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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您就不是一位好犹太人。”甚至指责“今天这个委员会绝不是犹太人的。”[81]还有不少犹太大学生直接来找犹委会，对其消极态度表示不满。
犹委会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指责不仅无动于衷，而且还逐渐表现出与犹太同胞的期望和呼吁完全相左的倾向。在1948年6月7日召开的犹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与会者对犹太同胞的许多建议上纲上线，大加挞伐。费费尔指责来信者提出集资帮助以色列国战士和通过向巴勒斯坦派遣犹太志愿者的建议“非常愚蠢”，“未经政府批准是不能派遣志愿者和部队的。因为这将会引发中东地区的战争。”希梅利奥维奇认为“克服派遣志愿者和输送武器这一错误观念十分重要”。费费尔和克维特科指出，犹委会必须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正在复活的犹太复国主义。日梅林卡市犹太人的信件成为众矢之的。费费尔提出，犹委会还应该与苏联作家协会协商，选派几批作家前往日梅林卡市组织一系列文学晚会，并派遣作家前往敖德萨、日托米尔等地。因为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信件汹涌而来，所以犹委会显然把加强对民族主义情绪的斗争看成了当务之急。费费尔就此提出了召开广播集会、对进步的犹太社会组织进行呼吁等四项建议，并宣读了关于召开广播集会给中央委员会书记苏斯洛夫的信。[82]该集会拟于6月15日举行，但是因为“它的观点听起来太像为以色列而发起的同情性群众集会”[83]，所以最后未获当局批准。此次会议表明，犹委会在思想感情上已经与苏联犹太人发生了分裂。
在苏联政府的压制下，在犹委会的敷衍下，苏联犹太人要求声援以色列的第一次热潮逐渐消沉下去。
1948年9月，苏联在以色列问题上的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苏联侦察机关获得的文件显示，“以色列政府单一地采取了亲美和敌视苏联的立场”，正在抛开苏联，而“同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秘密结盟”。这使得斯大林不得不重新思考对以色列的政策。而最让斯大林担心的是，苏联一年多来的亲以政策不仅激活了国内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促使苏联的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化，使他们‘突然感到自己是国际犹太组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84]成千上万的苏联犹太人不但要求援助以色列，为以色列而战，而且许多人竟然直截了当地要求放弃苏联国籍，移居到自己真正的祖国以色列去。这是斯大林始料未及的。尽管苏联正在通过东欧国家为以色列提供秘密的军事援助，但是它却不能允许自己国家的犹太公民去公开保卫以色列，更不允许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那将是对早已宣称在国内实现了各民族平等的苏联政府的极大讽刺。所以，从1948年9月初开始，苏联政府着手调整对以色列的宣传政策。1948年9月3日，斯大林在去南方休养前夕，指示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要准备一些关于以色列国的文章。[85]1948年9月7日，《团结报》率先刊发了该报以色列问题专家列夫·戈尔德贝格的一篇文章，言辞犀利地抨击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领导人，以及他们与美国瑙姆·戈尔德曼博士的联系。戈尔德曼在战时极力倡导援助苏联，一直是苏联媒体的宠儿，现在却突然被指控为“进步主义事业的叛徒。”[86]紧接着，《真理报》在1948年9月21日刊登了爱伦堡根据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授意撰写的文章——《关于一封信》。[87]从表面上看，爱伦堡是以公开发表文章的形式答复一个在战后欧洲继续受到反犹主义迫害、不知何去何从的德国犹太人所遇到的困惑：怎样才能真正解决犹太人问题？其实，他是在和苏联犹太人谈话，并试图向犹太同胞表明，犹太问题产生的根源是由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引起的，“犹太问题的解决必须靠全世界都实现社会主义”。面积狭小、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以色列根本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犹太人的问题。[88]换言之，“以色列国家同苏联犹太人毫无关系，苏联没有犹太人问题，因此并不需要以色列”。[89]对于苏联犹太人而言，此文无疑是一颗充满警告意味的子弹，同时也打响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一枪。9月25日，《团结报》再次发了这篇文章。苏联犹太人明白：这是警告他们不要同以色列公使馆的人员接近！但是，他们却置若罔闻。
1948年9月初以色列公使果尔达·梅厄抵达莫斯科后，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狂热情绪再度爆发出来，莫斯科犹太大会堂成为亲以情绪的主要宣泄地。9月11日，果尔达·梅厄到莫斯科犹太大会堂参加安息日祈祷，离开时许多人向她欢呼致意。[90]10月4日，是犹太教新年，以色列公使馆的全体人员再次来到莫斯科犹太大会堂。他们没有想到，平时假日只有2000左右犹太人来会堂，当天却一下子拥来了近5万人，等着他们莅临。[91]参加集会的有红军官兵、青少年和怀抱婴儿的父母，除了莫斯科的犹太人外，还有从苏联最遥远的地方来的犹太人。[92]在苏联，“没有一个礼拜场所曾经有如此众多、如此热情的出席者”。[93]狂热的人群簇拥着梅厄，大声呼喊着她的名字。犹太教首席拉比什洛伊梅·施利费尔试图制止狂热的群众，人们埋怨说，“我们等待这件事已经等了2000年，你怎么能不让我们表达自己的感情！”[94]苏联犹太人以这种勇敢的方式向以色列外交使团表示了双方之间的亲属关系，表明了他们对以色列建国的庆祝，以及以色列对他们的重大意义。自十月革命以来，苏联犹太人与国外的犹太同胞已经分离了30多年，尽管饱经磨难，但是苏联当局的高压统治“仍然未能削弱他们的精神……犹太人还是犹太人”。[95]10月14日是犹太人的另一个重大节日——赎罪日，成千上万犹太人再次涌向莫斯科犹太大会堂，同果尔达·梅厄在会堂待了一整天。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公使的狂热欢迎表明，“30多年的共产主义宣传也不能抹掉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热情”。[96]它不仅使苏联当局大为震惊，同时也使犹委会惊恐万状。
