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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晓夫报告阐述的原则还是从报告引起争论来说，实际上都包含着确立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领导权的企图。
赫鲁晓夫报告的第二个方面是对自己提出的国内建设路线的概括和阐述。这一建设路线就是前两年同马林科夫争论中提出的：在继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同时，急剧增加农业产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尽管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赫鲁晓夫却有意回避这一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报告中说：“苏联共产党遵循着伟大列宁的遗训，一直关心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因为重工业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一切部门、加强我们祖国国防、增进人民福利的基础。”他并且强调：“这是我们党的总路线”，“要十分坚定地贯彻这条总路线”。报告说：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进一步发展钢铁和有色金属工业、燃料和化学工业，日益加快电站的建设和迅速发展机器制造业，使工业水平在1960年比1955年大约增长65%，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增长70%。尽管赫鲁晓夫提到必须扩大消费品生产，但那是要在继续保持重工业高速度发展的前提下，所以，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仍然要超过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在五年中消费品生产增长60%。[12]
赫鲁晓夫说，必须解决工业工作中若干根本性的问题。他提出，要加快工业技术进步，要能制造出生产力最大、最经济、最可靠的机器，广泛发展生产过程的电气化、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充分应用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他指出，苏联的钢铁工业发展很快，但对最需要的钢材和新型金属的生产则不甚理想，要大力增加有色金属、稀有金属、不锈钢、耐热钢合金的产量。到这个时候，苏联的铁路运输主要使用的还是蒸汽机车，赫鲁晓夫提出，要改用电力牵引机车和内燃机车，同时要发展公路运输和海运。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中，要合理配置生产力，把电力和燃料开采向资源丰富而开采成本低的东部转移，使西伯利亚成为苏联煤和电力的最大基地，成为制铝、制镁、制钛以及电冶业、焦炭化学和电化学的基地，要在西伯利亚建立起全国第三大钢铁工业。赫鲁晓夫的这一路线实际上是要继续发展斯大林建立起来的军工综合体经济体系。
同斯大林的路线相区别的地方是，赫鲁晓夫维持斯大林之后马林科夫关于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承诺，而与马林科夫不同的地方是，赫鲁晓夫提出：“我们的任务是依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大大提高农业，更迅速地推动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发展。”他说：“党面临着一个迫切的全民任务：急剧地增加农产品的产量”，提高畜牧业产品产量。谷物每年的总产量在第六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增加到110亿普特。用什么办法达到这一生产水平呢？一方面，仍然要依靠斯大林的农业体制，即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农业机器拖拉机站这三大支柱。他要求加强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建设。另一方面，则要依靠他所发动的开垦荒地和扩大玉米播种面积两大措施。他说，1955年，全国开垦荒地达到3300万公顷。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有人问：在干旱地区垦荒是否正确？”随后回答说：“党的开垦荒地的方针是正确的”，“即使今后五年，只有两年丰收，一年普通收成，两年歉收，也合算”。他认为，这是用最少的人力和物力，迅速增加谷物的办法。他又说：“有人会问，也许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适于南方种植的玉米推广到全国，犯了错误吧？这不是错误。全国各个地区玉米都能够有很高的产量，没有其他作物比得上玉米。”[13]
在谈到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需要的时候，赫鲁晓夫承认：“我们的消费品还不十分充足，房屋还不够住，而许多有关提高劳动人民物质福利的重要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有些城市和居民点的肉类、牛奶、油类和水果等物品的供应，至今仍感不足；有时连马铃薯和蔬菜的供应都中断。”他希望通过他提出的农业政策和加快住房建设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他也提出，在第六个五年计划中把工人和职员的实际月工资提高30%，把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至少提高40%，特别要提高工资低的那部分工人的工资。要整顿劳动报酬制度，要实行使工作人员从个人的物质利益出发去关心生产的原则。他还提出，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对所有工人和职员都实行7小时工作制。要改善抚恤金制度。[14]
应该指出的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提出的一些主要目标和口号在这个报告中几乎都出现了。例如，他已经把按人口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苏联的主要经济任务提出。不过这个时候，他还说：“我们需要作不少的努力，才能完成我们的基本经济任务。”而关于共产主义建设的口号已喊得很响亮了，他在报告中说：“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国家在为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强大的物质生产基础方面，将再向前迈出一大步。”他自己则十分乐观地说：“如果用形象化的说法，就是我们已经登上了这样的山巅，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从这里已经清楚地看到走向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的广阔远景。”[15]
