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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关注。
关于大清洗历史的研究，首先涉及原始档案资料问题。在斯大林执政时期，档案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基本不公开。1956年2月7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调整改进档案文件管理制度，开始放宽档案的使用范围。1986年12月3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建立专门委员会研究开放档案的问题。根据这一委员会的建议，14个部委和中央统计局解密了80多万份的档案卷宗。但有700万份左右档案卷宗受到某种限制使用，更多的档案文件则根本不开放。[1]1991年苏联解体后，大批档案开放。1992～2005年间，大约有1000万档案卷宗解密。1990年初，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对苏联内务部档案实施解密，还出版了相关的文件目录集。[2]但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原始档案和关键资料已被有意销毁，还有一些文件遭到篡改伪造。[3]
有关大清洗的档案文件主要保存在俄罗斯联邦内务部中央档案馆和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档案馆。此外，其他的档案馆中也收藏有重要的相关文件资料。如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主要保存着联共（布）中央的文件以及斯大林的个人档案。未发表的斯大林讲话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主要保存着党的最高机构、中央机关报和科研机关的文件。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主要保存着苏联最高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的文件。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主要保存着苏联武装力量全部活动的文件。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主要保存着苏联国民经济主要管理机关和计划机关的文件。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主要保存着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文件以及一些外交官的信件。此外，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也保存着军事方面的相关档案资料。
苏联和俄国的史学家对有关大清洗的很多档案资料进行了搜集整理，并按专题分类，公布于《苏共中央通报》、《苏共历史问题》、《文献资料》、《历史档案》、《祖国历史》、《人头马》等杂志中。[4]此外，出版了大量有关大清洗的文件资料集和著述，如多卷本的《不为人知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等。[5]
前斯大林集中营囚犯及其家属还组成了历史教育协会——《纪念碑》（Мемориал），旨在揭示大清洗的实情。各地搜集整理发行了遭迫害者名单，如《列宁格勒殉难者名单》。后来又加上牺牲者的传记、幸存者的回忆、图片地图等，还出版了《恨与爱的教训》、《生命反对死亡》、《巴什基尔斯坦的殉难者》、《安魂弥撒》、《白皮书》、《纪念丛书》、《贵族会议》等著作或作品。[6]
关于大清洗历史的研究，苏联史学界长期只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口径进行阐述，称1930年代的大清洗大镇压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对具体情况除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外，则很少涉及。
斯大林逝世后，特别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大清洗的内幕开始被揭开。1953年中，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受党中央委托，重新审查斯大林时期的党纪处分和刑事处分案件，为受害者平反昭雪，并每年做一工作报告。1961年5月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建立专门委员会审查有关军队内的镇压问题，成员包括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人，苏联总检察长。1964年6月26日，委员会向赫鲁晓夫报告工作结果，并呈上《关于1937年司法机关和党的机关指控图哈切夫斯基同志、亚基尔同志、乌博列维奇同志以及其他军事活动家背叛祖国、搞恐怖活动和军事阴谋的复查报告》。该报告全文刊登在《俄罗斯军事档案》[7]，中文译文刊登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8]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决定进一步审核1930年代的反党叛国案件。苏共中央政治局于1987年9月28日成立了复核有关1930～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镇压材料的委员会。经过一段工作，于1988年3月5日召开第三次会议，讨论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检察院、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的关于“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一案。1988年7月27日，又召开第五次会议，讨论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莫斯科总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等案件的材料。经过审议，委员会认为当时的判决是毫无根据的，决定为有关人员平反昭雪。相关的调查材料和决议刊登在《苏共中央通报》上。[9]中文译文刊登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上。[10]
苏联国内对大清洗的研究，最早是索尔仁尼琴在国外出版的《古拉格群岛》[11]，作者因此被授予诺贝尔奖。麦德维杰夫于1971年在美国出版了《让历史来审判》，系统评述了大清洗的历史。该书1974年发行了俄文版。[12]
苏联解体后，俄国学术界发表了许多综合性的研究论文和专著。[13]此外，还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如对军队中的镇压问题[14]，对检察院和内务部的工作情况[15]都作了专门研究。
西方学者凡谈到苏联历史时都大谈特谈大恐怖的问题，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罗伯特·康奎斯特的《大恐怖：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清洗》，库尔图阿等人的《共产主义黑皮书》等。[16]
