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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实施的不满的集中体现。随着侦察情报的增多，喀琅施塔得的情况越来越明朗，苏俄高层应当逐渐清楚，政府要对付的不是想象中的协约国、白卫军，甚至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阴谋”，而是一次具有自发性的，但带有政治倾向的兵变。[53]
在这种情况下，苏俄政府没有丝毫的犹豫，自始至终全力准备对喀琅施塔得起事者的镇压。3月3日晚，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和德边科前往彼得格勒以直接领导对喀琅施塔得的镇压。在途中，托洛茨基曾说，经过最初一轮的炮轰后喀琅施塔得将挂出白旗。[54]事实上，从3月2日起，阿夫罗夫就奉命开始着手集中军队形成对喀琅施塔得的包围，到3月4日已组成了两个战区——北方战区和南方战区。前者集中了1365名步兵、100名骑兵、14挺机关枪、24门炮。在南方战区，奥拉宁包姆区域集中了3596名步兵、74名骑兵、43挺机关枪和4门炮，佩杰尔戈夫区域集中了650名步兵，克拉斯诺弗洛茨基、佩列多沃伊、乌斯季耶要塞集中了3249名步兵、28挺机关枪、56门炮。还有总数包括2101名步兵、165名骑兵和25挺机关枪的三支学员兵队伍作为后备力量。彼得格勒的军事权力集中在新成立的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季诺维也夫任主席）手中，阿夫罗夫拥有对彼得格勒军队的指挥权。按照该委员会的指令，成立了三人小组领导的波罗的海舰队。[55]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到达彼得格勒后，针对军队指挥权力不集中，集结军队数量不够，彼得格勒城内可用于镇压喀琅施塔得的军队数量十分有限等状况，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恢复第七集团军，由图哈切夫斯基任临时指挥，同时兼任高射炮兵团指挥，彼得格勒军区的所有武装力量，其中包括海军，都必须完全服从他的指挥。同时责成图哈切夫斯基准备一份详细的进攻计划，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阿夫罗夫同时任彼得格勒防区司令，此命令从3月5日17时45分开始执行；第二，立即采取措施尽快把最精锐部队及必要装备调入彼得格勒（从西线调取第27师、阻击队、重炮兵连以及装甲列车，空运探照灯、通讯工具等）；第三，把集中于彼得格勒的情绪不稳的水兵输送出该地域。[56]从3月7日开始，大批水兵被调往亚述海和黑海。[57]同时，加强对信息的封锁。托洛茨基给图哈切夫斯基发去电报说：“我专列的收音机今天几乎完全收到了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的号召。来自新戈兰季亚电台的干扰很小。必须采取严厉措施监督新戈兰季亚电台的工作，并对涅瓦河上的舰艇的收音机进行检查。”[58]
3月5日14时，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司令向喀琅施塔得人发出公告：“工农政府决定：立即使喀琅施塔得和叛变的舰艇归苏维埃共和国管辖。为此命令：所有反对社会主义祖国之手应立即放下武器。解除固执己见者的武器并交由苏维埃政权处理。立即释放被捕的政委和政权的其他代表。只有完全投降者可视作对苏维埃政权的无条件投降。同时指令不惜一切武力击溃兵变和兵变者。使和平居民突然遭到灾难的责任应完全算在白卫军叛乱者的头上。这是最后一次真正的预先通告。”[59]3月6日18时，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再次向喀琅施塔得发出命令，宣称如果24小时内不停止暴动，政府将采取军事行动。[60]
为了使镇压行动不引起国际冲突，托洛茨基于3月7日16时，也就是进攻前夕，在他的专列上给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发去了电报：“鉴于当前对叛变者开火的形势，我认为向芬兰政府作以下声明是合适的：‘我们认为必须通知，白卫军奸细由于自己处于绝境可能会向芬兰海岸线射击以达到挑拨离间的目的。至于苏维埃司令部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力图在当前消灭叛变的同时不使芬兰公民遭受任何损失。’”[61]
可以看出，喀琅施塔得骚动引起了苏俄高层的强烈反应，在政治上，苏俄政府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将骚动定性为“新白卫军的阴谋”，并且是“由前沙俄将军科兹洛夫斯基领导的反革命叛乱”。在苏俄高层详细得知喀琅施塔得人的要求后，他们已经清楚，实际面对的是一次有群众基础的兵变。尽管喀琅施塔得人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正为苏俄高层所考量，但喀琅施塔得人要求“重新改选苏维埃”就足以构成政府对之实施镇压的全部理由。这种基于政治立场和政治利益的反应在俄共（布）十大作出的决策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俄共（布）十大的决策
对喀琅施塔得的正式进攻被定在3月8日，而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也在经过几次改期后于这一天的中午12时召开（会期从3月8日至16日）。[62]正是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取代余粮征集制》的决议，宣布了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这标志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开始。经济上的退让和政治上的进攻在同一时刻作为党和政府的决策出台应该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苏俄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后采取的重大步骤。
面对国家的困局，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于1920年末开始重新考虑“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用实物税取代余粮征集制的问题。1921年2月2日，莫斯科五金工人代表会议开幕。会议听取了关于工农关系的报告以后，通过了建议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决议。2月8日，在列宁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由他本人亲自撰写的《农民问题提纲初稿》，其内容为：①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即征收余粮）的愿望；②减低粮食税额，使其低于上年余粮征集制的数额；③同意税额与农民积极性相适应的原则，即依照农民积极性的增高而降低税率；④在迅速地缴足税款的条件下，使农民在地方经济流转中有更大的自由来运用其纳税以外的余粮。[63]会后，这一提纲发表于《真理报》，并在该报陆续发表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性文章。由此可见，转变经济政策，此时已在苏俄高层的考虑范围内，到1921年2月，他们已经准备实施这一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而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是喀琅施塔得起事者最根本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之间本来可以找到一个妥协的基础——起事者的基本要求是政府正在考虑实施的政策。但政府没有与起事者进行过妥协性谈判，而是在实行经济政策重大变革的同一天宣布向喀琅施塔得进攻，即在顺应起事者的基本要求的同时却对起事者的政治行为进行严厉的镇压，这看似矛盾的做法实际上统一于一个目的——巩固布尔什维克政权。
