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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幸运儿”。相反，那些被留下的军官和军政要员最终成为一起悲剧事件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们全都表现出特别仇视苏联和苏维埃制度，而是成了同样政治制度下一种教条的政治理念的牺牲品。
苏联领导人对波兰国家的看法以及根据这一看法确定的出兵目的，都把波兰国家作为一个异己的对立物，放在了要消灭的位置上。在苏德两国合作共同瓜分、占领了波兰领土之后，除了先在巴黎、后在伦敦组成了流亡政府外，可以说波兰国家从形式上已不复存在。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为了彻底消灭这个国家，占领其领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打碎其原有的国家机器也非常重要。而军队、警察、监狱系统，正是每一个国家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是保护该国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在苏联领导人的意识中，军队、警察、司法系统和国家机构中的高级领导和官员，是贯彻统治阶级意志的核心，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中坚力量。消灭了这部分人员，无异于打断了支撑国家机器的“脊梁”。波兰的情况也不例外。自十月革命后，苏联领导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波兰统治阶级历来是仇视苏维埃国家的；波兰军队的军官、警察、司法系统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员，都属于统治阶级范畴，或是在为统治阶级服务过程中，与其达成了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对苏联来说，他们的危险性要比普通居民大得多。如果把他们与普通士兵一道释放回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只能给那里正在进行的“苏维埃化”社会改造，增添麻烦与阻力。
由此可见，对波兰战俘的最初处理，受到了苏联特定的社会政治观念的影响，这种政治观念并不仅仅属于某一个人，或是苏联领导层，而是成为教条式的行动指南。就处理波兰战俘而言，这种政治观念决定了波兰战俘的命运，并造成了他们之间巨大的差别。因此，谈到波兰战俘的处理，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以往人们更多地关注发生在波兰战俘中的悲剧本身，并把责任简单地推到斯大林个人身上，而疏于研究这一悲剧与苏联的政治制度、基本的政治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看不到这一悲剧只是苏联在处理波兰战俘上产生的结果之一，而不是它的全部。也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对导致悲剧的真正原因有更深刻的认识。
对波兰战俘的关押和使用
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39年10月2日的决议而对战俘进行的分类处理，到11月下旬基本告一段落。如前所述，遣返居住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士兵战俘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释放捷克战俘的准备工作，苏联方面在10月底就已完成，但被释放的捷克人要求进入罗马尼亚时，罗马尼亚政府并没有马上发给他们签证。直到1941年春，签证问题才得以解决。[20]
对居住在由德国占领地区的波兰战俘的遣返和从德方接收部分波兰战俘的工作，也从10月中旬开始启动。10月11日，贝利亚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建议，“将居住在原波兰的德国部分的全体被俘士兵约33000人，在最近转交给德国当局是适宜的，为此应当与德国政府开始谈判。”[21]副外交人民委员波将金与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就交接程序举行了谈判，双方商定交接工作从10月23日开始，预计11月3日完成。到11月23日，苏方交给德方42492名波兰战俘，同时从德方接受了13757名战俘。[22]
同年11月、12月，苏联还完成了从立陶宛接收波兰战俘的工作。据立陶宛政府提供的统计，在它们那里拘押着近14000名波兰战俘，其中有3000名军官。立陶宛政府提出把这些出生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战俘送回他们的出生地。[23]11月9日，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分别通过决议，“从立陶宛政府接收被拘押在立陶宛、家住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愿意返回家乡的原波兰军队战俘”。接收的士兵和下级军官遣返回家；军官、警察和官员送往战俘营“仔细审查”；但对此项规定“应严格保密”。[24]在此项工作完成时，有21名军官和54名警察被送往尤赫诺夫营。[25]
与被遣返回家的战俘相比，被留下充当劳动力使用的那部分战俘的境遇要差得多了。最早确定留下的25000名战俘，被用于修筑沃伦斯基新城—科列茨—利沃夫公路，集中了这批战俘一半的罗夫诺营改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建筑营。
战俘劳动力的使用范围很快扩大了。10月14日，战俘管理局与苏联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签订了使用战俘协议，1万余名战俘被安排到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下属的8个矿务局、矿井和铁路公司从事劳动。集中这批战俘的主要是俄罗斯联邦南部的三个营地，即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克里沃罗格营、顿涅茨克州的叶列诺—卡拉库布营和扎波罗热州的扎波罗热营，每个营又都在矿山和企业所在地设立了许多分营。虽然根据协议这些战俘的劳动保护、工资待遇、生活条件等都将与通常的雇工相当或接近，但不同的是，他们仍要在警卫看管下进行劳动。[26]这就意味着，他们并不是普通的劳动者，而是被强迫接受劳动的劳动者。
