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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等权利的矿山工人。二、遣散一号工地的所有战俘，以各战俘营中关押的警察取而代之。这类警察共有4977人，其中3000人来自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目前什么事也没有干。反正迟早要让他们学会劳动。对于这些警察要加强警卫。三、应着手将关押在战俘营的军官共8980人，其中4500人来自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加以分类，以便确定哪类军官可以在何处使用。”[86]
索普鲁年科的建议里虽然没有提到安置芬兰战俘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至少提醒了贝利亚还有这么多波兰战俘在押，其中近5000名警察“目前什么事也没有干”，近9000名军官有待进一步确定对他们的使用。现有的材料还无法准确地说明贝利亚当时的想法，也许这永远是一个谜了。然而，现有的材料却表明，贝利亚和战俘管理局在此后的一个月内，对关押波兰军官、警察、司法和行政人员的三座专门战俘营，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其程度是以前不曾有过的。
先是12月4日往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派去了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侦查员斯·叶·别洛利佩茨率领的侦查组，到当月月底这个侦查组已经达到14人。[87]他们的任务很明确，尽快准备好该营全体战俘的侦查案卷，并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提交有关材料。特别会议成立于1922年，是遵循政治局的指令和决议，对案件进行最终审理的机构。30年代中后期它的作用日益突出，案件的审理都是在被告和辩护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旦特别会议做出判决，即成为终审判决，被告和辩护人无法上诉。因此，命令把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的案卷上交特别会议，这就意味着苏联领导人已经决定对这些战俘要进行最后的处理了。战俘管理局对别洛利佩茨侦查组的工作高度重视，索普鲁年科于12月4日、7日和23日三次亲自指示奥斯塔什科夫营，除了“保证侦查组的工作条件并执行别洛利佩茨同志的业务指示”，“为其安排住处，必要时并提供制服”外[88]，为防止侦查组工作期间，“营内关押的警察、宪兵及其他战俘可能有所举动及过分行为”，他还特别要求战俘营“加强对战俘的监视”，“加强营地四周的值岗及巡逻”，甚至“从战俘住所收走斧头、铁镐及其他劳动工具”。[89]由此可见，战俘管理局对此事丝毫不敢怠慢，它从侧面反映出这次行动具有某种特殊意义。被派到奥斯塔什科夫去的工作组也同样不敢懈怠，到12月底，他们办理完成侦查案卷2000份，给特别会议发去500份。全部工作预计在1940年1月底结束。[90]
12月31日，贝利亚连续发出指令，三个专门战俘营均被涉及。贝利亚命令索普鲁年科率领10名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员前往奥斯塔什科夫，其任务主要是：第一，“了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组对原波兰警察战俘案件及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提交报告的工作进展情况。采取必要措施改进侦查组的工作，使之能在1月份内办完所有在押警察战俘的案件”。第二，“从全部警察战俘中挑出有业务价值的人员的案件，就这些案件认真侦查，查清他们在苏联国内和国外的全部联系，以及他们所知道的当时派往苏联的原波兰情报机关的间谍”。第三，了解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特别科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39年10月8日命令进行的间谍情报工作情况。“注意现有情报工作的质量和据此对各类战俘的情绪作全面分析的可靠性”。另外，贝利亚还要求对战俘与营外的联系，搞好战俘营登记机关的工作，保证登记质量，战俘营的警卫状况和战俘的纪律情况等进行检查。[91]
同一天，贝利亚命令战俘管理局政委涅赫罗舍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管理总局第二处处长罗季奥诺夫前往旧别尔斯克，命令战俘管理局副局长约·米·波卢欣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管理总局第一处处长雅·阿·约尔什前往科泽利斯克，其任务与索普鲁年科基本相同。[92]
贝利亚如此兴师动众派“要员”亲临战俘营，目的绝不仅仅是检查工作。从贝利亚的指令中可以看出，内务人民委员部真正关心的实际上就是两件事：其一，对战俘侦查案卷和登记材料的整理；其二，在战俘中寻找和发展谍报人员工作的进展。就前者而言，侦查和登记的过程，也就是确定战俘真实身份、核实其以前的工作经历、发现和揭露战俘中所谓“反革命组织和活动”的过程。特别是后一个环节，可以为在特别会议上最终决定战俘们的命运提供“具有说服力”的依据。换句话说，贝利亚要的是上报给特别会议的“材料”，至于这些材料在他规定的时间内——1月底之前整理完成时的真实准确程度有多大，那是次要的。就第二件事情而言，它与完成前项工作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贝利亚在上面的命令中都提到了他在10月8日下达的一道指示，在这道“关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战俘营在战俘中进行业务和肃反工作的指示”中，规定要在战俘营“建立间谍情报网以查明战俘中反革命组织的情况并掌握战俘情绪”，情报机构要查明并特别注意一些特定人员[93]，对所有被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应立即进行登记，为他们建立谍报档案并保证揭露战俘中的反革命组织，以及他们与国外的联系。[94]因此，落实这道指示，本身就是为第一项工作服务的。同时，还可以对已有的情报网进行检验，从而发现一些确有利用价值的情报人员，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这也是对战俘的一种进一步处理，尽管只涉及很少一部分战俘，但对贝利亚及其领导的部门来说，这项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者。