一方面，俄共（布）十大宣布用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是迫于客观形势的需要。喀琅施塔得骚动的发生是布尔什维克政权面临危局的政治信号，列宁迅速理解了这一危机信号，他在一份报告提纲中写道：“向政治转化。1921年春天的经济转化为政治：‘喀琅施塔得事件’。”[64]在俄共（布）十大会议上，列宁说：“我们应当努力满足农民的要求……怎样去满足农民呢？……实质上可以用两个东西来满足小农。第一，需要有一定的流转自由，需要给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第二，需要弄到商品和产品。如果没什么可以流转，那还算什么流转自由！”[65]在经济上满足农民的要求是必要的，否则会丧失政权的基础，但对于喀琅施塔得这些“穿着军装的农民”提出的诸如“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重新选举苏维埃”的政治诉求则绝不妥协，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也无异于叫布尔什维克交出政权。
所以，苏俄政府在顺应喀琅施塔得人的基本要求的同时，毫不犹豫地对胆敢向布尔什维克政权挑战的喀琅施塔得人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列宁在俄共（布）十大上做《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报告时这样说道：“……现在我想讲一讲喀琅施塔得事件。我还没有从喀琅施塔得获得最近的消息，但我一点儿也不怀疑，这次起义很快会显现出我们所熟悉的白卫军将领领导的样子，它如果不是被马上镇压，就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被镇压。对此不会有任何怀疑。”[66]在严厉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事者的同时，俄共（布）还在这次大会上决定“应争取最大限度的党内团结（和纪律性）”，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决议着重强调：①“对党的缺点进行必要的批评，分析党的总路线，总结党的实践经验，检查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以及改正错误的方法等等，都不能由拥有某种‘政纲’等等小集团去讨论，而应当由全体党员讨论”；②“代表大会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并责成所有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③“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发生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67]与此同时，大会还决定对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反对派力量展开更为严厉的斗争，以把他们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
后来在总结喀琅施塔得事件时，列宁指出：“‘喀琅施塔得’的教训——政治上：加强党内的团结（和纪律），加强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经济上：尽量满足中农。”[68]经济上趋向宽松，政治上趋向集中，俄共（布）十大的决策鲜明地体现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政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政策取向。
无情的镇压与惩罚
军事进攻准备就绪，苏俄政府对喀琅施塔得的武力镇压就开始了。俄共（布）十大召开前夜，3月7日18时35分，从谢斯特罗列茨克和“红山”炮台向喀琅施塔得进行了试探性炮击，对方几乎没有回应。[69]列宁在向俄共（布）十大的报告中暗示，到3月8日晚喀琅施塔得可能会有新闻传来。苏俄高层确信，在武力进攻下，“叛乱”将很快被平息。
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在经过一夜的炮击后，第七集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下达了强攻喀琅施塔得的命令。士兵们披着用来伪装的白色披风在没有任何掩体的开阔冰面上匍匐前进。3月8日整整一天政府军加强了对喀琅施塔得的炮轰，并用飞机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以及喀琅施塔得城投放了525俄磅炸弹，但政府军的进攻遭到了喀琅施塔得人的猛烈反击。他们利用地理优势，对政府军方的克拉斯诺弗洛茨基要塞、奥拉宁包姆、谢斯特罗列茨克沿岸地区——利西诺斯进行猛烈炮轰，使得谢斯特罗列茨克地区许多房屋着火，政府军至少5门大炮被炸坏。在第一天的进攻中政府军仅仅夺取了7号要塞。更为严重的是，被派去沿解冻的芬兰湾进攻要塞的红军的情绪不稳，从感情上来讲，他们同情喀琅施塔得人。部分红军士兵甚至公开拒绝执行进攻的命令。最为典型的是南方军队集群的561团，他们和喀琅施塔得的560团一样都是由库班人组成的，他们被调来执行进攻任务，但整个团都拒绝进攻，3月8日晨，该团有一个营（约600人）向喀琅施塔得投诚。从南方军区调来的混编团曾一度冲入喀琅施塔得，但却遭到了对方猛烈的机关枪扫射，不得不往后退却，并且有两个连被俘。3月8日22时，政府军不得不退回到最初的出发线。[70]政府军的第一次强攻遭到了严重的失败。政府报刊力图掩盖真相，富有政治经验的托洛茨基在给季诺维也夫和图哈切夫斯基的电报中写道：“今天的《彼得格勒真理报》上说，对于我方狂风暴雨般的火力，喀琅施塔得的反击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害怕浪费子弹，他们只用了轻型炮反击等等。这种不真实的消息在我看来是十分有害的。应该或者是不告知细节，或者是告知全部真相，因为居民们，特别是海军完全清楚事件的进程，上述做法会破坏他们对报刊的信任。”[71]
政府军第一次进攻的失败使得本以为在经过一次打击后喀琅施塔得人就会挂出白旗的托洛茨基不得不对这个问题加以重新考虑。托洛茨基向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