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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先完成手工业生产的标准化与模数化。而宋代的瓷器生产，已经实现了标准化与模数化，这才可能烧制大量的瓷器供出口。
问：吴老师对司马光砸缸的问题怎么看？
吴钩：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有一段时间似乎还引起了一场口水仗。话说在某电视台的节目中，马未都与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赵冬梅唇枪舌战起来：赵教授从文献资料证明，司马光砸缸救人了！马先生从文物角度考证，称宋代根本烧不出淹人的大缸。
宋代能不能烧出能淹人的大缸？其实不管文献记载，还是现在的出土文物，都证明了：能。2004年，济南县西巷发现大型宋代陶瓮，瓮的底径超过了60厘米。1973年，曹家泊乡宋代遗址出土一宋白瓷大瓮，通高90.6厘米，口径52厘米，底径37厘米，腹径85厘米（不相信这么大的瓮能淹死小孩子的人尽管去试试）。襄阳檀溪宋墓壁画也画有一个足以淹死小孩子的大水缸。
问：都说唐朝的妇女很开放，那么宋朝的女性思想观念是什么情况？
吴钩：唐朝的妇女，特别是贵族女性，在性观念上确实非常开放。唐人张垍的《控鹤监秘记》记载了一件事：安乐公主挑了个附马，“褫驸马裈，手其阴”问上官婉儿：“此何如崔湜耶？”上官婉儿说：“直似六郎，何止崔湜！”崔湜是上官婉儿的男宠，六郎是武则天的男宠。但如此“开放”，只能用“不知廉耻”来形容了。相比之下，宋朝女性的观念要内敛得多，同时也不致如明清女性那么呆板，而是恰到好处。
问：您曾说过宋朝女人地位很高，她们有财产权，可以离婚。那么您认为衡量女性地位的高低标准是什么？
吴钩：中国古代是男权社会，这一点应当先承认。其实那时候全世界都是男权社会。但尽管宋代是男权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却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低。比如说，宋朝女孩子同样可以接受教育，知书识礼的女性并不少见。还有个别女性参加了科举考试。宋朝女性也有财产继承权，而且她们对于自己的奁产是拥有终身支配权的。从许多事例还可以看出来，宋朝女性还能够主诉离婚。女性再嫁、改嫁在法律上并无障碍，也不受歧视。凡此种种，均可说明宋朝女性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下。
问：请问，两宋时期的普通民众是否过得很有尊严，他们的权益是否和读书人一样，得到了保护。此外，对于读书人的过度尊重，是否损害了其他群体的利益？
吴钩：实际上，在传统社会，除非遇上乱世，普遍民众的基本权利一直是得到保护的，比如财产权，古代官府尽管不会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对于侵犯个人财产的行为，是严格禁止并给予惩罚的。其实这就是对民众财产权的保护。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承认财产私有的现实，关于产权保护的民商事立法更加完备。普通民众的权益当然受到保护。这跟读书人是否被过度尊重没有关系。
问：宋朝也有户籍制度，明清也有，能说下异同么？
吴钩：历代都有户籍制度，但户籍制度的内涵又各不一样。宋朝的户籍一般分为主户和客户，这么划分是出于分配税额考虑，主户有田产，需纳税；客户无田产，因而也不需要纳税。可以看出来，宋代户籍主要跟赋税相关，并无多少人身控制的内涵。而且宋人是有迁徙自由的。
明代与元代的户籍不一样。入元之后，征服者却按草原旧制，推行全民当差服役的“诸色户计”制度：将全体居民按职业划为民户、军户、站户、匠户、盐户、儒户、医户、乐户等，职业一经划定，即不许更易，世代相承，并承担相应的赋役，人身控制的意味非常明显。
问：在宋朝，如果有个人因为家里穷无钱医治父亲的病，如果不及时治疗很快会死去，于是去盗窃，结果被抓，一般会怎么判刑？有实例吗？
吴钩：根据我对宋代司法精神的理解，我觉得如果发生了这样的盗窃案，法官一般会宽大处理当事人，给予缓刑。
问：宋朝平民百姓的工作是怎样获得的？像明朝那样到异乡工作的流民多吗？