如果说赫鲁晓夫报告的一、二部分主要是阐述自己的外交和内政路线，那么在第三部分，则是要从党的思想和组织路线上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在“共产党队伍的巩固，党在苏维埃国家中领导作用加强”的标题下，他指出：“在报告所谈到的这个时期中，我们的党在国家建设中，在国家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更加提高了。”在论述这段工作时，赫鲁晓夫特别强调是以列宁的建党学说为指南的。他处处引用列宁的语录和原则。而对于斯大林，在整个报告中，只是在这一部分说到这样一段话：“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我们队伍失去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社会主义的敌人曾经希望我们党的队伍会发生混乱，在他的领导机构中会发生纠纷，在执行对内对外政策时会发生动摇。但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党更紧密地团结在它的中央委员会周围，并且更高地举起了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16]莫洛托夫在1957年6月全会上的发言中说，在赫鲁晓夫交给主席团讨论的总结报告的初稿中，这段话的“约瑟夫”之前还有“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在“斯大林”之后还有“30年来，党在他的领导下履行了列宁的遗训”，而“这些话却从党的二十大上宣读的报告中消失了”。[17]莫洛托夫这一揭示很重要，这一改动，不只是去掉了对斯大林的肯定语，而且使这段话完全变成对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党中央委员会活动的颂扬。它显示了赫鲁晓夫在本次大会上“非斯大林”化，从而确定自己地位的心计。接着，赫鲁晓夫列举说：中央委员会坚决制止了贝利亚及其同谋者的阴谋活动，恢复了由列宁制定的，而且过去常常被破坏的党的生活准则，纠正了工、农业生产中的错误，“中央委员会每逢发现党的领导者在工作中犯了错误的时候，就一直采取必要的步骤来纠正这些错误”。然后他又说了这样一段话：党“坚决反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相容的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把这个或那个活动家变成创造奇迹的英雄，而同时缩小了党和群众的作用，降低他们的创造积极性。个人崇拜流行的结果就是降低了党的集体领导作用，有时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损失。”[18]虽然，赫鲁晓夫在这里没有把“个人崇拜”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起来，但是，把他的这些列举以及对上面那段话的修改联系在一起，听众就不难体会到赫鲁晓夫的用意了。赫鲁晓夫实际上在这里为自己下一个报告埋下了伏笔。
赫鲁晓夫指出：“我们共产党是一个执政党。任何一件重大工作的成功，都取决于党的领导”，“今后要尽力提高党的作用”。怎样提高党的领导作用？他在谈到“党的组织工作”时强调：党的工作要同经济工作联结在一起。“现在当我们的社会正在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解决苏联的基本经济任务而奋斗的时候，提到首位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方面，是具体经济的各种问题。”关于工业、农业、建筑、运输和贸易等具体经济问题，共产主义建设的经济学问题，又必须成为我们宣传的中心。他“号召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要彻底转变过来，对经济建设进行具体领导”。“要求党的干部加强研究工业企业、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技术和经济，获得丰富的知识以便领导他们的工作”。[19]赫鲁晓夫特别关注对农业生产的领导。为了加强党对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的领导，赫鲁晓夫在有拖拉机站的地区建立了以区委书记为首的指导小组，管理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在报告中，他同时还要求党的区委第一书记不能因此而放松对农业的领导。我们已经说到，马林科夫继承了斯大林晚年的一项重要改变，使政府成为权力的中心。而赫鲁晓夫则利用他掌握的党中央书记处，特别是在他做了党中央第一书记之后逐渐又使党的机关成为权力中心。当然，不管是斯大林还是马林科夫注重政府的权力，仍然是通过行政命令管理经济。不过，马林科夫是技术官僚的代表，他是要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而赫鲁晓夫则是党内权贵的代表，由党的机关和干部直接领导经济工作，就是由党内权贵领导和管理经济。这一改变必将更体现权力意志。这一点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
报告在“思想工作问题”的标题下，赫鲁晓夫提出要“创造性地发展革命理论”。他批评“目前思想工作的主要缺点是，它在颇大程度上脱离了共产主义建设的实际”。因此，他所说的“创造性地发展革命理论”，就是要结合苏联的建设，特别是要研究和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为了阐述他的这些思想，在这里，他又一次批判了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关于前者，他说：“个别工作人员在言论中竟错误地认为，似乎我们直到现在仅仅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础。”“断定说我们只奠定了社会主义基础，就会使党员和苏联全体人民，在关于我国的发展前景这样紧要的问题上迷失方向。”关于后者，他说：“居然有一些聪明人把轻工业同重工业对立起来，硬说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有在苏联经济发展的初期是必要的，现在我们只要加速发展轻工业就行了。”“党对这种想贬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就的企图给予了应有的打击”。赫鲁晓夫还批评个别工作人员企图把和平共处应用到思想意识方面。“我们主张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进行经济竞赛，但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可以放松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人们思想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的斗争。”[20]
总之，赫鲁晓夫在报告的这一部分，把死去的斯大林从党的领袖地位一笔勾销，又批判了斯大林之后的新领导人马林科夫和作为三朝元老的莫洛托夫，不言而喻，只有赫鲁晓夫自己才是列宁事业的“真正继承人”。
在讨论赫鲁晓夫报告时，有95人报名要求发言。大会的发言稿事先经过审查，绝大多数发言者都回避了斯大林的名字。大部分发言者都是对报告表示肯定和赞颂，最多联系本人所在的部门或地区的情况进行一些必要的补充和说明，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只有文学家肖洛霍夫别出心裁，批评了苏联作家协会，特别是它的领导人法捷耶夫。最引人注意的是米高扬的发言，不仅时间长，而且涉及了赫鲁晓夫报告的方方面面，几乎等于一个副报告。他对赫鲁晓夫的报告作了高度评价，说报告“研究了人类历史当前时期的情况和事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阐明了这些新的情况和事件”，“大大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做出了宝贵的贡献”。米高扬赞扬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近3年来的工作说：“我们党内的集体领导经过长期的间断之后又建立起来了”，这个“领导集体遵循着列宁的思想、列宁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原则，在短期内自上而下地恢复了列宁党的生活准则”。“大约二十年内我们没有集体领导”。他先用这样一些比较含混的语言把批评矛头指向斯大林，后来就公开点了斯大林的名。他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谈到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时候说，在世界市场瓦解以后，这些国家的生产将要萎缩，未必正确。他批评党的宣传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照例仅仅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简明教程》）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简明教程》“是包括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财富的”，《简明教程》及一些被作为范本的历史书歪曲事实，有些人被推崇备至，而对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