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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折，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大转变，住房政策随之发生变化。1931年，苏联政府颁布了统一的住房设计标准，公用事业管理总局规定，1931年重点建设带有独户住宅的住房。住房形式发生了改变。[47]普通群众的住房公社生活，到此开始结束。
综合以上对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住房公社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住房公社对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对于领导干部来讲，住房公社只是一个临时的避难所，是由于生计困难而躲避到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优越的生活环境里。而对于普通群众来说，除了生计的需要外，更重要的是实现官方意识形态的目标。所以，一旦难关已过，领导干部就公然违背官方的宣传口径，迫不及待地搬出住房公社，投入舒适、宽敞的居住条件的怀抱。而1920年代的普通群众，依然居住在不断组建的住房公社里。
第二，同为住房公社，在战时艰苦的环境里，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的居住条件已有着“质”的区别。前者居住在大宾馆，服务设施齐备，甚至一个人就占有几个房间。此外，还拥有大批的工作人员为其服务，过着“相对禁欲主义”的生活，对于他们而言住房公社是名副其实的“诺亚方舟”；而后者基本是几人一个房间，住房简陋，家具简单，甚至没有集中供暖和公共浴室，过着“绝对禁欲主义”的生活。
综上所述，在政权建立之初，领导干部已经表现出住房条件的特殊化。只不过在战时艰难的环境里，他们没有条件为自己谋求更多的物质利益，因此，与普通群众在这方面的差距还不是非常明显。在走出集体主义的“诺亚方舟”，搬进设施齐备的宽敞楼阁——独户住宅后，这种差距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二 独户住宅：干部与群众住房差距加大
国内战争时期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在国内引发了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以俄共（布）十大为标志，苏维埃俄国开始转入新经济政策时期。1922年8月，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领导干部的物质状况》的决议。该决议统计，党的领导干部包括中央和区域机关、省级机关、县级机关、支部书记共计15325人。“鉴于目前党的领导干部的物质状况非常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代表会议认为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加以改善”。措施之一，即是通过地方执行委员会保证所有上述同志的住房。[48]笔者认为，这一决议对领导干部住房形式的转变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还需要其他档案材料予以证实。以此为契机，当国内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形势彻底消除、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领导干部立即脱掉禁欲主义外衣，抛弃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生活方式，纷纷搬出国内战争时期那些“集体宿舍”，按照官位等级享受独户住宅，与普通群众的居住条件迅速拉开了差距。
早在1917年12月1日，列宁就在政府决议中签署：人民委员家庭成员的住房每人不得超过一间。[49]这是一个只对房间数量予以限制却没有明确面积标准的决议。从下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领导干部的住宅分配中普遍贯彻这一原则。
