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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出版自由。集会和成立工会及农民协会的自由。释放全部社会主义政党在押政治犯以及因参加工人和农民运动被捕的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和水兵。选出一个负责审理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中的犯人的委员会。取消所有的政治部，因为任何一个党都不能利用特权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为此获得国家拨款，代之以各地选举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国家应向这些委员会拨款。立即取消所有的巡查队。除有害车间外，所有劳动者的口粮应均等。给农民按照其愿望耕作自己土地的全权，他们也可以靠自力（即不用雇工）喂养和使唤牲畜。允许依靠自己劳动从事自由的手工生产。[18]
喀琅施塔得约有16000名守军，起义水兵采取防守态势，并且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由图哈切夫斯基率领的庞大军力进攻这个海军要塞，平定了叛乱。一部分起义者逃亡芬兰，留下的均被逮捕，遭到严厉惩处和残酷镇压。为关押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水兵，1921年4月27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契卡建立乌赫塔集中营。[19]这是苏维埃政权集中营制度的开端。3月15日，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承认：“那里不要白卫分子，也不要我们的政权。”[20]
喀琅施塔得暴动中有几点值得注意：①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是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甚至在国内战争最艰难的时刻，他们都是布尔什维克最可靠的支柱和后盾。②他们的口号是：自由选举，给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以自由，取消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专政，言论、报刊、集会自由，取消所有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措施，开放市场，等等。③起义者齐心协力，顽强地同布尔什维克军队战斗，宁死不屈。
农民和水兵的暴动给苏维埃政权敲响了警钟。列宁承认这是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列宁对农民起义的危险性是有深刻的体会的。沙皇政权和临时政府政权垮台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民起义动摇了它们的执政根基。1917年10月26日，武装起义胜利之后，列宁在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政府的行为是明智的，如果它的措施合乎贫苦农民的需要，难道农民群众还会闹风潮吗？然而政府所采取……一切措施，都是反农民的，逼他们不得不举行起义。”[21]布尔什维克党在实行粮食征收制之后自己也遇到了同样的农民起义的问题。
对农民来说，判断一个政权的好坏并不在于名称，而在于是否给他们带来实际的看得到的好处。过去他们反对沙皇的粮食征收制，1917年反对临时政府的粮食征收制，现在经过3年的苦难之后，他们又不得不揭竿而起，继续反对粮食征收制。由于制定和实施这一政策的是布尔什维克党，所以农民自然把矛头对准这个党，反对这个党的专政，反对共产党人进入苏维埃。粮食征收制虽然是当时保卫苏维埃政权所必须的措施，但却导致执政党信任度的缺失。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指望西方先进国家立即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支持落后俄国的革命和建设，为此采取许多措施来促进甚至直接策动西方某些国家的革命。进军华沙是直接输出革命的最后一搏，然而遭到了失败。
这样苏维埃政权就面对内有农民造反，外无国际救兵的极端困难的境地。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对水兵起义的镇压只是一种救急的“外科手术”，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防止群众骚乱和暴动，维持社会的稳定，必须改变不得人心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废除从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那里继承下来的粮食征收制。
寻找出路
沙皇政府、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政权实施粮食征收制都是战争的需要，所不同的是苏维埃政权在实施这一制度的时候，加进了“共产主义”因素，形成了“军事共产主义”体系，把全国生产和消费的统一管理看作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捷径，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
实际上当时国内和党内有识之士早在农民起义爆发之前或之初已经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解决的办法和方案。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自粮食征收制实施之初就提出过反对意见。1919年7月17日，孟什维克中央建议，取消现行粮食专政制度，建立以以下原则为基础的新制度：①国家按合同价格购买粮食（广泛实行直接的商品）交换，以低价向城乡贫困居民出售粮食，国家对差价进行补贴。国家通过自己的代理机关、合作社或私商按代购代销原则采购这些粮食。②在产粮省按生产成本向较富裕的农民征收一部分余粮。③由合作社和工人组织采购粮食，并将采购到的粮食交给国家粮食机关；在国家掌握大工业企业的情况下允许按租让制原则使用私人资本，但必须有助于改善、扩大生产和降低生产成本；彻底放弃小工业的国有化；国家调节最重要的大众消费品；除少数专门规定的专卖商品（如药品等）外，允许合作社和个人自由经营；改善信贷制度以保证商业、工业和农业领域的个人积极性；同投机和商业欺诈行为作斗争；工会完全独立于国家机关；根据消费品的物价指数提高工资和规定最低工资；撤销干预消费公社的法令。[22]
社会革命党人B.K.沃尔斯基指出：“劳动农民过去和现在都是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生活的，显然，任何强制措施，任何警察机关都不可能使政治组织代替商品生产。”必须用实物税代替农产品征集制。[23]
此后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有人提出过积极的建议，可惜最高决策者那时候还醉心于军事共产主义，热衷于消灭小生产，继续坚持粮食征收制，因而错过解决问题的良好时机，也错过了防止农民暴动的良好时机。
1920年1月莫斯科召开第三次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了Ю.拉林的废除粮食征收制的建议，确定比粮食征收制少一半的实物税，其余部分通过自由交换从农民手中获取。建议没有被党的领导接受。