吴钩：宋代是社会流动性非常明显的时代，宋朝人观察到，他们身处的时代，跟往昔很不一样，往昔几乎没有人口流动，如今（宋代）人口流动已成社会常态。宋神宗时，程颐说：“古者四民各有常职，而农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给而民无所苦。今京师浮民数逾百万，游手游食，不可赀度，其穷蹙辛苦，孤贫疾病，变诈巧伪以自求生。”程颐的同僚曾布也告诉宋神宗：“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对于人口大量地、频繁地流动的趋势，程颐似乎有些悲观，曾布则表现得比较乐观，但他们的事实判断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宋代之前是一个静态社会，人们基本上都呆在家乡老老实实种田，他们所处的宋朝却是一个动态社会，很多人都成了游食于城市的浮客。
问：宋朝是历史上农民起义次数最多的朝代么？
吴钩：由于我手头没有各个王朝农民起义次数的统计数据，所以无法判断宋朝的农民起义次数是不是最多。凭印象说，次数应该不会高于唐代、明清。而且，有一点可以确知无疑，那就是，两宋三百余年，从未暴发大规模的民变。
北宋初期最大的王小波民变，并未蔓延出川地；北宋后期最大规模的方腊民变，也才占领六个州（北宋有三百多个州级行政区）；南宋最大规模的钟相、杨么民变，也只是限于洞庭湖一带；至于其他的民变，均可以说是小打小闹、旋起旋灭，《水浒传》渲染的“梁山聚义”，也不过是一小股民变而已。
宋朝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是亡于内乱的正统王朝——两宋均亡于恶劣的地缘政治与军事失败。非亡于内乱，庶几可说明宋王朝的内部系统一直尚能保持正常的运作，没有发生崩溃。历史上，一个王朝到了灭亡前夕，通常都是盗贼蜂起，民变蔓延，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系统崩溃，王朝倒塌。汉末、唐末、元末、明末，均是如此。宋朝是一个例外：南宋150年，共爆发大小民变约220起（前面说了，基本上都是小打小闹一下），年均1.47起，而宋末52年中，年均民变只有0.79起数。换言之，即使在国家灭亡前夕，南宋社会的运转大体上都是正常的，并没有崩溃。
宋朝“积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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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宋代的经济是古代中国的巅峰吗？从哪些方面比较出来的呢？
吴钩：从政府的岁入总量、国家的铸币数量（货币量往往意味着市场经济规模的大小与货币化、市场化的深入程序）、国家财税的结构（是以实物税为主，还是货币税为主；是以农业税为主，还是以非农业税为主）、城市化的程度、海外贸易的发达与否、国民收入有多少，这些可以通过研究估算出来的数据，均显示宋代经济水平处于中国历史最高峰。
问：一直流传着宋朝的GDP占当时世界的80%，这种说法源于哪里（GDP是如何去计算的）？我们该如何去评价？
吴钩：所谓宋朝GDP占当时世界的80%的说法，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位高人最早提出来的，反正在网络上流传甚广。但凭常识便可以判断，这个数据是胡说八道，估计是某位通俗历史写手信口胡扯出来的，而许多网友则以讹传讹。
当然，也有严肃的历史学者也在研究宋朝的GDP。尽管他们估算出来的具体数据或有争议，但都是基于史料，不算离谱。我这里可以提供两个学者关于宋朝GDP的统计：
一是香港科技大学的刘光临先生，据他的统计与推算，宋朝的人均国民收入位于历代最高峰，为7.5两白银，远远高于晚明的2.88两，要到十九世纪的晚清，才追上宋代的水平。
二是英国的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他认为：“在960～1280年间，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以后一直到1820年都保持着此水平。欧洲在960～1280年间，人口增加了70%，人均国内总值则从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也就是说，宋代的经济与生活水平，不但在纵向上优于其他时代，而且在横向上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
问：据说宋朝当年GDP占全世界40%，比现在美国还牛，是否属实？