新经济政策期间，由于国家无力承担维修、管理住房的责任，于是将革命胜利初期收归城市所有的一些中、小房产发还原主，并允许住房的买卖和租赁。但是，有许多住房，由于其政治上的特殊性，仍然属于市有住房。领导干部就居住在这样的市有住房里。
莫斯科的领导干部居住在克里姆林宫和政府楼里。在1920年代，高级官员集中居住在克里姆林宫，如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安德烈耶夫、米高扬等许多政治局委员及其家属都在此居住。1919年时列宁就已经在克里姆林宫拥有非常大的6个房间的住宅，其中4个房间为家庭成员使用，还有一间是厨房，一间女仆的房间。[50]前面提到列宁一家人从1918年3月12日开始在1号苏维埃楼居住，推算下来，列宁在1号苏维埃楼的居住时间应该在一年左右。В.Ф.阿利卢耶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的姥姥О.Е.阿利卢耶娃居住在卡瓦列里斯基楼房里，捷尔任斯基的妻子С.西吉兹蒙多夫娜和她是隔壁邻居。离她们不远的另一栋楼房是米高扬的住宅。斯大林和К.Е.伏罗希洛夫的住宅位于克里姆林宫里。”[51]需要指出的是，米高扬在两个儿子结婚后，协同全家连同他的外甥一起搬进与这套住宅并排的、格局一样但是面积更大的住宅里，共有8个房间。[52]Н.А.米高扬在回忆录中写道：“莫洛托夫住在我们这个门的三层，我们家住在二层……同楼梯并排的是平稳而又美观的电梯。古老的大理石台阶铺着带有黄花的红地毯。只能在政府的建筑里才能见到类似克里姆林宫那样的路面。”[53]
克里姆林宫整个建筑是一个长走廊体系，左右两边都是房间，天花板很低。房间的墙壁用木头包上，用暖气和贴上瓷砖的大壁炉取暖。住宅里一律都是套上白布套的柞木家具，家具是属于国家的，都挂着铁牌子。住宅通常是由卧室（每个家庭成员一间）、餐厅、图书馆和领导人的办公室兼卧室组成的。斯大林的住宅就是如此，它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儿童区域，包括瓦西利和斯维特兰娜的两个卧室、公共餐厅和图书馆。第二部分是斯大林本人的区域，包括斯大林的房间、副官的房间、餐厅、图书馆、办公室兼卧室，都是门对门的一排房间。[54]虽然克里姆林宫的居住面积很大，并且住宅、家具都是免费使用的，但是，党的高层领导人并不喜欢这个住所，他们都希望尽快搬离此地。Н.А.米高扬这样写道：“克里姆林宫的生活好像与世隔绝。我们好像生活在孤岛上，但这不是引人入胜的孤岛，而是被红砖墙隔离开的沉默的监狱。克里姆林宫里荒无人烟……好像神话里的恶魔法师给宫殿施了妖术，宫殿里所有的人都永远地睡着了。总是有一种神秘感和紧张感。”[55]据笔者分析，高层领导人希望离开克里姆林宫的主要原因有两点：①住所的一草一木都是属于国家的，住户没有归属感；②领导人非常不喜欢这种门对门的走廊体系的住宅，似乎又回到了住房公社时期。
克里姆林宫还有自己的电影厅。阿利卢耶娃回忆道：“在克里姆林宫原冬季花园的地方修建了一座新电影厅，从这里有个过厅通往旧宫。午饭后，也就是晚上9点我们去看电影。当然这对我是太晚了，于是我就死活恳求要去……于是我就走在这大队人马的前面，朝着那一个人也没有的克里姆林宫的另一端走去。我们后面，一对装甲的专用汽车慢慢地爬行，再后面是无数的警卫人员……通常要看两部或更多的片子，看完电影是夜里两点钟……有多少好片子在克里姆林宫的小银幕上首次放映呀！许多苏联最优秀影片的第一个镜头都是在克里姆林宫的电影厅出现的……在战前时期，还没有批评电影和强迫改拍的作法。一般的情况是大家看看，也就批准，于是影片就可以上映了。如果不完全合乎口味，不怎么喜欢，也不影响片子和编剧的命运。几乎每部新片子都要受到‘斥责’只是在战后才成了司空见惯的事。”[56]
居住在克里姆林宫的所有家庭成员，都持有一个特殊的通行证，那是一个暗红色的小本，是印花纸，上面有照片、全名和克里姆林宫警卫司令部的签字。封面上有压上花纹的字母“克里姆林宫”。[57]
