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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地、进而问鼎中原，各有胜负，相峙不下，最后双方终于意识到和平的重要性，遂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订立“澶渊之盟”，以拒马河为界，河之北疆土归辽朝，河之南疆土归宋朝。同时承认既成事实，将拒马河两边划为缓冲区，默认为“两属地”。南岸“两属地”的范围，大致为拒马河以南、雄州城以北宽约四十余里的狭长地带。北岸“两属地”的情况，由于史料匮乏，今人了解极有限，想来应该是涿州新城以南、拒马河以北的狭长地带。
生活在“两属地”的“两属户”，需要同时向宋朝与辽朝纳税（宋太宗已蠲免了雄州“两属户”的赋税，后来宋政府考虑到“两属户”如果只向辽朝输税，久之恐怕只会对大辽产生国家认同，于是又象征性地向“两属户”征收“马椿火牛草”），并为两边政府服差役，所以又称“两输户”。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宋政府对拒马河南岸的“两属户”做出种种限制，比如禁止他们与辽人结婚；剥夺他们与赵氏宗室联姻的权利；不准他们私自出本州界，违者判处徒刑。辽政府对“两属户”的政策不详，想来应该差不多。
也许我们可以想象：“两属户”要缴纳双重赋税，服两份差役，人身自由又受到诸多限制，他们的生活状态一定很差劲吧？一定有许多人想努力摆脱“两属户”的身份吧？然而，事实与我们的想象恰恰相反，雄州“两属户”的生活条件相当不错，“两属户”人口也迅速增加——这说明很多人愿意成为“两属户”。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两属地”的性质使得当地的政府与治理形成了一种比较奇特的竞争性。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宋徽宗时，雄州发生灾荒，“两属户”请求雄州政府蠲免税收，雄州政府没有答应。邻近的瀛州太守王汉之得知后，将雄州官员痛骂了一番：“雄州规小利，失大体。万一契丹蠲之，为朝廷羞。”这个故事透露出一个信息：宋政府与辽政府在“两属地”是暗暗较劲儿的——看谁对“两属户”表现得更优恤。“两属地”发生了灾荒，一方政府宣布蠲免赋税，另一方政府如果没有跟上，就会觉得羞耻，会让“两属户”失望，也会被对方政府取笑。
因此，宋辽政府对“两属地”居民的赈恤通常都是争先恐后的。如熙宁九年（1076）三月，雄州政府向朝廷报告：“全属南与两属人户并缘边州军，累值灾伤，物价腾踊，民甚饥窘。乞拨军粮二三万石与常平谷，减价，以日计口数，粜与归信（宋境的归义县后更名为归信县）、容城两县全属南及两属人户。”朝廷立即批准了雄州政府的请求，下诏拨军粮三万石及常平仓储粮、封桩银给雄州政府支配，减价粜给容城县、归义县的全体居民，包括“全属南户”与“两属户”。
同年下半年，辽朝政府也宣布赈济“两属户”。宋朝得悉这一消息后，给沿边政府下发一道批示：“北人忽尔逾常，饭恤两属之民，意必别有所在。可严责雄州及缘边安抚司，委刺事人钩测其端以闻。”要求雄州等沿边政府密切留意辽朝政府的举动，千万不要让辽政府抢走民心。
次年，即熙宁十年（1077），雄州政府发现辽政府召集“两属地”五十八村的首领，以及逃移归业的“两属户”一百五十四户，宣布给予赈贷。雄州政府一面致信辽朝涿州政府，抗议“官吏赈贷”。一面火速报告朝廷。宋廷批示：“雄州体量上件所贷民户，如委阙食，相度具当如何赈济以闻。”随后，雄州政府免掉了“两属户”的赋税，并向他们“赈济米豆”。
正是因为宋辽两朝对“两属地”的治理存在这种奇特的竞争性，雄州政府偶尔拒绝蠲免“两属户”税收，才会被瀛州太守王汉之视为是“规小利，失大体”“为朝廷羞”的蠢事。
雄州“两属地”的政治竞争性，不单表现为两边政府竞相赈恤“两属户”，而且，当一边政府过度役使“两属户”、导致当地社会秩序受到破坏时，另一边的政府还会致函对方，表达抗议。如熙宁九年，辽朝政府在“两属地”的费家庄六村抽壮丁六十人，置弓箭手。雄州政府即“移文涿州诘问”。
还有一次，由于“辽人刺两属民为兵，民不堪其辱”，许多居民都弃家投奔雄州城，“有大姓举族南徙，慕而来者至二万”。当时的雄州太守张利一马上发粮赈恤难民，同时移牒诘问涿州，自此之后，辽人遂“不敢复刺”雄州“两属户”服兵役。