不管是筑路还是采矿，战俘从事的劳动都相当艰苦和繁重。有文件证实，黑色冶金人民部各企业并未履行协议中规定的条款，没有为战俘创造应有的生活及劳动条件。[27]战俘的不满情绪还因11月初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两地并入苏联而加剧。那些居住在上述两地区的战俘很自然地认为，他们已成为苏联公民，再把他们作为战俘关押和使用违背了最高苏维埃的有关法令，他们联名致信斯大林，表达他们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的强烈愿望。[28]也有不少战俘在没有得到答复的情况下擅自离开工地，据西乌克兰一号筑路工程指挥费久科夫少校报告，整个筑路工地在11月初一共逃跑了1000多名战俘，几乎占在这里劳动战俘人数的10%。[29]尽管改善了战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加强了警戒，但逃跑现象并未完全制止。这说明战俘的不满不仅是针对生活及劳动条件的，政治上的歧视性待遇更让他们难以接受。
考虑到战俘大量逃跑可能在新并入苏联的地区引起“不满情绪，为敌人进行反苏宣传提供子弹”[30]，12月2日，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联合发出命令，对在各企业劳动的战俘规定了新的使用办法。新办法规定，“凡有劳动能力的战俘一律在基本工程中使用，同时将他们的工资改为与非军人雇用工同等的计件工资。战俘中的不完全劳动力在战俘营内部以及工矿企业的后勤性工作中安排使用，并根据该工业部门现行的计时工资制确定他们计时工资。”新办法还要求立即查明哪些人有生产技能并且政治合格，以便“作为你们企业的固定工人”。对经常超额完成生产定额的战俘，经专门审查并报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管理局批准后，可以撤销对他们的看管。办法还规定了战俘每天的最低生活费不得低于5卢布[31]；另外，要给他们“创造必要的生产条件（固定的工作地点、系统地指导，等等）、文化生活条件以及居住生活条件。要进行解释工作，以保证所有的战俘都能完成生产定额”等。[32]
新的使用办法规定的对战俘待遇虽比以前有所改善，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战俘的地位问题，也就是说，这些人仍然是失去自由的被强制从事劳动的劳动力。同时，新的待遇从规定到落实，还有一个依责任心大小和检查督促机制是否完备而决定其长短的过程。战俘们在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且又得不到令他们满意的解释的情况下，怠工、以各种借口旷工甚至逃跑，就成了他们普遍使用的抵制手段。在扎波罗热州劳动的战俘，每天有将近100人因各种原因不出工，出工的战俘中怠工、酗酒现象普遍，以致有时一天的计件工资高的达30～40卢布，低的只有23戈比。另外还有3名战俘逃跑。[33]当内务人民委员部派来特种部队加强看管并逮捕了16名被认为是怠工煽动和组织者的战俘后，激起了战俘们更强烈的抵触情绪，1940年1月下旬，这里的1570名战俘中每天出工的不超过370人；还有不少战俘宣布绝食。他们最主要的要求就是放他们回家。[34]1939年12月20日，在斯大林州“尼科波尔锰矿”和“十月矿务”托拉斯劳动的战俘举行罢工和绝食，而且愈演愈烈，直到惊动了贝利亚。他于12月31日特地命令战俘管理局第一处（特工处）处长季什科夫，会同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管理总局特派员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斯大林州局局长，对在当地各企业劳动的战俘“大量不出工的情况”和“逃跑事件”，进行调查和侦察。[35]1940年1月3日，战俘管理局副局长霍赫洛夫就此事写了专门报告，在他列举的上述两个企业战俘罢工和绝食的原因里，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战俘们要求与大多数被俘士兵一样释放他们回家。[36]霍赫洛夫报告，对反抗的战俘采取了强制性措施，“减少食物，剥夺通信权利”；并“将250名破坏生产分子除名，送往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对“老实干活的战俘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内务人民委员部和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于2月7日再次签订了新的使用战俘协定，减少了使用人数，并把使用的战俘分成两类：对其中一类明确规定实行工资制，每天的最低工资也比10月14日的规定提高了2卢布；战俘营对战俘的生活和伤病治疗也明确了相应的保障。[37]这部分在劳动营里的战俘，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成了在苏联领土上组建的波兰军队的主要兵源。
苏联对所占波兰领土的处理
随着苏德两国在波兰军事行动接近尾声，苏联对所占领土的处理马上开始了。这种处理的第一步，是与德国进一步确定了双方在“原波兰领土”上占有的地区。
在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附加议定书中，苏德虽然划定了在波兰的势力范围，但在是否还要维持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以及它的边界如何划定上，并没有最后敲定，而“只能在进一步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才能确定”。[38]苏联的出兵以及波兰在苏德两国的合击之下迅速崩溃，使这个问题上的“政治发展”出现了重大变化，解决上述“遗留问题”日益迫切地摆在了苏德两国领导人面前。
9月19日，莫洛托夫以斯大林的名义表示，苏联放弃让“波兰剩留部分独立存在”的主张，同意由苏德两国沿皮萨河—纳雷夫河—维斯杜拉河—桑河一线分割波兰。[39]舒伦堡在向里宾特洛甫汇报时认为，苏联的主张“完全符合德国的观点”。[40]但德国领导人希望能得到的多一些，利沃夫附近的油田和利沃夫—切尔诺夫策的铁路以及立陶宛，都是日后进攻波罗的海地区和苏联所必需的。里宾特洛甫还要求把桑河上游和奥古斯图夫及其森林划归德国。[41]苏联并没有顺从德国的要求，它坚持桑河上游一直是乌克兰人的领土，“哪个政府都不能令其失望”；而在苏联内部文件中，奥古斯图夫省无论是从民族、经济还是防御角度看，“对苏联都具有头等意义”。[42]苏联还提出要德国把已经占领的维尔纽斯地区转交给立陶宛，作为交换后者让出包括卢布林省和华沙省部分地区的赫尔姆申诺。
为最终确定对波兰的瓜分，9月27～28日，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举行谈判，斯大林和舒伦堡也参加了会谈。双方谈判的结果是签订了《苏德友好及边界条约》以及三个秘密补充议定书。两国签订的条约指出，“苏联政府和德国政府在原波兰国家瓦解之后，认为在这片领土上恢复和平和秩序，保证居住在那里的各族人民能按照他们的民族特点和平地生活是自己担负的任务”。为此，它们将确定“符合双方国家利益的国界”，双方承认这一国界为最终边界并排除第三国对此进行的任何干扰；在确定的“界线以西领土上必要的国家改造由德国政府进行，该线以东领土上的改造由苏联政府进行”；双方认为“上述改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