面对苏联犹太人愈燃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犹委会立即采取措施灭火。《团结报》一马当先，发表了大量针对性的文章：一方面批评以色列国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并没有享有真正的民主；一方面刊登了一系列同民族主义和民族局限性作斗争、对犹太居民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文章。文章引用苏联犹太人在生活和建设中的大量实例指出，“苏联犹太人唯一的祖国是苏联”，“只有在我们国家，在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基础上，所谓的‘犹太人问题’才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苏联犹太人在一切方面与苏联其他民族都是平等的”。为了协助党对犹太人劳动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日茨还致函马林科夫，要求加强《团结报》的编辑力量，增加报纸的发行量。[97]1948年10月21日，犹委会主席团再次专门开会讨论有关以色列建国在苏联国内所引起的反响。这是犹委会历史上最后一次主席团会议。与会者认为，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只是同情巴勒斯坦人民的表现，“我们从未表达过对以色列国领导人或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同情”。“苏联犹太人同情为自由而战的以色列工人，但并不同情准备把以色列变成美国实现扩张计划的忠实工具的以色列政府”。有人错误地认为苏联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态度已经改变，事实上，苏联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态度从未改变。我们一直以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极其反动的运动”。几乎所有人都对爱伦堡和日茨在《团结报》上发表的文章大加赞赏。费费尔说，“爱伦堡的文章是基于深刻的原则并且是绝对正确的。现在苏联犹太人真的不再指望中东。这是对的。”克维特科表示，日茨“昨天写的文章非常好”。会上还有人抨击在犹太大会堂所发生的群众集会，指责果尔达·梅厄“是一个心胸狭隘的女人”。[98]从与会者的立场可以看出，犹委会已经完全显露出其政府传声筒和打压犹太人的工具的本质。
由于犹委会表现出来的对苏联犹太人利益的损害，他们最终也被自己的同胞所唾弃。1948年10月8日，一位来自莫斯科的犹太老人在给费费尔、日茨等人的匿名信中对爱伦堡在《团结报》发表的鼓吹同化论的文章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明确表示，“犹太民族不想听到爱伦堡的建议”。他对犹委会领导人赞同爱伦堡的观点感到难以置信，并且指出，“如果伟大的米霍埃尔斯读了爱伦堡在《团结报》上的文章，他会因愤怒和悲伤而在自己的坟墓中辗转反侧。”[99]1948年11月25日，一位名叫摩西·戈里德曼的犹太人在给日茨的信中把紧随爱伦堡在《团结报》上发表文章的日茨比作跟着一只“大狗”狂吠号叫的“小狗”，谴责他对犹太人“在我们可爱的社会主义祖国”到处从所有重要职位上被解雇、对许多机构拒不接受犹太毕业生的反犹现象视而不见，而为了一己之私利，阿谀奉承，“扮演白痴”。信的末尾说，“爱伦堡厚颜无耻地以全体苏联犹太人的名义讲话。他没有这个权利。而您也根本没有任何权利代表犹太人讲话。”[100]从苏联犹太人利益的代言人到最后被犹太同胞剥夺了代表他们讲话的权力，犹委会在苏联犹太人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犹委会之所以对苏联政府惟命是从，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然而，这不仅未能挽救它的命运，而且毁掉了多年的声誉。
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对苏联犹太人和犹委会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国内的反犹政策骤然加剧。如果说此前斯大林对于犹太人的打压更多的是出于担忧和怀疑的话，那么现在他的想法则完全得到了证实。在苏联那样封闭的社会里，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狂热认同和支持被当局看成是对苏联的严重不忠，是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背叛，“在斯大林看来，它就像危险的资产阶级犹太民族主义在破坏苏维埃国家的权威”。[101]斯大林后来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明确指出，“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是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102]，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留明指控犹太民族“是一个间谍民族”[103]，显然都是源于这一事件。1948年6月，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美苏冷战日趋白热化。在这种形势下，斯大林认为，万一同美国发生战争的话，那么仇视苏联、与美国和以色列有着难以割舍的亲情联系的苏联犹太人就会成为西方的“第五纵队”，从背后对苏联人民下手，直接威胁国家的生存。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犹太复国主义情绪不仅表现在苏联普通犹太民众身上，而且反映在克里姆林宫内部某些人物的言行当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的犹太人妻子伏罗希洛娃·叶卡捷琳娜·戈尔普曼在以色列国成立当天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激动地对自己的家人说：“今天我们终于有自己的祖国了。”[104]在1948年纪念十月革命胜利30周年的外宾招待会上，莫洛托夫夫人、苏共中央委员热姆丘任娜与以色列公使果尔达·梅厄和其他外交人员用意第绪语进行了倾心长谈，最后还意犹未尽地说，“祝你们一切安好！那样所有的犹太人事情就好办了。”[105]在斯大林看来，这说明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已经渗透到了苏联政权的心脏地带，威胁到了国家的基础。
为了消除苏联犹太人狂热的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情绪，斯大林随即在国内加强了反对“世界主义者”的运动，运动的性质也从最初的批判、降职、解雇升级到逮捕、流放和枪毙。“从1948年到1953年，数以千计的犹太知识分子、科学家、政治领袖、国家安全部职员和私营单位人员都遭到无情地审讯，丢掉职位，并且公开地受到嘲弄、奚落、恫吓和监禁。许多人被枪毙。”[106]犹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