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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和反动党派的群众性集会所造成的危害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报告认为，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不善于掌握国家机器，对国家机关的渗入不够。例如，在由诺塞克领导的内务部里，在部属48个司、局长中仅有14名共产党人；财政部共有这一级别的干部75名，其中只有5名共产党人；在由其他政党的成员担任部长的部，情况比这还要糟。例如，在由社会民主党人劳什曼担任部长的工业部，在131名负责领导工作的人员中只有13名共产党人；在外交部的51名干部中仅有7名共产党人；在司法部仅有2名共产党人，而且这些人均身居次要职位。根据这些事实，古利亚耶夫得出结论：“共产党领导人将其主要的活动集中于争取议会多数，而与此同时却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去夺取反动势力在国家机关、军队、农村，在各中产阶级中占有重要阵地。结果是，一个组织严密和拥有上百万党员的党却没有以应有的方式被动员起来，去同人民民主制度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127]
在苏联抵制并禁止东欧各国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后，斯大林决定赋予拟建中的共产党新国际机构以协调职能。为了准备这次会议，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收集整理了大量东欧各国共产党所犯错误的材料。9月，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呈交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现在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文件指出：“共产党领导人满足于议会活动，对巩固党组织的政治问题和党在广大群众中影响的问题关注不够。共产党在民族阵线活动期间对阵线中对手采取了不正确的路线，错误地认为同民族阵线中的反动政党合作是可能的。”随后文件分别举例说明了捷共在民族阵线、国有化、群众组织、军队、少数民族等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最后得出结论说：“从对捷克斯洛伐克现在政治经济情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国有企业、银行进行的改革，在农村经济采取的措施，两年计划的顺利进行，工人和农民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以及共产党在大选中的获胜，都极大地巩固了人民民主制度和民主力量的实力，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巩固。但随着国际斗争形势的紧张，国内形势也反映出这样的特点，国内反动派在国外反动派，首先是美国和英国的支持下，变得非常活跃。民族阵线中的形势也变得紧张和严重。斯洛伐克反动派积极活动的结果，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共和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最薄弱的环节，斯洛伐克的局势非常紧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能够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继续沿着民主道路前进，条件是如果它能够快速地消除错误，在利用议会斗争形式的同时，为了巩固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而广泛地利用其他形式。”[128]
显然，对陆续收到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形势的报告引起了联共（布）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注意。为了筹备共产党新国际机构会议，8月27日，日丹诺夫在致斯大林的报告中提到了对东欧各国共产党所犯错误进行批评的问题，其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29]只是后来考虑到内部团结的问题，最后日丹诺夫从批判名单中删掉了捷共。
在9月召开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上，各国共产党代表都清楚，批判法共和意共走议会道路的错误旨在影射捷共。在会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阶段，波兰代表哥穆尔卡对捷共夺权太晚提出指责。南共代表卡德尔批评捷共对和平的、议会的、选举的道路存在幻想。[130]敏感的斯兰斯基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131]，他以“阵营对抗理论”为指导分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当前形势。斯兰斯基在发言中坦承“我们法国同志的政策有严重错误。即使在我们这里，我们也感觉到了法国事件的后果，因为它鼓励了我国的反动派”。斯兰斯基论证说，“他们（英美帝国主义者）关注的中心之一是捷克斯洛伐克。这是因为：第一，捷克斯洛伐克对他们来说是一块肥肉，失去它他们无论如何是不能甘心的；第二，英美帝国主义者明白，法西斯德国战败后，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中欧和东南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商品投资者和工业制品供应者；第三，英、美帝国主义分子仍未死心，仍打算借助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反动力量拼凑反动阵线和反共集团，目的是颠覆人民民主制度。毫无疑问，国内所有政治阴谋，所有把反动力量联合起来的企图的幕后操纵者都是美、英间谍，他们插手班杰拉分子的土匪行动和斯洛伐克地下法西斯组织的活动。”说到对策，斯兰斯基向与会者保证：“在日丹诺夫同志报告之后，我们进一步意识到，面对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我们的任务和我们的责任是：加强和进一步展开我们已开始的对反动派的反攻，把反动派从他们的阵地赶走，揭露他们充当旨在反对现今捷克斯洛伐克的各种势力的代理人，最后，粉碎反动派，在这一过程中要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132]从斯兰斯基的发言中可以看到，捷共总书记已经接受了“阵营对抗理论”，决心通过议会外的斗争方式进行夺权斗争，斯兰斯基的发言成为近期捷共的战略和策略纲领。
斯兰斯基回国后，捷共领导人制定了向资产阶级政党势力展开进攻的一些措施：第一，在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取得51%以上的选票，这样使得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可以拒绝同其他政党合作；第二，分裂资产阶级政党，把“右派”领导人清除出去，从而使其驯服于共产党；第三，改变民族阵线的结构（共产党占据主导地位）。[133]随后，在11月召开的捷共中央全会上详细讨论了这些措施的细节。[134]
