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苏军入侵时正在南斯拉夫访问，躲过了血光之灾。此后，他留居瑞士，以教书为生。
1968年10月4日，杜布切克等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盟国军队暂驻”条约。10月14日，切尔尼克以捷政府总理的身份，再赴莫斯科谈判。10月16日，捷、苏双方签订了《关于苏联军队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条约》。根据这项条约，除苏联外，华沙条约缔约国其他国家的军队撤离捷克斯洛伐克；捷向苏联驻军提供一切设施，承担一切费用；苏联驻军及其家属享有治外法权。这项条约，使苏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留驻”合法化。“留驻”条约签订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并没有停止抗议活动。1969年1月8日，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学生扬·帕拉赫为抗议苏军的占领而自焚。帕拉赫的悲壮赴死，震动了全国，捷克斯洛伐克再次掀起了抗议苏军占领的新高潮。
苏联也在加紧对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的改造。1969年1月16日，斯姆尔科夫斯基被解除国民议会主席职务，1970年又被“开除”出捷共中央。1969年4月17日，胡萨克“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被任命为驻土耳其大使。1970年6月，杜布切克被召回国，“开除”出捷共，并被宣布为“人民和民族的敌人”。1970年6月，切尔尼克也被解除政府总理职务，开除出捷共。苏联还指使胡萨克大肆迫害拥护和支持改革的各级党政干部。到1970年，胡萨克先后将其余4名捷共中央书记、9名州委第一书记、59名县委第一书记“开除出党”；1/3以上的党中央委员、州委委员、县委委员，或撤职，或“开除出党”；1/5以上党员被除名或“开除出党”。1970年12月，胡萨克召开捷共中央全会，全盘否定“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全面接受“苏联帮助捷克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观点。
如同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其自身也没有自由一样，镇压别国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其自身也必然在改革前止步。苏联在镇压“布拉格之春”的同时，窒息了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勃列日涅夫主义和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为苏联东欧体系的总崩溃埋下了又一颗新的种子。
[1] 《在全苏教师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8年7月4日）》，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编译《勃列日涅夫言论》第4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80页。
[2] 《在布拉迪斯拉发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6月2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2集，第223页。
[3] 《在克里姆林宫苏匈友好大会上的讲话（1968年7月3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4集，第74～75页。
[4] 《在布达佩斯苏匈人民友好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9月7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3集，第151页。
[5] 《在布拉迪斯拉发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6月2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2集，第223页。
[6] 《在克里姆林宫苏捷友好大会上的讲话（1965年9月14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1集，第274页。
[7] 《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8年11月12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4集，第188页。
[8] 见《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耶拿市卡尔·蔡司·耶拿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4月20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3集，第78页。
[9] 见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7，第9页。
[10] 《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1月15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2集，第304～305页。
[11] 《在克里姆林宫苏匈友好大会上的讲话（1965年7月3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4集，第75页。
[12] 《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8年11月12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4集，第186页。
[13] 见伊日·贝利康《永无尽头的春天——一个布拉格共产党人的回忆》，邹福兴、赵其昌译，北京出版社，1983，第53页。
[14] 《科希策纲领》是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捷共在莫斯科制定的捷民族民主革命纲领。1945年3月经其他反法西斯政党同意后宣布，作为在东斯洛伐克的科希策成立的第一届民族阵线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
[15] 《给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贺电（1968年1月6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4集，第1页。
[16]
Медведев Ж.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дневник 1964-1970，Амстердам фонд имени герцена，1972，с.331.