说穿了，这两件事就是这些波兰战俘的“去”和“留”的问题，即哪些战俘应该从战俘营中清除出去，哪些战俘可以留下来继续发挥作用。它们关系到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里的每一个战俘的命运，这个命运在一个月内就要由从莫斯科来的内务部大大小小的工作人员作出初步裁定。当然，最终的判决还要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但要知道，特别会议仅仅是面对整理出来的材料做出判决。
贝利亚在1939年最后一天下达的指令，已经很难说与正在进行的苏芬战争有多大关系了。就在贝利亚下达上述指令的前两天，战俘管理局向副内务人民委员瓦·瓦·切尔内绍夫报告，按贝利亚命令准备好了6个可容纳27000名芬兰战俘的战俘营，另3个营地很快也可以接收战俘。但由于现在芬兰战俘很少（150名），因此战俘管理局请求批准只保留两个战俘营工作人员的全编制，其他各营只保留10%～20%的编制。[95]这就是说，为新的战俘腾出营地的问题现在并不迫切。苏芬战争也许只是一个契机，它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是引起了苏联领导人对波兰战俘的注意，并联系到各战俘营出现的种种反抗现象，开始着手全面、彻底解决波兰战俘问题。[96]但是，仅从贝利亚的命令中，还无法看出苏联当局准备用什么方式解决战俘“去”的问题。从以往的结果看，即便是送到特别会议的案卷，也有相当一部分当事人保全了性命。[97]这就是说，从贝利亚向三座专门战俘营派去内务部工作人员到决定对上述战俘营中的绝大部分战俘处以极刑，这之间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即需要有可以给这些战俘判定死罪的“材料”。
战俘营情况通报与“减轻负担”建议
其实，在整个12月份，各个战俘营就已陆续上报了一些“反面材料”。在科泽利斯克营11月份工作总结报告中专门谈到了战俘的政治精神状态，说有些军官表现爱国主义情绪，有信教和从事宗教活动的企图。旧别尔斯克营在相同的总结中报告了所查明的4起“反革命活动”：战俘们组织了“文化教育小组”和“互助会”，进行祈祷，以及诬蔑苏联等。12月7日战俘管理局就科泽利斯克营战俘巴·安·扎哈尔斯基自杀事件给贝利亚呈送一份专门报告，说他因思念家乡和家人长期情绪消沉。12月10日，据科泽利斯克营报告，他们三天前挫败了一起战俘逃跑企图，三名战俘受到惩处。此外，在扎波罗热营、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各劳动营，也都出现劳动纪律松弛，战俘逃跑，拒不出工和怠工等现象。[98]从各种报告上看，上述事件和现象还是个别的，涉及的战俘人数不多。
但是，在贝利亚12月31日指令下达后，情况有了变化，无论是战俘管理局还是各战俘营，对各营出现的不良现象和事件的注意程度都大大提高。战俘管理局很快整理出一份“1939年12月1日至31日期间各战俘营政治思想状况中的不良现象和特殊事件”的长篇通报[99]，列举了各营反苏情绪和言论、自杀和企图自杀事件、逃跑和企图逃跑事件以及各营工作人员情况。虽然通报中的材料都是从各营工作报告里汇总起来的，但把此类材料集中在一起，对战俘管理局来说，还是第一次。它所产生的“集重效果”，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换言之，正是由于通报不是对战俘营情况的全面反映，而是某一个方面问题的汇总，所以它在无形中就把这类问题放大了，很容易使人形成“问题严重”的感觉。1940年1月9日，战俘管理局副局长霍赫洛夫就奥斯塔什科夫营在侦查中不断发现一些战俘的真实身份指示该营领导人，要求把战俘构成方面的变化“反映在相应的登记案卷中”，并把“定性材料有改变的战俘名单”上报局里。[100]11日，战俘管理局就“尼科波尔锰矿”和“十月采矿”发生的战俘罢工和绝食事件，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写出专门报告，其中列举了“拒绝出工的战俘中的反苏挑拨性言论”。[101]13日，就罗夫诺营战俘企图逃跑事件大大增加，战俘管理局下文指示该营“严格战俘关押制度”并“立即给战俘管理局写一份战俘逃跑的专门报告，说明逃跑发生的次数、促成逃跑的原因”等。[102]22日，战俘管理局又收到科泽利斯克营的紧急政治报告，反映部分战俘因食物质量差而绝食并“造成了混乱”。[103]31日，按照贝利亚一个月前的指令来到旧别尔斯克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组也大有收获，他们“在战俘中查出了许多原波兰各种政党的成员，以及许多边防军、定居者、地主、富农等等。”[104]2月1日，被派往奥斯塔什科夫的索普鲁年科也向贝利亚报告，对关押在这里的警察的侦查工作已经结束，“办理了6000份案卷”，“已着手将案卷发给特别会议”。[105]4日，科泽利斯克营在例行报告中再次谈到战俘中的“错误情绪”和“反革命现象”。[106]这类情况在旧别尔斯克营的例行报告中也占有相当的篇幅。[107]19日，一份关于奥斯塔什科夫营战俘准备逃跑的专门报告，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处整理完成。[108]
原来只在各战俘营例行报告中以“政治思想状况”为题出现的那些内容，现在直接换成了“不良情绪”、“反革命现象”、“特殊事件”等字眼，而且被汇集起来写成了通报和专门报告，这恐怕就不仅仅是文风上的某种转变了。它如同一架风向标，指明苏联领导人开始对哪类材料感兴趣。这种兴趣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事实证明，它与苏联当局处理波兰战俘问题的决策密切联系在一起。
到1940年2月中下旬，苏军在苏芬战场上取得重大突破，击溃了芬军在主要防御阵地“曼纳海姆防线”上的抵抗，苏芬战争接近尾声。苏军在整个战争期间俘获的芬兰军人仅1100人[109]，就连为芬军战俘准备的若干战俘营中最小的格里亚佐维茨营，容纳这些战俘都绰绰有余。[110]显然，为接收芬兰战俘而处理波兰战俘的必要性已不存在。按说，关押在三个专门战俘营里的波兰战俘可以继续关押下去了。但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内务人民委员部大大小小干部在三个专门战俘营“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