于是我们可以发现，“两属地”的政治竞争性，让“两属户”多了一项选择权——尽管他们不能如同现代民主制下的公民那样用手投票选举政府（民主选举制实际上就是一种竞争性政治，西方政党政治中，政党为讨好选民，往往都会承诺减税、增加福利，以致在福利国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却可以“用脚投票”选择政府。当辽朝政府虐待他们时，他们就选择投奔宋朝政府。反之亦然。
来看一个例子吧。元丰二年（1079）三月，“雄州两属户避北界差夫及科柱木修琢州城，各携家属来，近本州并关城居止”。神宗指示说：“两属户避役逃移，不免失所，其给口食赈恤。候北界移役少息，谕令复业。”
这时候，辽朝琢州也致函宋朝雄州，表达抗议：“南界县官以兵马遮约，不令应役，请速遣回。”雄州政府既没有依辽朝政府的要求即刻遣返难民——这么做显然不合人道主义；也没有将这些难民纳为全属南居民——这么做将造成宋辽关系的紧张化。而是根据枢密院的指令，采取折中做法：出榜安慰逃难的“两属户”：“不可远弃家产，候北界差科稍息，有人招呼，各归复业。”
一千年前，宋辽两朝在订立和平协约之后，承认现状，将边境一部分地带划为“两属地”，由此形成了一种竞争性的治理秩序，这种竞争性的治理让“两属户”获益，因此“两属户”才会越来越多。宋人（当然也包括辽人）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我觉得不差于现代欧美国家在边境设立“共管地”的务实做法。
唐宋时期发生的“罢市”
我曾经以为“罢市”之类的剧烈抗争，是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才出现的新鲜事物。实则是，中国早在先秦，《管子》中已有“罢市”的记录，不过这里的“罢市”乃是指停止经营，并未包含商民以此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意义。但商民出于抗争之目的而发起的罢市，至迟在唐代后期就开始出现了。
“安史之乱”后，唐德宗年间，朝廷由于长年与藩镇交兵，国库日渐空虚，以致连军费都快掏不出来了。怎么办？当时的宰相卢杞与度支使（财政部长）赵赞等人一合计，觉得“货泉所聚，在于富商”，那些富商太有钱了，现在国家有难，不找他们找谁？于是乎，大唐的官府派出京兆尹、长安尉等官，带人去找长安的商人，名义上叫作“借钱”，实际上就是抢劫。史书便是将这次“借钱”比拟为“抢劫”：“京师嚣然，如被盗贼”。大唐官员公然“搜人财货”，哪个敢说半个“不”，便抓起来拷打，有人因为“不胜鞭笞，乃至自缢”。一番搜刮下来，官府总共才“借”到八十八万贯，远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可见唐时长安的商人实在不怎么富有——官府又要求凡典当交易、粟麦粜卖，必须缴纳税率为25%的附加税。
面对官府的这般盘剥，自缢自然是没有什么用的，长安的商家终于做出了集体性的抗争——全城罢市，还“相率千万众邀宰相于道诉之”，将宰相卢杞卢大人请到路上控诉，卢杞控制不住局面，只好“疾驱而归”。事情最后惊动了皇帝，德宗迫于民间压力，不得不下诏制止官府的“借钱”、加税。
北宋初年，京师汴梁也发生过一次罢市，罢市的原因还是官府的勒索。宋时，官府要向商铺采购“官物”，有些商人因为贪图官钱，便在跟官府交易的时候报高价钱，当然，这个虚报的价钱也不可能高到诸如“一盏吊灯1200万”的天价，但毕竟违反了当时的法规。有个叫作史珪的马步军都军头（类似于刑警队长），品性“粗暴无识，妄恣威福”，暗中叫人到市场上调查，记下那些跟官府有过交易的商铺，然后上门抓人，说他们“欺罔官钱”，要么接受罚款，要么送上衙门。汴梁商人忍无可忍，发起罢市，“廛市之间，列肆尽闭”。宋太祖得悉此事，下了一道诏书，表明朝廷对之前曾有虚报价钱行为的商家，将既往不咎，“特与免罪，不许论讼，如是有人更敢言告，以其罪罪之”。总算堵住了史珪之流的生财之道。
北宋末年的徽宗朝，这是宋代比较昏暗的时期，长安也罢市了。其时得宠的宦官童贯宣抚陕西，有“便宜行事”之权，他看到长安物价腾贵、钱币贬值，便有心要平抑物价，“欲力平之”——以我们的经验，大概可以判断童贯这么做是为了捞取政绩。下面掌管财政、赋税、贸易的官员（计司）“承望风旨”，觉得这是讨好童大人的大好机会，于是主动出来降服物价。但他们又没有学过经济学，只知道迷信权力的力量，想出来的招数是出台规定，要求各商铺“取市价率减什四”，即一律降价40%，“违者重置于法”。结果，“民至罢市”。