[17]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杜布切克回忆录》，黄英尚译，新华出版社，2001，第172～173页。
[18] 转引自《杜布切克回忆录》，第174、186页。另见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斯姆尔科夫斯基回忆录——苏联侵捷前后》，钟杰译，商务印书馆，1975，第23、26页。
[19]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勃列日涅夫致杜布切克口头信函的决定（1968年6月11日）》，沈志华执行总主编、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78页。
[20]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勃列日涅夫致杜布切克口头信函的决定（1968年6月11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278页。
[21] 《勃列日涅夫与斯姆尔科夫斯基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成员的座谈记录（1968年6月14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289页。
[22] 《斯姆尔科夫斯基回忆录——苏联侵捷前后》，第40、41页。
[23] 转引自Пихоя Р.Г.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1968 год，Взгляд из Москв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4，№6，c.3-20；1995，№1，c.34-48。
[24] 从8月9日至13日，勃列日涅夫不断给杜布切克打电话，催问“执行切尔纳承诺”的情况。通话内容详见叶书宗《回眸“布拉格之春”——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揭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199～206页。
[25] 转引自《回眸“布拉格之春”》，第209～210页。
[26] 阿纳托·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第206～208页。
[27] 转引自《回眸“布拉格之春”》，第219页。
[28]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沃罗诺夫同杜布切克会谈速记记录摘录（1968年8月23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306页。
[29] 见《杜布切克回忆录》，第234页。
“分离”还是对峙？
——东正教会与苏维埃政权关系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 戴桂菊
十月革命改变了俄国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东正教在俄国的命运。旧俄时期，东正教一直作为俄国的国教而存在，俄国政教之间始终保持着紧密交织的关系。国家把东正教当作精神支柱给予扶持，受到恩宠的东正教则竭力为维护专制制度服务。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立即确定了宗教与国家政权分离的新型政教关系模式。在长达74年的苏维埃时期，得到官方承认的俄罗斯东正教会[1]（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经历了从与国家政权对立到服从于国家政权，再到服务于国家政权的转变。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东正教徒都赞成教会听命于苏维埃政权。那些不愿意服从苏维埃政权的东正教徒断然离开俄罗斯东正教会，并且成立了地下教会（Катакомбная церковь），他们成为苏联的隐形东正教徒；还有一些拒绝接受苏维埃政权的东正教徒离开祖国，流亡到国外并成立了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заграницей）。该教会长期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和苏维埃政权保持敌对状态，直到苏联解体。此外，俄罗斯民间东正教——旧礼仪派（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也同俄罗斯东正教会有着颇为相似的经历。本文拟从政教关系的角度，分别揭示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上述分支的命运沉浮。
东正教官方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帝俄末期，俄国东正教官方教会——俄罗斯东正教会属于一个庞大的社会机构。它拥有占全国人口0.5%的神职人员，掌握着全国0.8%的土地，官方教会教徒的人口占全国国民总数的69.9%。[2]直到十月革命胜利以前，东正教在俄国各宗教中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立即颁布了《土地法令》（1917年11月8日），规定“土地私有权永远被废除”，“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修道院和教堂的土地，连同耕畜、家具、庄园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这就意味着教会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被切断，教会人士对新政府的土地政策怀恨在心。为把教会阶层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消除教会旧思想的影响，人民委员会又颁布《关于教会与国家分离和学校与教会分离》的法令（1918年1月23日），规定“教会与国家分离”，“任何教会和宗教团体都不享有法人的权利”。[3]这样，在坚持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政教关系一开始就具有对立色彩。对于教会来说，一种非传统意义上的、难以接受的政教“分离”（отделение Церкви от государства）关系为新政权确立下来。
苏维埃政权诞生不久，便经历了一场反对国内白卫分子和协约国侵略者联合武装干涉的国内战争（1918～1921）。在这场战争中，东正教会是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对立面出现的。当时，许多神职人员都加入到白军的行列。在几股白卫军队中都有数量可观的东正教神职人员参加。例如，在高尔察克军队里，有几千名神职人员，邓尼金的军队里有教士近千名，弗兰格尔军队中有神职人员500多名。[4]苏维埃政权把教会人员视为白卫分子来处理。据不完全统计，仅1918年6月至1919年1月，除了伏尔加河流域和卡马河流域以外，全国被处决的神职人员就有：都主教1名，高级黑神品18名，神甫102名，执事154名，修士和修女94名。因参与反苏维埃活动被幽禁的神职人员有：主教4名，神甫198名，修士大司祭8名，修道院长5名。1918～1922年有27名主教被捕，帝俄末期俄国的10万多名神职人员到1919年仅剩下4万名。[5]
1920年，苏维埃政府在内战中的胜利已成定局，这时牧首和教会黑神品开始改变对这场革命的态度，宣称教会在政治问题上持中立态度。然而，1921～1922年，新生的苏俄遇到了天灾，歉收和饥荒造成全国16个省份受灾，苏维埃政权又一次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为了筹措资金赈济灾民，1922年2月16日，全俄中央执委会通过了《关于没收教会财产用于帮助饥饿者》的主席团令。法令规定“教会需将一切贵重金银物品、宝石，按照财产清单和契约移交给财政人民委员部各机构”。[6]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对苏维埃法令采取抵抗态度，声称苏维埃的法令亵渎宗教和冒犯教规，号召教徒不惜一切手段来抵制法令的实施。面对教会的反抗，苏维埃政权再次采取暴力强制推行法令，又有一大批神职人员遭到镇压，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也被捕。
随着苏维埃政权的日趋巩固，东正教会内部发生了分化，一些有影响的白神品人士（белое духовенство）表示愿与政府合作，他们形成东正教内部的改革派（обновленцы）。1922年5月29日，东正教改革派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活的教会”（Живая церковь）。该教会将白衣教士联合起来，表示拥护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不久，革新派代表受到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的接见。得到官方承认的革新派教会还组建起自己的权力机构——最高宗教事务局（Высшее церко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1922年8月，东正教改革派神职人员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要求牧首吉洪退位并把权力移交给改革派神职人员，还建议改组教会，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