1920年2月刚从西伯利亚考察回来的托洛茨基向政治局提交关于土地和粮食政策的提纲。他认为，“目前按照粮食定额平均征收的政策、征购时的连环保制度和工业品的平均分配政策造成农业生产下降、产业无产阶级涣散，有使国家经济生活彻底瓦解的危险”。因此他建议：①用按一定比例的扣除（一种累计税）取代没收余粮，以利于增加播种面积或者更好地耕作。②供给农民的工业品和农民交纳的粮食量这两者之间要有更为恰当的关系，不仅按乡和村，并且还应当按农户计算。[24]这个建议以11票对4票被否决。这就是说，当时的最高领导的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改变现行政策的必要性，认识落后于现实。
1920年9月5日奥辛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农业下降的原因是粮食政策，他提出一个后来在俄共十大上被看作是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农民经济只有在公开的自由市场的基础上才能活下去。
1920年12月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表达了农民的要求，建议在缴纳了严格规定的国家赋税之后，农民的所有剩余可以按相应的价格进行自愿的商品交换。
因为对波战争需要巩固后方，搞好同农民的关系，1920年夏秋在斯摩棱斯克实行了特殊的“小新经济政策”。农民在6月已经知道要缴纳多少粮食和土豆，并且保证此外不再征收任何东西。所以这里的“粮食运动”在9月1日开始，在10月1日就结束了，一个月就完成了任务，而其他地区几乎要拖一整年的时间。实行“小新经济政策”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地方苏维埃有许多孟什维克，当时的粮食委员是孟什维克М.П.雅库波维奇。他们对省的管理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也在粮食政策上得到了反映。9月契卡向列宁汇报说，在斯摩棱斯克省“最近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明显好转，原因是粮食政策的改变”。[25]
这时列宁的态度还没有改变。1920年9月他在回答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问题时说，“要使每个农民家庭，连一普特余粮都不剩”，要把全部余粮交给工人国家，“只有做到这一点，国家才会恢复工业，也才会向农民提供工业品”。[26]
1921年1月，粮食和运输问题突然紧张起来，农民起义运动发展，并且得到复员军人的支持。某些部队的情绪也令人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决定改变方针。
1921年2月8日列宁给中央政治局会议写了《农民问题提纲初稿》，建议用粮食税代替粮食征收制：
1.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即收走余粮）的愿望。2.减低粮食税额，使其低于去年征粮数。3.同意根据农民积极性的高低来调节粮食税的原则，即农民积极性愈高，税率愈低。4.如果农民能迅速缴足粮食税，应扩大他们将纳税后的余粮投入地方经济流转的自由。[27]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向新经济政策过渡
1921年3月8日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高潮中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
这时候国内经济崩溃，供应短缺，粮食定量削减，实际工资下降，这种情况引起广大居民的不满，示威游行、罢工、骚乱甚至暴动震撼了整个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尤其致命的是工人阶级人数锐减，大工业工人数1917年为242.88万，1920～1921年为118.86万，即减少了一半以上。人数减少的工人阶级再同人数众多的农民对抗是致命的，必须谋求妥协。列宁形容当时的处境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俄国就像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28]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起初预定在1921年2月6日召开，后推迟到3月6日，最后在3月8日召开。如果在2月初召开，及时宣布废除粮食征收制，喀琅施塔得暴动是有可能防止的。
3月8日大会开幕。大会派遣了300名代表参加平定喀琅施塔得暴动。列宁评论说，这“要比邓尼金、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合起来还要危险，因为在我国，无产阶级占少数，农民已经破产，此外，我们的军队复原提供了数量惊人的暴乱分子”。[29]
令人不解的是大会并没有立即讨论改变粮食征收制度问题，先讨论了中央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党史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民族问题报告，党的建设的报告，工会问题的报告，等等。3月15日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在这以后才讨论“用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的报告。会议主持人提议，用一个上午时间完成这项议程。
列宁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征收制的主报告，瞿鲁巴作了副报告。
列宁在报告中指出，以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俄国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胜利，一个是得到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另一个是同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达成妥协。而在其他国家革命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承认农民对目前建立的关系是不满意的，并且“这种不满意是合理的”，应当对他们说：“是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解决的办法就是以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给予农民一定的流转自由，允许在地方经济流转范围内实行交换。但是这时候列宁对“贸易自由”极为担心，他继续坚持这样一个观点：“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30]所以在此后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所谓周转、交换，实际上仅限于在一定的地方范围内的实物交换，而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商业买卖。
事先登记了11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发言。为节约时间，限定6人，所以讨论是非常不充分的，有关粮食税的许多问题并没有涉及。发言者都表示支持实行粮食税，但对“周转自由”，即放弃粮食贸易的国家垄断的恰当性，提出疑问。有两个担心：首先是担心农户收入分化加强，另一个是不相信在新的条件下居民粮食供应方面不会出现新的困难。发言者都赞同用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但有人主张不放弃强制和垄断，主张把粮食税的实施时间推迟到下一经济年度。
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为强制辩护，认为不动用强制就不可能得到粮食。副粮食人民委员弗鲁姆金同意必须改变粮食政策，但主张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