尽管捷共根据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的指示，制定了向敌对力量展开进攻的方针，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把通过议会选举获胜列为首选政策。12月29日，苏联斯拉夫委员会工作人员斯梅罗尔在向苏联外交部提交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形势》的报告中介绍了这种情况：党的领导同志说：“过两年，那时反动派将被迫认输”，“现在我们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招募人员入党上，当我们获得了51%的选票后，那时再从事其他的事情”。斯梅罗尔谈到了捷共接收党员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什威尔莫娃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纪检委员会会议上说：“现在很多党员是群众党员：我们党是群众性质的党，而在苏联则是由那些精选上来的人组成党。因此对所有的人来说，通往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大门是敞开的。我们需要吸收50万名党员，接收所有的人，在选举结束后再进行清洗。”[135]捷共在招募党员的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从1947年9月到12月，约有15万名新党员加入捷共和斯共，其中包括从其他党派转入的党员。到1948年初，捷共计有126.6万名党员，斯共计有15万名党员。[136]然而，何时开始向对手展开进攻的问题则被拖延下来。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政党集团也在为夺权做着积极准备。11月，社会民主党召开代表大会。与会代表以283：182压倒多数的选票解除了费林格的党主席职务，反共势力控制了中央委员会。[137]贝奈斯知道此事后说：“对他来讲，这是自从回到布拉格后最幸福的一天。”[138]12月末，5名国家社会党人和5名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在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德尔蒂纳家里秘密集会，商讨夺权计划。国家社会党人努力把社会民主党人拉到自己一方，使该党同共产党进行合作成为不可能。会议一致决定，双方共同保卫“议会民主和公民自由”。[139]
社会民主党右转对捷共的影响非常大，这意味着捷共指望通过联合社会民主党获取议会选举51%以上的选票组建政府的计划无法实现。劳什曼回忆说：“1947年底1948年初，哥特瓦尔德曾对我说：‘假如大选在今天举行，那么他不排除失去选票的可能。但是，他坚信依靠底层的农业资产阶级、城市资产阶级和东正教徒，为争取有利于民族利益的、新的和激进的法律而开展广泛的宣传运动，所争取的法律的确令人民感兴趣，这就可以防止选票下滑的局面。’他已经不提51%了。”[140]1948年1月，共产党控制的情报部所辖的舆论研究所举办了一次盖洛普型民意测验，测验结果表明，捷共只可能获得全部选票的28%左右，而1946年时则是38%。考虑到测验是由共产党人自己主持的，而且1946年选举前进行的一次类似测验的误差仅有0.5%，捷共有些领导人对1948年春天将要进行的选举也感到不安。[141]1948年1月，朱里什在致联共（布）中央的信函中，担心捷共有可能遭到与法国和意大利战友同样的下场。[142]
由朱里什、萨波托茨基、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层，以及一些区党组织的主管干部组成的激进派认为，关于政权的问题应该在选举之前解决。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上，也就是组织那些把改善自己物质处境的前景与深化社会经济改革——工业国有化和实行彻底的农业改革——联系起来的社会贫困阶层的大规模行动。[143]斯梅罗尔向莫斯科报告说：“党员的数量和同情我们的非党员人数在下降，党针对反动派的斗争还不够，对反苏的反动派的攻击还不够大胆。甚至一些领导同志——诺塞克、涅德雷和朱里什对我说：‘太多的让步’。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些评论：‘党应该承认，反动派之所以那么强大是因为提供给反动派太多的自由权’，‘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可以听到这样一些言论‘春天时不得不拿起武器，否则将是他们逮捕我们’。”[144]在内外压力下，哥特瓦尔德逐渐成为这些激进党员的支持者。1948年2月，哥特瓦尔德在同苏联驻捷代办博德罗夫会谈时表示，在事态这样发展的情况下，共产党人“也将采取极端措施，也就是借助于共产党人现有的内务部和军队的绝大多数的支持，以武力彻底夺取国内的全部政权，并对反动派进行彻底的镇压”。[145]此后，内务部长诺塞克开始了清洗公安军的行动，这一事件成为二月事件的导火索。
诺塞克早就打算对本部门进行清洗，只是被斯兰斯基制止了。诺塞克向斯梅罗尔抱怨，他没有在自己机关进行清洗的可能，因为要受到法律制约，还不能触动任何人。当他向斯兰斯基说这种情况时，后者答复说“不可以破坏法律”。[146]当哥特瓦尔德同意以议会外斗争的方式夺取政权时，诺塞克终于得到了机会，成功地更换了8名公安部队军官。2月13日，捷政府召开例会，原拟讨论国民保险法案。但国家社会党人、司法部长德尔蒂纳突然发言，指责诺塞克擅自用共产党人来代替布拉格区的8名警官。哥特瓦尔德认为这是属于内务部长职权范围内的事（诺塞克因病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予以反驳。国家社会党纠合各非共产党部长在会上以多数票通过如下决议：对内务部长和司法部长同时进行调查，撤销内务部长关于抽换警官的命令，政府应于17日再次开会，由内务部长汇报执行上述决议的情况。[147]
2月17日，国家社会党领导、天主教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领导人达成了三党联合行动的一致意见。在当天举行的政府会议上，他们坚持要求执行13日会议关于撤销抽换警官的决议。会议不欢而散。[148]当天晚上，捷共中央主席团发表告人民广播演说：“在现形势下，所有的劳动人民、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所有的民主力量和进步分子（不分党派），所有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都必须准备以一切力量摧毁反动派的阴谋，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149]
2月18日，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前往总统贝奈斯那里寻求支持。总统鼓励他们说：“你们可以指靠我。”[150]
2月19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佐林和美国驻捷大使斯坦哈特先后抵达布拉格。斯坦哈特一下飞机，便表示美国政府愿意向捷提供2500万美元的信贷。他还向记者声称，他坚信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