吴钩：统计一个朝代的GDP总量，由于史料的原因，几乎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任务。评价一个王朝的GDP总量占全世界的百分比，涉及到的经济数据更加庞大复杂，你除了要了解宋朝的经济问题，还需要了解同时期世界各国的经济数据。这是不可能有精准的估算的。所以，所有提出宋朝GDP占全世界百分之几的数字，基本上都是不可靠的。但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超越了当时的其他国家。
问：宋朝当时造船业怎么样？有没有类似明朝郑和那样的大规模出海的记录？
吴钩：宋王朝先后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负责抽解（抽税）、博买部分进口商品、维护港口、发放“公凭”（贸易许可证）、禁止走私等事务，职能相当于今日的海关。又在秀州、温州等港口设立二级机构“市舶务”，还在一些县镇设置三级机构“市舶场”。海商只要到这些机构登记，领取“公凭”，便可以贩运商货出海。
凭着遥遥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宋朝船坞造出的多桅船，桅杆装有转轴，可以自由放倒、竖起，其中用于远洋航行的木兰舟，“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船舱之内可以养猪；还有更大的巨船，“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指南针技术与丰富的航海经验，宋朝海商将他们的商船开至南洋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驶入孟加拉湾，然后入印度洋，经印度洋进入阿拉伯海与波斯湾，再沿着阿拉伯半岛海岸进入红海。原来由阿拉伯商人控制航线的印度洋，在十一至十三世纪时，已成了大宋商船的天下。
问：在北宋时期，南京当时经济处于什么水平？税赋人口等情况如何呢？
吴钩：据白寿彝《中国通史》，北宋时，江南东路首府江宁府（即南京）的商税额为4.5万多贯，在长江流域的城市中，仅次于杭州（8.2万多贯）与苏州（5.1万多贯），可见经济是非常发达的。
问：吴老师，请教，宋朝的交子，是跟白银挂钩的或者说是白银本位的吗？怎么保值呢？通胀的问题怎么控制？发行的机构又是什么呢？
吴钩：交子不是银本位的。可以说是铁钱本位，它的单位用文、贯来计算。宋人对付通胀，发展出一套比较成熟的“称提之术”。所谓“称提”，是指官府运用贵金属货币储备等手段回笼超发的纸币（这叫作“称”），使流通中的纸币购买力保持坚挺（这叫作“提”）。南宋为应对通货膨胀，曾经多次以国家储备的黄金、白银、铜钱以及交引、货物回笼楮币、收缩通货。放在十二、十三世纪，这种货币调控手段无疑是非常现代的。现代国家的中央银行不也通过发行国债来回笼货币吗？南宋用于“称提”的各种交引，即类似于今日的国债。
问：宋朝既然那么富裕，皇宫为什么那么小？
吴钩：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有二。1.汴梁城是从唐代的州城发展起来的，宫城的前身只是节度使的治所，自然不可跟长安、洛阳这样的故都相比。2.宋代君主不敢为扩建皇宫而任意拆迁民居。雍熙二年九月十七日，楚王宫失火，让宋太宗下了决心“欲广宫城”，便下了诏书，提出了建设规划，让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人“经度之”，即测绘图纸。不久图纸画了出来，太宗一看，要拆迁太多民居，便说，“内城褊隘，诚合开展。拆动居人，朕又不忍。”下诏停止扩修宫城的计划。
问：宋代重商主义的源头，是否是太祖想用赋税充当战争经费收回燕云十六州？也就是说一开始并非理性上摒弃重农抑商的政策，但效果上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吴钩：宋朝的重商主义风气，其实可以追溯到晚唐、五代。战争是很烧钱的游戏，所以当时的政府必须想办法扩充财政收入。只是五代时期的许多政策是掠夺性的，比如出台了许多苛捐杂税。这些杂税在赵宋立国之后，大多被废除了。
不过宋朝的财税制度也是扩张型的。宋朝对商业的重视与关注，动机可能很简单：商业税能够更加快速地扩张财政。但我们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当政府将关切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