赛什么时候开始，宝贝？”
“你感冒了吗？”我问。
她摇了摇头，用一只手贴住脸颊。“比赛是什么时候?”
“我不晓得，”我回答。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戴手表。
我拿出牛奶瓶和一大盒玉米片。倒玉米片的时候，我动作太快，好些玉米片从碗里撒了出来，落在桌子上。妈妈一片一片的把它们捡起来，捏在掌心里。
“我送你去，”她小声说，“不管什么时候。”
“爸爸不能送我去吗？”
“爸爸不在这里了。”
“爸爸去哪里了？”
她没有回答。
“他什么时候回来？”
妈妈捏紧了玉米片。玉米片被她碾成了粉末。
那天起，我成了妈妈的儿子。
我刚才说，我看到了死去的妈妈，我一点不开玩笑。我真的看到了她。她站在球员候场区边上，穿着一件粉紫色的外套，捏着个小包。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看着我。
我想要站起来，朝她那个方向走。但我起不来，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是疼的。意识里，我想要叫她，喊她的名字，但我的喉咙发不出声。
我垂下脑袋，合拢手掌。我努力撑住自己，把身体抬起来一点。我再抬头。
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