中国学者也十分重视这一课题，并就镇压的规模等问题展开争论。[17]
尽管有关大清洗的档案资料在陆续解密，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但问题仍然十分多。再加上这一运动同政治、道义等方面的密切关联，学术探讨经常掺杂着政治争论和情绪对抗，以至有时完全失去了学术内容。一些人用它说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尖锐阶级斗争的表现，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另一些人则把它当作否定苏联式社会主义的重要依据。
当前不清楚或说存在争议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清洗中许多重大案件由于缺乏确凿的资料而内幕不清楚。一些学者凭片面材料或凭直觉提出自己的判断，因此各不相同甚至完全对立。如基洛夫被暗杀，究竟是尼古拉耶夫的个人行为，还是内务部或是斯大林指使的，对此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又如，军队中是否有反斯大林的计划，也有争论。多数人否认有阴谋存在。少数人持不同看法，说斯大林对将军们的镇压是正确的。[18]
其次，对大清洗、大镇压的时间和规模看法不一。有人把它限于1937～1938年，说遭到镇压的只是司法机关判处死刑的68万人。有人则把整个1930年代都视为大清洗大镇压的年代，并认为有很多人不是司法机关判处死刑的，还有更多死于监狱或劳改营的人。此外，还有人把遭受迫害的富农分子、富裕农民以及被迁徙的少数民族也计算在内。他们认为遭镇压的有300万～800万，遭迫害的则多达数千万。
第三，关于发生大清洗、大镇压的原因，有人说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镇压国内外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求所引发的。有人说是斯大林政权软弱造成的，因为“强大、稳固的制度是不需要靠大规模暴力进行统治的”。[19]苏联的大清洗不具有事先计划好的性质，它是政府迫于社会的压力，迫于下面对各级官员的不满才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有人则反驳说，是政府利用群众对现状的不满和对维权的无知，有意制造的。大清洗并非群众的要求和自发行为，是领导把群众变为迫害运动的参加者和支持者。[20]有的人说是领导的认识发生偏差，夸大资本主义复辟危险，夸大战争威胁所导致的。还有人说是斯大林模式所决定的，说暴力专政是斯大林体制的最基本色彩，“恐怖是斯大林秩序的基础”。[21]大清洗是斯大林专权的产物。
第四，关于大清洗的错误性质，或说是肃反扩大化，或说是原则错误。
第五，关于大清洗的后果影响，究竟是为后来的战争提供胜利保证，还是造成战争前期的失利，是巩固了苏维埃政权还是埋下了布尔什维克党失权的祸根，一直有争议。
第六，关于谁应对大清洗的错误承担主要责任。有人认为是斯大林个人，或是斯大林为首的中央领导。有的人说是地方官僚，他们为确保个人的地位而肆意扩大清洗规模。还有的人认为是反对派分子，说“托洛茨基分子和反对派分子在这件事上抓住了党的清洗方针，同过去许多事情一样，把这个方针歪曲到荒谬的地步，使清洗变成了真正的血腥疯狂的行为”。[22]
本文拟利用目前已经掌握的档案文献，考察大清洗的历史过程，并参与上述问题的讨论。
一 危机出现和大清洗的序幕
苏联1930年代的大清洗是在国内矛盾激化，危机日益显现的背景下，经过长期酝酿发展和多方准备后出现的。
1927年，斯大林战胜最大的对手，把托洛茨基一派开除出党，接着又将布哈林等人排斥出领导岗位，确立了自己在苏联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
斯大林独掌大权后，采用行政暴力的手段全力推进自己规划的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运动，虽取得了耀眼的成果，但同时也产生诸多严重问题。经济畸形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由于人为地加快重工业的发展而下降，强制和半强制劳动范围不断扩大，强迫命令和惩罚判刑力度日益加大，社会由此动荡不安。用巨大代价建成的新社会也远不像宣传的那样理想，一般群众直至各级党政领导人日益对现行政策产生疑问和意见。一些新提拔起来的领导人骄横跋扈，独断专行，营建个人专权的小王国。不安定因素在增长，危机苗头开始显现。在这一动荡时刻，斯大林不是调整政策，缓解矛盾，而是不断加强他所喜爱的专政手段。他陶醉于已取得的成绩，力图用清洗和镇压来扩大自己的业绩。
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采取非常措施对付农民；同时，对党政干部进行清洗镇压。1929年4月，第十六次党代表会议通过《关于清洗和审查联共（布）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决议，决定“实行总清党”，清洗“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清洗一切非共产主义分子、蜕化分子、异己分子、官僚主义分子、混进党内的分子、自私自利的分子和以官僚态度对待自己职责的分子”[23]，开始对党内一切不忠、不满直至反对斯大林政策的分子，对一切可能是敌人的人进行清理。与此同时，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前非布尔什维克党成员的大规模镇压活动也悄然开始。
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后，生产事故不断发生，群众十分焦虑不满。国家政治保卫局于1928年逮捕了顿巴斯煤矿沙赫特地区的50名苏联工程技术人员和3名德国顾问。7月，进行审判，指控他们建立反革命组织，破坏生产。49人被判刑，其中5人被判处死刑。此后，全国掀起了清除“沙赫特分子”的政治运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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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宣布破获“拯救乌克兰联盟”（Союз вызволения Украины），其领导人是乌克兰科学院副主席С.О.叶弗列莫夫，说他们宣扬资产阶级民族文化，同波兰秘密订约，企图把乌克兰从苏联分离出去。这一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但1930年春，仍对40多人进行公开审讯。主要领导人最初判处死刑，后改为8～10年监禁。[25]
1930年，宣布破获“劳动农民党”（Трудовая 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партия），其领导人是副粮食人民委员、著名经济学家Н.Д.康德拉季耶夫，以及经济学家А.В.恰亚诺夫、Л.Н.尤罗夫斯基、农学家А.Г.多亚连科，说该党在农业部、财政部、合作社系统、农业科学研究院等处都有地下秘密组织，共有党员10万～20万人；指控该党准备通过武装起义来夺权，商定未来政府的首脑是康德拉季耶夫。在没有对该案件进行公开审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