除了克里姆林宫这个聚居地外，还有许多领导干部居住在政府楼。例如罗曼诺夫胡同3号楼，这是革命前最华美的楼房之一。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政府的著名活动家如伏罗希洛夫、伏龙芝、谢尔巴科夫、斯米多维奇、科肖尔、布琼尼、科涅夫、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华西列夫斯基、朱可夫等居住在这里。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在1920年代确有一些官员搬出了克里姆林宫，但具体时间不得而知。楼内每一套住宅都由4个、5个或更多的房间组成。楼房里通常都有内部特供商店和汽车库。[58]同3号楼并排的是苏联卫生部第四管理总局下属的“克里姆林宫食堂”。按照当日的菜单将午餐票和晚餐票发给登记注册的人，他们可以为家庭订餐或者将干粮带走，只需要支付餐票。那里还有一个特别的理发店、一个医疗中心。[59]需要指出的是，3号楼并非一个与世隔绝的特权空间，也有普通百姓居住在其中。А.罗科索夫斯卡娅回忆道：科涅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住在一个门里，莫洛托夫一家占整整一层楼，而在那个门的五层是公共住宅，那里居住着普通人的后代，他们的父亲和爷爷既不是领袖，也不是英雄。为这栋楼服务的工人——钳工、电工、修灯的人、油漆工居住在半地下室里。[60]当然，众多的服务人员都由国家开支，房租也是微不足道的。
1928年开始为最高层领导干部建设第一栋多住宅的政府楼，它位于贝尔塞内夫沿岸街，正对着基督教堂，在克里姆林宫斜对面的莫斯科河对岸。这是一座集行政办公和居住为一体的综合楼，在竣工后被认为是当时欧洲最大的住宅楼之一。住宅的墙壁被用丝线绘制的彩画或者希腊的圆柱图案装饰起来，天花板上画着外国风景画和水果图案。家具都是统一标准的，看上去很笨重。电梯的造型很死板，但很光滑，镶着带有暗红色框的暗红色镜子，缓缓上下，并且只能用钥匙开启。楼里没有垃圾通道，通过厨房的货梯运送垃圾。为了防止突然停电，楼梯间挂着带蜡烛的灯笼，还有几盒火柴。两户一部楼梯。后院是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门诊部、洗衣房、各种工作间、仓库、美食店和百货商店。1931年秋这栋楼里居住着2745人。[61]
这栋楼房由面积和房间数量不等的506套住宅组成，莫斯科河沿岸街方向的几个门是面积最大的户型。按照房间（每人一间）、一间办公室、一间餐厅或者大厅的标准进行分配。В.阿利卢耶夫这样描写他们的住宅：“我们住在10号门。这个门所有的住宅都是5个房间，面积大约100平方米。住宅的格局是这样的：从大门进去是一个长走廊，一直通到远处的一个大房间，房间里所有的窗户都对着院子，这是爷爷С.Я.阿利卢耶夫的办公室。大门向右是一间13平方米的房间，整面墙是一扇大窗户，这是哥哥列昂尼德的房间。再向右是25平方米的餐厅，向左是我和保姆的17平方米的儿童房。从餐厅可以通过母亲的卧室，也是17平方米。卧室、餐厅和列昂尼德的房间的窗户都朝南，接受阳光多。其余的房间总是昏暗朦胧的，但是炎热的夏季在那些房间里是很舒服的。房间的天花板很高，有3米。厨房是狭长的，有12平方米。窗户下面是一个容量很大的墙柜，可以放食物。厨房里还有一个运送垃圾的货梯和放置家庭用具的阁楼。”大概这个门里所有的住宅都是这样的格局，只是奇数号的住宅里厨房稍微小一点，但是是正方形的。从五层开始有两个阳台，在二层、五层和八层甚至有3个阳台，无论偶数住宅还是奇数住宅都有公共阳台。[62]1门的地下室是靶场，莫斯科第一所儿童影院坐落在沿岸街方向，影院上面是面积很大的运动场，有网球场地和排球场地。[63]
据1934年资料统计，这栋楼共有336名服务人员：137名领班守卫，20名女清洁工，8名男垃圾清洁工，40名扫院子的人（夏季少一些），3名园丁，38名消防员，4名警卫队长，35名钳工，25名电工，6名地板打蜡工人，7名司机，6名电梯维修员，7名医生和女护士。[64]
彼得格勒的领导干部也同样居住在市有住房里。彼得格勒原1号、2号苏维埃楼（阿斯托利亚和欧洲宾馆），叶拉兴半岛的别墅，喀琅魏克斯大街的21、23号楼，红色佐拉大街（石桥大街）的26/28号楼都属于市有住房。
喀琅魏克斯大街21、23号楼和红色佐拉大街26/28号楼是1912～1914年按照伯努瓦家族的设计方案建造而成的。它们是一片带有大约250个设施完善的住宅的巨大的建筑群。住宅里有宽敞的浴室、集中供暖、电话、正门和后门。每一个大门入口都有电梯，正门到第一层入口处铺着地毯。住宅分成主人的房间（4～5间宽敞的房间）和仆人的房间（3～4间不大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