作为商民表达利益诉求之行动的罢市出现在唐宋之际，我不认为是偶然的历史现象，从中我们可以找出一正一反两大历史成因。
“正”的因素是市民阶层的形成、商人力量的增长。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后，束缚市场发育的坊市制逐渐瓦解，开始生成市民阶层。到了宋代，市民——“坊郭户”列为法定户名，预示着市民阶层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亮相历史舞台，而且，商品经济的发达也促使宋代的商人力量不断成长，作为商人组织的行会便是出现于唐而壮大于宋。唐宋时期的行会又叫作“团行”，“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上面几次罢市的具体动员、组织过程，史料语焉不清，不过我想，团行应该在其中发挥了发起或联结的作用。
“反”的因素是官府或官员对商民的压迫。不管是中唐的长安罢市，还是北宋初年的汴梁罢市、北宋末年的长安罢市，其直接的诱因都是因为商人不堪忍受权力的勒索或压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传统社会，尽管已经出现了相当活跃的商品经济、不断壮大的商人群体、涵盖各行业的行会组织，不过社会结构还是表现为国家权力独大的结构，商人许多时候难免沦为权力盘剥的对象。倘若商民力量弱小而分散，也就罢了，受了盘剥大概只能忍气吞声；但唐宋之际，市民阶层、商人群体毕竟已经成长起来，并且有了联合彼此的行会组织，当他们受到难以容忍的压迫时，就容易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相抗争，包括罢市。
所以，对于唐宋之际的罢市，从乐观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进步的因素，那就是商民组织能力与利益表达意识的成长。但如果换一个稍为悲观的角度，则会看到那些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权力的独大与官府的强制。从这个思路出发，官府对付罢市现象，大概也有两种法子。
一种是，无视社会进步的因素，迷信权力的力量，立法严禁商民罢市。比如清代，对“借事聚众、罢市、罢考、殴官等事”，都立法严禁、严惩，按照《大清律例》，“纠众罢市辱官者”，“俱照光棍例治罪”。但有清一代，罢市、罢工都时有发生，禁而不绝。
另一种法子是，正视社会进步的因素，给予已经成长起来的商人组织、市民组织更加理性的利益表达、利益谈判渠道。毕竟，对于商民而言，罢市虽说是为了维护商人群体的利益，但罢市的过程却是自我损失的过程，若非万不得已，谁愿意跟自己过不去？
宋朝书展：免费观书，茶酒招待
无意间发现，国内几个重要的书展，时间都集中在盛夏时节，如香港书展通常都在7月份开幕，上海书展基本上都是选择8月份举行，广州南国书香节的开幕日为每年8月的第三个星期五，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则是9月份开展。我不知道这样的时间安排是出于巧合，还是有意向兴起于宋代的“图书展览会”致敬。
什么？宋代也有图书展览会吗？是的。只不过那时候不叫“书展”，而是叫作“曝书会”。所谓“曝书”，顾名思义，就是将书籍搬出来晾晒。以前，不管是公家藏书，还是私人藏书，为了除湿防霉、驱虫防蛀，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前后都要曝书，汉代的生活指南书《四民月令》已有曝书活动的记载：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习俗然也”。这种曝书的习俗一直延续到宋代，北宋的司马光是一位大藏书家，在自家园林“独乐园”中修建了一间“读书堂”，藏书一万余卷。这么多的藏书都保存得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